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成员访谈：疫情影响和左翼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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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4日）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由于各国的政府应对措施、公共基础设施状况以及经济和能力不同，疫情对各国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是最先能够控制感染病例和死亡数量的国家，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新冠疫情数据报告指出，如今德国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十，死亡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九。  


为了解新冠危机对德国的冲击和极右翼势力兴起的相关情况，《人民快讯》（Peoples Dispatch。以下简称PD）的记者穆罕默德·夏贝尔（Muhammed Shabeer）采访了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Youth，SDAJ。译注：[1]德国的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国际委员会的卢卡·谢菲（Luca Schäfer。以下简称LS）。  


**PD：当前仍在肆虐的新冠疫情对德国，尤其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是怎样的？你们如何评价政府对此次危机的回应以及正在进行的疫苗接种行动？**   


LS：首先，必须指出，新冠病毒引起的全球大流行恰逢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危机的信号在全球范围内早就初现端倪，尤其是在2019年最后一季度的德国。最初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时候，它对经济和统治阶级的应对措施起到了催化的作用。鉴于经济处于停滞的状态，德国资本的代表与“社会伙伴关系适应性工会”（social-partnership-attunedtrade union）[2]的领导人一道，立即呼吁政府给予垄断企业和银行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而这些钱，来自于德国工人阶级缴纳的税款。本次疫情的影响之一，是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当数十亿欧元被用于“拯救”大企业（德国政府对汉莎航空的援助计划[3]）时，德国国内的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以及大部分德国工业无产者却因紧缩和削减而遭受打击。短时工作津贴[4]制度、裁员，以及地区性的封锁（这影响了地方的餐饮业和闲时小生意）使数百万被剥夺的人民陷入贫困——目前还不能充分评估疫情和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  


（译注：[2]一种调节劳资关系的工会组织，工会内部有德国政府、工人、资本三方的代表。）  


[3]2020年5月德国汉莎航空宣布，已获得政府批准，从一个政府支持的基金，取得90亿欧元（760.44亿港元）的一篮子“稳定方案”援助金，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业务带来的冲击。[财华社]  


[4]短时工作津贴，即政府由于企业缩短工时而为工人提供的补助。然而，即使有短时工作补贴，在2020年4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个德国家庭的平均损失仍达到年收入的25%，为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在文化领域和酒店业领域，平均收入损失更是高达30%。[央视]）  


德国经济支配者的政治官员们对新冠大流行作出反应的特点，是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保护少部分垄断资产阶级。同时，教育和卫生系统却严重缺乏资金，学生在寒冷的房间中打颤，工人阶级因为私人休闲行业的严格封锁而备受打击，但大型的生产和雇佣劳动却仍在正常进行。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内外的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开始得很晚且进行得很慢，德国政府为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tech）和辉瑞公司（Pfizer）两家私人企业提供了3000亿欧元的补助用于疫苗的研发，并在竞争中购买了数百万支疫苗。然而，正常的疫苗供应却依旧不能保障。德国政府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失败了，现有确诊病例超过2万，数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这就是一意孤行执行保护资本主义剥削秩序的政策的恶果。  


**PD：疫情对德国的年轻人和学生群体有什么影响？是什么促使你们在德国几个城市组织学生运动？**   


LS：疫情的冲击和德国政府漫无目的且随意的防疫政策，使学生的核心利益受损——大学关闭，学业只能通过远程教学艰难进行，私人生活的活动空间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学校只是在疫情之初（2020年4月至6月）关闭了一段时间，随后因为感染人数的增加，直到大约12月15日的圣诞节假期（译注：[5]圣诞节假期一般在两周左右。）之前，政府才再次关闭学校——原因很明显：家长们更倾向于外出工作赚钱，而无法在家中与子女一起解决学习问题。更糟糕的是，学校电子设备的不足和部分家庭的低收入状况，使得有偿的远程教育难以继续——而执行这项任务的压力和额外的工作量全转移到了教师的头上。体育、文化、夜生活以及临时工作机会全部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数百万年轻人既无法通过副业赚取额外收入，也无法充实地度过休息时间。  


许多年轻人现在找不到实习工作。而那些有培训场所的学生，尽管面临着职业学校关闭的状况，却不得不继续面对培训内容的困难，对前路感到迷茫，而且缺少资金。另一方面，平时需要通过兼职来赚取生活费的学生群体也面临着生活费用不足的窘境，而国家在此方面的补助实在是太低了。  


在慕尼黑、卡塞尔、柏林、法兰克福和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中，我们主要关心的事情，是表明年轻人不会轻易接受这些以损害年轻人利益为代价的危机应对措施。尤其是在德国右翼势力简单地要求废除所有防疫措施，并组织规模最大的反对政府行为的抗议活动之时，对政府不合理的政策表达出另一种进步的回应就更显得重要。  


