# 原苏东地区工人活动家谈工运情况 **我们是“国际红色通讯”，微信号：IRN-2nd** **This is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 figure src="/pics/1ddf6c5a6dc6fa44b1679a7dabcbe2e1.jpeg" >}} 图：阿尔巴尼亚城市布尔奇察 **工人活动家在以色列会面，讨论工人组织要如何同民粹主义右翼作斗争** 2019年10月，法院终于承认了布尔奇察（Bulqizë。译注：阿尔巴尼亚城市）刚刚成立的工会，布尔奇察的矿工们取得了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胜利。据当地的劳工活动家称，阿尔巴尼亚作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百上千的矿工在其中工作，没有足够安全的工作环境，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工作却只能领取微薄的薪水。然而，胜利的欢乐并没有在阿尔巴尼亚东北部的这座城市持续太长时间。他们面对着整个阿尔巴尼亚最富有的人——萨米尔·曼恩（Samir Mane），他是矿产的所有者，他背后既有的权力中心不愿意接受新工会，工人们还要面临其他难以预料的灾难——自然灾害。 法院判决后不久，矿工中的两个主要活动家被解雇。活动家们告诉我们，阿尔巴尼亚既有的工会开始反对这个新的矿工工会，他们甚至诉诸暴力。11月下旬，阿尔巴尼亚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毁灭性的地震，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抗议行动和工会工作因此被搁置至另行通知为止。 2019年12月初，博拉·梅马（Bora Mema）在特拉维夫（Tel Aviv。译注：以色列城市）讲述了布尔奇察矿工的故事。梅马是阿尔巴尼亚政治组织“政治组织”（Organizata Politike）的一名活动家，这个组织于2019年初成立，旨在联合各行业分支机构联络中心的被雇佣人员组成工会。在一个后共产主义的国家，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布尔奇察这座城市，地下蕴藏着巨大的财富，然而城市里却充斥着大量的贫穷。”梅马告诉我，该地区的矿山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民却很难从中受益。2019年12月初，梅马参加了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Luxemburg-Stiftung。译注：德国左翼党的理论机构）、社会经济学院（Social Economic Academy）与各工会和组织的代表在特拉维夫合作举办的为期三天的研讨会，讨论俄罗斯、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美国、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和以色列的社会问题。 以“面对民粹主义右翼崛起对工会工作的挑战”为主题，代表们在不同的研讨会上讨论，尤其是向他们称为“共红者”（Con-Reds）的同志（拥有同样的红色理想的同志——一个在研讨会中经常使用的称呼）讲诉他们在自己国家的斗争和行动，在自己国家里他们要面对暴力的右翼活动分子、雇主、国家当局、法院，甚至要面对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犯罪组织。 在特拉维夫海滨大道上的希律酒店（Herods Hotel）的小会议室中，地中海时而宜人时而汹涌的环境见证着这一切。不同城市、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困难，需要付出不同的努力。同时，他们也有相似的地方，有时甚至非常相似。 前苏联国家的代表受到了最多关注——这是有充分原因的。这些国家，铁幕倒塌前就存在基层组织，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些组织中的一员。如今，这些国家的基层活动产生出新的独立的组织，从这些组织的参与者的报告中仍然可以看出一些类似的模式。原先的那些大型工会组织在政权倒台后继续存在，不过这时它们的主要任务已经转为维护强者利益。当我问一位活动家这些组织最近是否为工人做了什么，她苦笑着回答道：“去年的三八妇女节，他们向女工分发了鲜花。 **尚未突破** 研讨会第二天，除其他事项外，研讨会讨论了来自这些国家的与会者所面临的情况。三名俄罗斯活动家承认，独立工会面对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府力量，所做的努力尚未取得任何重大突破。