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响亮的拒绝
结果是压倒性的：反对阵营赢得了61.88%的投票，赞成一方则获得了38.12%的投票。有超过1300万选民参与了投票（占全体选民的85.81%），比2021年12月第二轮总统选举还多450万人，人数的上升主要是因为建立了带有自动注册功能的强制投票制度。 在最南端的麦哲伦大区（Magallanes region），反对阵营赢得了60%的投票。加夫列尔·博里奇总统一家曾就生活在这里，对这位年轻的左翼领袖来说，这场失利颇具个人针对性。在北方，赞成派得票低于35%。绝大数的马普切（Mapuche）[1]社群生活在阿劳卡尼亚大区（Araucanía region），在那里，反对派的得票率接近74%。甚至在更大的圣地亚哥（Santiago）和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也是如此，那里的城镇区域一向更为支持改革，并且最近选出了好几位左翼（包括共产党）市长，然而支持新宪法的人也没有占得多数。在全国346个城市中，赞成派取得多数的只有8个。 很快就有媒体报道显示，反对宪法草案的右翼和“中派”阵营在圣地亚哥富人区的街道和广场上庆祝他们的胜利。极右翼也表示了对结果的满意。一些保守派领袖也对他们胜利的范围感到震惊，这在两年前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候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绿洲”和“舞台”的智利，以十月抗争（October Rebellion）为标志，似乎就要走上一条新的历史性道路了。 新自由主义的精英们为了修补他们这种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上的巨大裂痕，已经做出了一些自上而下的尝试，这几乎导致了对亿万富翁塞总统巴斯蒂安·皮涅拉的弹劾。2019年11月15日，议会中几乎所有的党派都签署了《社会和平和新宪法协定》（Agreement for Social Peace and a New Constitution）。创立于2017年的左翼的“广泛阵线”联盟（Frente Amplio）因此分裂，其中一派认为该协定意味着对正在进行的斗争开展必要的制度性引导，另一派则将其看作是对这些斗争的弱化。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各行业人士将其描述为各政党的一种新的“杂糅混合”的产物，因为除了其他原因外，该协定是在群众运动面临智利政府的罪恶镇压时签署的。 事实上，该协定的缔造者之一就是在2021年12月19日当选智利总统的加夫列尔·博里奇，他来自“广泛阵线”，成为了他自己的阵营和共产党组成的联盟的领导人。这似乎证实了在投票箱里寻求改变的社会意愿，即使这是基于一个十分温和的方案，而且反对安东尼奥·卡斯特。卡斯特是一个极右派，是要求“秩序”的代表，他的“秩序”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有着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含义。 警钟已经敲响，但是一大部分左翼似乎没有听到。此前，2020年全民公投的结果有力地表明了社会政治转变（78%的投票者赞同用一个新的基本宪法来埋葬1980年宪法）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尽管制宪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国会旧党派“监管”的限制。在那时，另一个警钟也已敲响：全体智利人有近乎一半没有参加投票，尤其是工人阶级社区。但从2019年十月抗争开始的势头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仍然足以使其在制宪会议里彰显自身。制宪会议平等地为原住民和独立人士保留了席位，女权主义者和其他社会运动也出席了制宪会议。 右翼和绝大多数保守派阵营被逼到角落的事实，使得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十分先进的进步性宪法文本得以起草。它力求终结新自由主义附属国的状况，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社会的、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应当团结、平等，重视种种基本权利，囊括各种形式的参与式民主，为公共利益和解决气候危机的方法提供空间。新宪法草案还包含重要的女权主义诉求，比如承认家务及护理劳动。草案还规定：建设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对水资源实行去私有化，用地区议院代替参议院，融合马普切人民的一些历史性要求，并最终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 劳动法规在文本上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包括按活动部门进行集体谈判，有效的罢工权以及工会所有权，所有这些都是智利现有法律体系的一次哥白尼式转变，并且在许多当地和跨国企业领导人中造成了不满。然而很明显，新宪法不会废除新自由主义，但它可以为智利的阶级斗争开辟道路。 所以，我们该如何解释本次被许多社会组织看作历史性进步的宪法提议，在绝大多数智利人民面前遭到拒绝的事实呢？失败的原因
首先要指明的是，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有能力把力量集中在社会斗争似乎已经击败了现存社会-经济模式的每一个领域，即已经庄严载入了新宪法草案的那些社会权利的领域，比如医疗、住房、用水、教育以及劳工领域。 为此，反对阵营的势力发起了一场充满极其无耻的谎言的传媒运动。通过大规模的社交媒体运动并利用其对媒体近乎垄断的地位，他们大肆散布以下这些无稽之谈：“市民将被迫在一个崩溃的公共医疗系统接受服务”，“教育自由将被废除”，“要建立的福利计划将会导致工人们选择不工作”，“住房将被没收，私有财产将被废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将被废除，以支持原住民和同性恋以及其他少数群体”，“礼拜上帝的自由将被废除，福音派信徒的社区将受到迫害”，“将允许在孕期任何阶段进行堕胎”，“将取消所有入境管制”，“罪犯将比受害人得到更多的司法保护”，“工人们的储蓄将被没收，以防止他们的财产得以继承”，“国名和国家象征都将被改变”——这只是列举了在网络电视频道的强制选举时段出现的一些言论。 