**PD：为什么一系列反封锁抗议、“卫生示威”[6]和阴谋论在整个德国蔓延？这些抗议者是谁，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6]译注：右翼势力参与的一系列反对政府实行居家隔离和要求废止政府防疫措施的抗议集会）  


LS：“卫生示威”的社会基础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他们受到了疫情和主要针对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限制所造成的社会衰退的威胁。但也有许多人只是对私人生活所受的持续限制感到不满。其标志是“横向思维”（Querdenken）运动，该运动由德国南部的小商人迈克尔·鲍尔韦格（Michael Ballweg）发起。“横向思维”组织了游行示威，并迅速蔓延到德国其他主要城市。它反对的是政客们为遏制病毒的必要传播而采取的“独裁”措施。运动的动机与参与者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其特点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保守的右翼分子和那些疫情带来的经济颓势所影响的人混杂在一起。但是，示威活动总是吸引法西斯势力，他们把示威群众作为煽动和集会的理想环境，有的甚至完全挟持了游行队伍。我们从一开始就强烈批评了这些示威活动，没有参加任何此类示威活动——尽管我们对政治和国家提出了各种合理的批评——作为以科学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严格反对把新冠疫情爆发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简单化，与法西斯势力联合示威是不可能的。  


然而，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参加这些集会的人的世界观都是右翼的。我们分析认为，此类示威活动是一个受统治集团欢迎的宣泄口，被用于抵消左翼对这些措施的适当批评。这些运动认为这些措施是一种“阴谋论”，并将其引导到符合现行制度的渠道上去。这样看来，联邦政府面对疯狂的“横向思维”阴谋论所采取的行动，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就变得合理得多。因此，右翼的群众动员也为德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借口，使它能够将自己前后矛盾的措施归咎于这些抗议。尽管拥有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和法西斯骨干的参与，但反封锁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造不成什么威胁。因此，我们认为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左翼的反击运动，明确地孤立法西斯分子，唤醒危机中的受害者，将他们团结到阶级斗争中去。到2020年底，关于新冠病毒的示威活动已经明显地平息了下来——随着对病毒的胜利，它们将完全消失。  


**PD：你们怎么看待德国日益增长的极右翼、种族主义、反伊斯兰的暴力和仇恨犯罪？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和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针对极右翼攻击有什么对策？**   


LS：首先，右翼的暴力行为和法西斯恐怖主义一直都存在于西德国家，甚至能追溯到这个国家（译注：[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初。去纳粹化或者说拒绝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民主转向，从来就没有在联邦德国发生过——这是为了同苏联社会主义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制度性竞争。为了对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民主组织实行恐怖，西德统治阶级容许并保留了法西斯余孽，把他们当作达成这一目的和进行分裂的工具。198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爆炸案（Oktorberfest）[8]、索林根纵火案（Solingen）[9]，以及90年代初的罗斯托克利希滕哈根（Rostock-Lichtenhagen）[10]爆发的类似大屠杀的暴力事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证。目前的规模丝毫也没有削弱——哈瑙、哈勒的袭击或切姆尼茨的骚乱都是全面右转的表现。在过去的几年里，研究人员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已经在警察、行政部门和军队中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法西斯结构网络——但用于打击法西斯的要德国秘密机关本身也通过资金和指示来参与法西斯活动。  


（译注：[8]由新纳粹分子实施，造成243人伤亡。  


[9]1993年5月29日，极右翼势力和种族主义者针对土耳其人的房子进行纵火，造成2名妇女和3名女孩死亡，14人受伤。  


[10]1992年8月针对外国人的极右翼和新纳粹主导的暴力事件。）  


然而，对我们来说，法西斯恐怖网络和右翼的群众动员明显不是我们目前经历的向右转变的主要方面。所谓“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政党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取消公民权利（例如，通过监视法和扩大警察和秘密机关的权力）和破坏议会的共同决定。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在反法西斯工作中遵守两项核心原则：一方面，应当明确，我们力图防止任何法西斯示威或暴力的爆发；然而另一方面，仅仅阻止右翼示威或抗议法西斯运动是不够的。要削弱法西斯分子的基础，我们需要建设强大的工人运动，保卫我们自己的权利免受侵害——无论起源、宗教或性取向如何。那些与移民工友一起为反对裁员或争取改善工作环境而罢工的人，有更大希望认识到我们社会中的致命分裂在哪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而不是德国人和移民之间，或者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  


**PD：在今天的德国青年中，左翼的影响力有多大？青年对极右翼的支持是否有所增加？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LS：在德国土地上第一次、划时代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statist socialism。译注：[11]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失败30年后，政治上的左翼一直遭受打击。如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30年来对社会主义成就的诋毁、胡萝卜加大棒的宣传和谎言，深深渗透到整个阶级的意识中。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有时成功地扼杀了阶级意识的萌芽。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特别是共产主义力量在青年中的影响有时是有限的。虽然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巩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并通过有针对性地解决同志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来扩大组织的规模——但我们还没有能力和规模去进行独立且广泛的斗争。  


