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Uganda Textiles, Garments, Leather,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 (UTGLAWU)）的五名成员在首都坎帕拉（Kampala）被警方逮捕。

他们手持海报和写有“支付工人工资，尊重劳工权利”的横幅，来到一家销售阿迪达斯这个跨国服装公司产品的商店，并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是反对服装供应链中（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对工资的盗窃和对工人的剥削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

全球285个工会和劳工权益组织参与了这场运动，它们指责阿迪达斯拖欠工人工资。仅在柬埔寨，就有8家阿迪达斯供应厂商拖欠工人工资达1170万美元。

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的这次声援行动，以工会成员前往坎帕拉的商店递交请愿书作为开始。然而，他们遭到了逮捕并被带到了中央警察局。警察企图将他们的行动定性为违反《公共秩序管理法》（Public Order Management Act (POMA)）的非法抗议和非法侵入，致使他们被拘留和审讯了数小时。

对这次声援世界另一地区服装工人的简单行动的报复表明，在乌干达，尤其是在纺织和服装行业，工会领导人饱受着恐吓。这个行业因工作不稳定和将投资置于有尊严的劳动条件之上而臭名昭著。就乌干达服装和纺织行业工人组织起来的情况，以及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对乌干达劳工权利的影响，《人民快讯》（Peoples Dispatch）采访了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的成员艾琳（Irene）。

虽然该工会1979年才正式注册，但其斗争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殖民政府在尼罗河沿岸建立了尼安萨纺织工业公司（Nyanza Textile Industries）。艾琳接着解释说，该工厂的工人曾试图自己成立一个协会来进行集体谈判。虽然当时没有成功，但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个协会最终发展成为了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

该工会目前大约有7000名成员，它动员了纺织和服装工厂的工人，并一直在努力扩大其阵地，以便让在中小企业（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等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工人加入进来。

结构调整计划的影响

就像全球南方的其他地区一样，结构调整计划（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和随之而来的自由化、私有化对乌干达工人产生了严重影响，导致了大量的失业、经济非正规化和工厂被出售，所有这些都对工会的力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此外，新冠病毒疫情也是一个打击。

根据乌干达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非正规部门对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1%。根据乌干达财政部发布的《2021年贫困状况报告》，该国估计有79%的企业属于非正规部门，全国有75%的人口在非正规部门工作。

艾琳表示，众所周知，非正规部门的贫困率很高，同时福利率较低，整体不稳定程度很高。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在包括服装和纺织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工人开始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被解雇，并且在没有获得任何解雇补偿金的情况下被遣送回家。

她同时还补充说，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还在努力接触居家生产（从事裁缝、缝纫和编织活动）的工人。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一份报告，非农业非正规部门86%的工作岗位都是以家庭为单位（household-based）的。工会也一直在动员皮革、塑料和泡沫行业的工人。

工会还一直筹备着让轧棉厂的工人加入进来。随着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原有的轧棉合作社已经倒闭了。

在进工厂做工被认为是一个人能获得的“最好工作”的背景下，在一个有1800万人（近40%的人口）在多维贫困[1]中挣扎的国家里，工厂车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剥削场所。

艾琳详细讲述了工人面临的性别化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欠薪、医疗保险缺乏、工伤赔偿缺乏，以及工时过长甚至没空上厕所等问题。虽然结社自由法在纸面上是存在的，但据报道，工人往往会因为加入工会而受到伤害。

恶劣的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往往也是不安全的，“一些工人只戴一只手套，而且必须使用一整年”，而另一些工人则经常被迫自费购买劳保装备。

虽然只有约18%的劳动人口被纳入国家社会保障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的覆盖范围，但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还是遇到过雇主“以不同方式”缴纳社会保障费的情况——雇主没有汇出这笔款项，而是“将其留作专项基金，以备工厂倒闭时自保”。

同时，工会表示工人每天的收入还不到一美元。几十年来，乌干达在实施有效的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一直无所作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指导，乌干达议会于2019年通过了《最低工资法案》。然而，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总统最终拒绝签署该法案。

艾琳还说：“工人们无法负担基本生活费用。例如，大多数工人都住在简陋的住房里，而且大多是很远的贫民窟，他们不得不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工作地点。在经济困难时期，工人们每天吃不起一顿像样的饭，甚至连医疗费都负担不起。”

工会还指出，大多数工厂不给工人提供身份证明，这些工人基本上是合同制的，只雇用一段时间就被解雇。

工会活动面临的挑战

由于一些工厂戒备森严，无法接触工人仍然是工会组织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甚至连了解这些违规行为都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工人们自己也担心会遭到报复……大多数情况下，当工会招募工人并向工作场所（管理层）提交意见时，工人们就会被解雇。”

艾琳说：“一些服装生产线对我们来说是隔绝的，所以即使我们能够在其他生产线组织工会，服装行业也仍然是一个挑战。”在乌干达的服装企业中，有些生产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成衣，有些向非洲其他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出口产品，还有一些完全专注于生产棉绒。

乌干达的纺织业仅限于几种基本的服装，而该国已成为西方输出二手服装的市场，这些服装通常更便宜，且被认为更“时髦”或“时尚”——“这也扼杀了本国的服装业”。

进出口失衡，或者说广义上的贸易不平衡，在乌干达根据《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与美国签订的协议中也有明确体现。虽然协议中承诺的项目将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以优惠条件向美国出口成品，但乌干达向美国出口的一些主要产品仍然是咖啡、茶叶和香料。

不仅如此，从“阿戈阿女孩”（AGOA girls）[2]的案例也能明显看出，这里的工作环境是极具剥削性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青年失业问题持续存在的国家，上述情况导致许多人出国寻找工作，其他人则转向中小企业，包括电器店、杂货店和美容院等等。

然而，艾琳指出：“归根结底，这些中小企业也面临着高额税收和租金的挑战。以年轻人和妇女（包括单身母亲）的生意为主的小企业正在倒闭，她们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迫返乡。”

“通货膨胀正在影响许多人的生活，尤其是工人，他们甚至无法按时领到本就少得可怜的工资。在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封锁期间，高油价导致运输成本几乎翻了一番。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两点一线的通勤也成了一大挑战。他们目前仍然难以负担这些费用”。

最后，艾琳总结道：“创造就业机会而不真正考虑劳动条件……这是对人权的侵犯。现在是政府清醒地认识劳工问题的时候了，别再为投资者创造毫无尊严的工作岗位而喝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