来自莫斯科的欧嘉·玛森（Olga Masson），曾经是一个独立工会（MPRA，跨区域工会“工人协会”）的成员，该协会尽管遇到种种困难，还是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功，欧嘉·玛森讨论了他们在俄罗斯面临的困难。 “基本上，共产主义政权时期不存在正常的工会。若干巨型组织吸纳了每个人为其成员，成员资格是强制的。”她解释道，“他们不会设法进行劳工斗争，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工人国家，工人反对工人国家是没有道理的。这些组织因此专注于福利分配，比如假期、节日和礼物。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劳工斗争的传统在这一时期丢失了。”这些历史悠久的组织今天仍然存在，但根据玛森的说法，它们几乎不会向工人提供任何帮助。 -你们领导斗争时会遇到什么困难？ 玛森说：“我们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由于我们丢失了劳工斗争的传统，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向法院递交请愿书。因此，工会不组织工人进行联合行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图组织联合行动，但这是一个困难又漫长的过程，我们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成功，雇主就会立即采取措施，尽其所能，动用一切资源对付我们。” -比如，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他们立即报警，联系俄罗斯安全部门，试图起诉我们，并获得法院判决。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取得任何成功。 -你们考虑过其他行动吗？ “当然，但是我们首先得将人们组织起来。现在我们的同志反复犯着相同的错误。就像这样——三个人就可以组建一个工会，然后这三个人跑去找雇主说：‘看，我们有了一个工会。’作为回应，雇主开始与这三个人斗争，而公司中的其他所有员工都不参加，只是在旁边观察。” 尽管描述语气悲观，玛森还是谈到工会活动取得的一些成功。比如，莫斯科南部本特勒（Benteler）工厂的工人罢工了三天，该工厂隶属于一家德国公司，生产汽车的零部件。按照玛森的说法，工人的要求都被满足了。 -这可能是因为它是一家国际公司？ “是的，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我们做了广泛的研究，得出结论，大众汽车和本特勒工厂是紧密相连的。例如，本特勒工厂向大众工厂提供低成本零部件的制造系统，而大众工厂没有为这些零部件建立仓库。这意味着，如果本特勒工厂的生产停止，这些零部件在大众工厂就会消失，生产也会停滞。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国外专业培训** 到目前为止，尽管报道的情况似乎与以色列工会工作的情况相去甚远，但俄罗斯活动人士讲述的下一个故事对以色列读者来说将是非常熟悉的。安德烈·比特科夫（Andrey Bitkov）和“工人协会”成员玛森一样，谈到了正在经历建筑热潮的喀山市的起重机操作员（译注：即吊车司机）的挣扎：“在这个城市，大约有200名受过训练的起重机操作员，他们的工资很低，工作也不稳定。今年他们向我们求助。由于我们在这座城市没有代表，我们请求当地的左翼活动分子提供帮助，并通过社交网络与他们对话。” 比特科夫解释说：“我们的情况与以色列相似。建筑热潮正在兴起，许多从事建筑工作的人都是农民工，对工作安全的监督也很少。起重机操作员的工资很低，每小时大约三美元。我们要求小时工资翻倍，工作稳定，工作场所安全。” 比特科夫讲到，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募集捐款，组织了一场罢工，希望大约80名起重机操作员能够参加。但不幸的是，“只有30名起重机操作员罢工，因此该市大多数建筑工地的工作没有中断。我们制造了很多噪音，但没有导致实质性的结果。然而，这场运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导致了俄罗斯其他地区吊车操作员的声援示威，并将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相比之下，美国与会者描述的困难似乎大不相同，但同样复杂。了解他们如何以创新的方式来对付不妥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尤其有趣的。俄勒冈（University of Oregon）大学劳工问题专家戈登·拉费尔（Gordon Lafer）教授在研讨会上谈到了这些行动。他描述了夏威夷酒店工人的斗争。在那里，清洁工每天必须完成几十个房间的工作定额。 他们使用最常见的手段——罢工，甚至突然的罢工，都是徒劳的。