除了反对派运动的广泛谎言外，右翼的战略谋划能力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他们甚至巧妙地选择了一个宣称支持宪法改革、但是并不支持新宪法的运动，从而在政治光谱的中间派和前民主政党联盟（Concertación (Coalition of Parties for Democracy)）的支持者里寻找盟友。 相较而言，赞成新宪法的运动的政治力量在这一点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使议会左翼和反自由主义社会运动在制宪会议上赢得了大多数席位，但他们的不和在开始选举执行委员会时就已十分明显，并且一些成员似乎还保留着名誉扫地的智利国会的做事风格和习惯。独立议员名单遭到了一些挫折和一桩丑闻，此事以一名成员的辞职而告终。与此同时，中左翼势力不情愿追随与游行有瓜葛的成员所提出的重建主张，每一条款的通过都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这一规则的实施又加强了限制。 在许多情况下，尽管有无数次的咨商和参与式提案，制宪会议仍然已被看作是远离了人民的当下关切及其利益的存在，并且不可能在短短几周内扭转这种势头。 另一方面，尽管博里奇政府承诺了进步改革，但很快便遭遇了同样的公共信任危机。当需要政治决心来推动变更宪法的车轮运转之时，政府却为了能够实现统治，通过与国会里的少数派——前民主政党联盟的成员寻求“务实的”结盟而发起了一个犹豫不决的授权。有许多次，人们可以感受到政府真正的领袖、财政部长马里奥·马塞尔（Mario Marcel）的分量，他是前央行行长，而且还是1990年起就领导着国家的社会-自由阵营的一名前激进分子。 内政部长伊斯基娅·西切斯（Izkia Siches）在上任之初曾短暂地与严阵以待的马普切社群寻求对话，结果后来却支持对该地区的军事化以及监禁激进的原住民领袖赫克托·莱图尔（Héctor Llaitul），她也因此广受抨击。同样的情况还有十月抗争中的政治犯，其中一些人仍处于审前羁押状态，而执行委员会已无意进行大赦。智利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具体的进步，但是在诸如温和的税制改革等关键问题上缺乏进展，阻碍了政府改革议案的巩固。 这个进步政府似乎不愿正视平常的经济问题和实际上的权力问题，也不愿动员自己的基础。受这种阶级视角推动，博里奇选民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转而公开地反对他。与此同时，右翼利用其屡试不爽的媒体机器，将日益增长的对政府的反对和新宪法草案混为一谈。媒体大肆报道有组织犯罪和毒品买卖的增长，并将其与智利北部的移民们面临的严峻局面联系起来。一开始被强制投票动员起来的新的选民，与失望的民众直接连接起来，从而确保了反对阵营的压倒性胜利。 正如历史学家伊戈尔·戈伊科维奇（Igor Goicovich）所说，你如果看了9月4日的结果，那么就会清楚工人阶级和政府以及制宪运动之间的裂痕。关注女权主义、环保主义以及民族多样性的社会运动在制宪会议上提出的许多议题，无法在工人阶级选民中吸引太多支持，甚至引发了关于缺乏在全国各地“从下层”讨论这些事项的社会动力的怀疑： 在被环保主义者称为“死亡地带” （sacrifice zones）的所有社区中，拒绝派得票都以极大的优势胜出了……广阔南部的比奥比奥大区（Bio Bío Region）和阿劳卡尼亚大区（La Araucanía）的社区情况大同小异，他们都以砍伐木材为主要产业，在那里，木材公司和原住民社群之间的矛盾已经急剧激化。当观察圣地亚哥首都大区（Metropolitan Region）的社区选举行为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历史趋势：拥有高收入群体的社区，比如拉斯孔德斯（Las Condes）、洛巴尔内切阿（Lo Barnechea）和维塔库拉（Vitacura）的绝大多数人都投了反对票。主要由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社区，比如拉塞雷纳（La Reina）、普罗维登西亚（Providencia）、马库尔（Macul）、佩尼亚洛伦（Peñalolén）和拉佛罗里达（La Florida）也把票投给了反对派，只有迈普（Maipú）和纽尼奥阿（Ñuñoa）的社区例外。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工人阶级社区也都投票给了反对派，包括雷科莱塔（Recoleta）、埃尔博斯克（El Bosque）、拉平塔纳（La Pintana）、拉格兰哈（La Granja）、洛埃斯佩霍（Lo Espejo），塞罗纳维亚（Cerro Navia）、伦卡（Renca）和独立镇（Independencia），这些地区历史上一直都是左派的大本营。现况如何？
尽管如此，在上周日和2020年的全民公投中都投了赞成票的工人阶级群体正带着一种灾难般的感觉进行着斗争，我们可以看到这后面的决心，那是对智利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深刻敌意。很明显，这种敌意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 在9月4日的演讲中，博里奇呼吁全国团结，把“极繁主义（maximalism）、暴力和偏执”丢下，并且宣称会早早改组他的内阁。他将选择我们已描述过的符合一贯“中立倾向”的人进入内阁，更多地为前民主政党联盟的势力敞开拉莫内达宫（La Moneda）[2]的大门，而这将进一步损害他的共产党盟友。该内阁的任务将是尽快敲定以财政协议为形式的税制改革的方案。可以预见的是，这将是政府眼下生死存亡之际的优先事项，也即通过拥抱能赚快钱的生意来吸引资本，从而获得用于公共开支的资金，以遏制可能爆发的示威。 在宪法层面，所有政党均确认将继续为制定新宪法而努力，但是这一工作将由现在的国会来主导，从而预示了自2019年以来就遭遇强烈反对的共识政治的回归，并且埋葬了新宪法的改革痕迹。9月4日，面对全民公投的结果，“争取赞同的社会运动突击队”的声明总结道： “重要的是，那些让我们组织起来使得这一进程成为可能的群体，也必须承担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任务。现在没有回头路。我们的人民做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决定，推翻皮诺切特宪法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任务仍然在议程当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吸取的教训将十分重大，因为我们的社会运动已不再是这一宪法制定之前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