然而，我们认为，德国青年没有围绕我们的政治对手组织起来的倾向。相反，许多年轻人自发地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发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在德国青年中也很常见，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拒绝竞争逻辑，并看透了资本主义如何破坏我们的环境。包括另类选择党（AfD）在内的法西斯团体也接触到了年轻人，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成为吸引那些政治倾向不明确的年轻人的磁石。  


**PD：请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最近在争取气候正义[12]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了怎样的最新行动？**   


（译注：[12]气候正义将人权和发展联系起来，以实现以人为本的方针，保障最弱势人群的权利，公平公正地分担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带来的负担和利益。）  


LS：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认为反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科学证明的事实是，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像每个阶级社会中最顶尖的百分之一，是碳排放的主要制造者，跨国集团和垄断企业不顾自然和环境地进行生产，肆无忌惮地利用自然条件谋取利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为追求利润，破坏了人类生活的基础。为了反对这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行为，从瑞典开始，数十万学生在每周五举行罢课活动。  


一直以来，我们的地方组织都在支持“为了未来的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FFF。译注：[13]也称“气候大罢课”，是青年学生争取环保政策的运动）。从内容上讲，我们总是着眼于反资本主义的影响方向。在这样做的时候，把“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这样的大运动和工人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学生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罢课，但他们缺乏推进他们诉求的力量。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种力量。因此，我们正在工会中努力，以确保与“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进行协调并相互支持，例如，将各种罢工活动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在“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内部努力确保它不会提出反劳动人民的要求（例如，在不以财产税作为补偿的情况下征收二氧化碳税）。尽管“为了未来的星期五”动员群众起来抗议的持续时间比我们最初预期的要长，但这场运动现在开始衰落，主要是因为这场运动缺少果断的行动。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向“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内已经政治化的年轻人提出政治建议，并与他们一起组织长期形式的抗争。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我们自己的”帝国主义上——正如卡尔·李卜克内西（译注：[14]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所言，德国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就是德帝国主义。德帝国主义在国内的任何削弱，都减少了它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进行剥削的可能性。我们要打击德帝国主义“安稳的国内环境”。例如，我们通过运动将军队和重整军备的成本与亟需的医疗和教育投资进行对比，要求裁军，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曝光德国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战争行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译注：[15]主要由各国共青团和反帝青年组织组成的国际组织）内的反帝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了联系。在分析当前世界形势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德国的帝国主义，还要看到美国这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清楚地表明，就像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一样，这场冲突中的主要好斗者来自北约，特别是美国和欧盟。我们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声援社会主义的古巴、查韦斯主义的委内瑞拉、伊朗人民和遭受以色列种族隔离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  


**PD：警察为什么对历年都举行过的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集会进行攻击？民众对警方反集会的粗暴行为有何反应？**   


LS：警方声称，阻止今年柏林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活动的原因是，一小群参与者携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FDJ）的旗帜，穿着该组织的制服。尽管该组织的服装和旗帜没有被法律禁止，而且示威领袖和左翼党议员也认为没有违反法律，但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柏林，警方却进行了暴力执法的行动。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位坐轮椅者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一位年轻同志。对我们来说，他们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利用新冠疫情下参与纪念活动人数较少，柏林警察对进步势力进行镇压并取得了成效。事实上，统治阶级为镇压这次示威活动做了充足的准备。  


尽管警方进行了更多袭击和大规模拖延，他们还是没有得逞，示威活动仍得以重新组织和进行。对我们和德国的共产党来说，很明显，这次袭击不仅是针对“自由德国青年团”，而是针对整个示威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参与者的想法和所属组织各有不同，但团结一致地捍卫示威活动是完全正确的。非法使用警力必须承担法律后果。示威结束后，资产阶级媒体对警方的不法行为轻描淡写，并且公开为之辩护，《青年世界报》（Junge Welt）等日报的批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被审查和删除。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照片后来被用来公开诋毁示威活动：示威者尝试通过建立人墙来保护自己，媒体后来强调，这一人墙没有遵守卫生保护措施条例。我们从一开始就有遵守卫生条例的意识，但警察的暴力攻击使我们无法做到全程遵守条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传统上是强烈反共的，它隐瞒了这些事件的真相，将示威者妖魔化。然而，除了左翼团体之外，公众为保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反抗几乎是看不到的。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继续下去，好在有国际上的同志和全国的参与者与我们站在一起，镇压绝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 来源：《人民快讯》[印度]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3/04/the-pandemic-and-the-rise-of-the-right-in-germany/  


* 翻译：Dasein Weber  


校对：三角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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