清洁工在清晨6点开始罢工，但是拉费尔说，在当天上午9点，酒店所有的职位就都有了新的工作人员。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知识，使用一切可用的方法。 活动人士注意到，来夏威夷旅行、特别是入住这家酒店的游客大多是日本人。因此，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通过联系日本的旅行社并向他们提供信息，组织一次抵制活动。他们发传单和打电话来能说服旅行社。事实上，这确实使得入住这家酒店的游客数量下降。拉费尔讲述了酒店如何试图用可疑的手段打击工人，但“法院判决酒店败诉，日本旅行社宣布，只要工人的身份不符合规定，他们就不会安排任何游客入住。” 总的来说，研讨会表明，不仅超级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和工会在不断努力寻找新颖和创新的办法来保护工人权利。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工人在国外接受专业培训期间向他们提供经济支持，使他们更胜任自己的领域，增加他们找到工作的机会。其他例子包括承认技术变革及其对争取权利和保护已获得的权利的重要性，以及了解“Me-Too”运动及其对在工作场所保护妇女的影响。 **谈判时别喝太多！** 与会者还就与管理层和政府官员的谈判提供了有趣和新颖的建议。例如，根据个人经验，其中一人建议在谈判期间不要喝太多酒，因为谈判随时可能终止。来自乌克兰的与会者讲述了一个矿井的情况，矿工的配偶和子女都参加了抗议活动——有时过于活跃（一名管理人员的衣服被撕成碎片）。 在研讨会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与会者听取了UNI全球联盟美国分部（UNI全球联盟：前身是国际联盟网络，是一个全球性的技能和服务联盟，汇集了国家的地区工会）理事艾兰·塞布尔（Alan Sable）的一份有趣的专题报告。2019年10月公共交通价格上涨后，智利爆发了抗议活动。从那时起，尽管当局一直试图镇压抗议活动，但抗议活动仍在继续。 “我们正努力在智利建立工会。问题是，只需要八个成员就可以建立一个工会。因此，这里有许多小团体，但几乎没有任何强大的组织。我们一直在努力增加工会成员数量，并帮助在私人医疗服务领域建立工会——现在这些工会正在参与抗议活动。” 塞布尔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的一些变化。然而，在他看来，这些变化只是创造了一个非常狭窄的机会窗口，我们需要加以利用。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机会窗口很快就会再次关闭。在我看来，现在的挑战是确保具体改变发生，特别是在最低工资、医疗保险、养老金和教育方面。”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了历史视野之外，新的工会还正试图带着新的想法和改进的机制走向未来，仅仅依靠劳动仲裁、罢工和制裁（如示威和请愿）是不够的。至少从外部来看，人们似乎正在加紧努力，发展一种高科技场景下劳工斗争的模式，一种技术工会：一个小型独立系统，能够在不依赖该领域陈旧过时的制度的情况下发起重大变革——甚至不依赖那些本应为工人服务的制度。 工会Ko'ah LaOvdim的两位秘书长之一尼赞·特马尼（Nitzan Temani）在研讨会结束时总结说，“我在这里看到了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某种共同之处，工会成员开始明白，他们不能依赖旧的结构。”在她看来，这与美国模式截然不同，在美国模式中，“每个组织都各司其职，不试图影响整个政治。这个想法是非常有趣的，突然一下震撼了我。我们不能总是低头，而是要抬起头来。” 在与会者聚会举杯（考虑到有关谈判期间喝酒的见解，只饮了一杯）之前，俄罗斯活动家宣布捐赠20万欧元，用于支持阿尔巴尼亚矿工的斗争。因此，团结并没有停留在纯理论的层面上。 在离开之前，研讨会的与会者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问卷，描述他们参与研讨会的收获，以及他们返回本国后打算采取什么行动。调查问卷写道：“是选择推翻全球资本主义，还是选择针对你周围的某些事情采取具体行动？”其中一位与会者抬头回答说：“当然是推翻资本主义。” - 来源：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网站 https://www.rosalux.de/en/news/id/41454/what-can-workers-do/ - 翻译：Renown 校对：栀 {{< figure src="/pics/cc358939b58024bfe631bbe3341deeaf.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