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图：埃及警察用枪指着抗议学生

2019年5月下旬，埃及的青年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新出台的全国考试系统的失败。这一考试系统的推行者是该国的军事独裁政权。

成千上万的中学新生参加了和平游行，要求罢免教育部长——塔里克·绍基（Tarek Shawqi）。绝大多数示威者是15岁左右的青少年。

2017年2月接管国家教育系统之后，绍基便声称要建立全新的、能给埃及带来积极变化的教育系统。绍基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人。正是因为这一履历背景，一些人对他充满期待。塞西独裁政权及其支持者不仅将绍基宣传为全面的教育专家，还特别将其包装为通信科技领域的专家。

人们本来以为，他的任期将从全面整治埃及教育系统的各种问题开始。这些严重的问题包括：学校数量不足、教学班级人数过多、教师培训不到位、科学课程不足，以及旨在提升学生分析能力的教育的缺乏。在埃及，学校的很多课程都以陈旧的死记硬背法教授，而不是运用批判性思维。

在最新技术方面，埃及学校也面临着严重的缺陷：缺少可靠的互联网和完善的计算机教室。

然而，在着手解决任何一项重大问题之前，绍基就莫名其妙地决定将推行平板电脑教学和考试系统作为第一项重大“改革”。然而，没有足够的电子基础设施来支撑这一变化，师生们也都没有为之做好充分的准备。

尽管塞西独裁政权冷酷而残忍，但至少在学校里，独裁政权及其支持者都是无能的。推行平板电脑教学系统，就反映出他们的无能简直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首先，整个系统崩溃了不止一次，而是多次。绍基解释说，发生崩溃的原因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时登陆。

然而，在实行交错登录之后，系统仍然继续崩溃。绍基又将这一问题归咎于教育部——也就是他自己所领导的部门——没有支付网络费用。因此，他要求支付110亿埃及磅（约合45亿人民币）的费用，否则平板电脑教育和考试体系将无法运作。

学生们无法完成期末考试，他们的学习计划和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他们涌上街头，不仅抗议平板电脑教育系统的失败，而且还要求对埃及整个教育体系的所有问题进行彻底改革。

塞西政府既不听取他们的诉求，也不打算解决问题，而是调动警察来对付这些少年学生。警察用枪指着学生，对他们加以威胁、殴打、性虐待和逮捕。

警察和教育部，像埃及大部分政府机构那样，再次表明它们已经沦为军事独裁的工具。对于一切无助于维持军事独裁集团及其所服务的商业阶层的政权的国家机构，塞西政权都采取猛烈措施加以摧毁。独裁政权无时无刻不让它的反对者保持沉默。

埃及总统、军事政变领导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将军并不相信教育、免费教育以及全民教育的重要性。他公开宣称，自己只打算为某些特定类型的学生——“将来将要领导国家的人”——提供教育。只有上流社会的孩子才能入他的法眼。

尽管埃及国有媒体对学生抗议活动视而不见，但是社交媒体上的活跃账号发布了许多视频和照片，包括警方动用武力的照片，向人们展示了抗议活动的全貌。很多照片显示，全副武装的政府人员和警察正在其枪口下殴打青少年抗议者。

然而，法西斯政府无力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抗议活动反映了青少年的觉醒，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也意识到了自己组织和平抗议的能力。抗议活动还表明，新一代人正在突破军事独裁集团为防止埃及再次发生革命而刻意制造的恐怖阴霾。

军事政变发生的那年（2013年），今天的示威者只有大约9岁。后来，他们亲眼目睹了政府的种种罪行，包括屠杀和平示威者。但是他们并不畏惧。

埃及的军事统治者为何担心青年起来反抗，并用武力来对付他们？这个问题并不神秘。

青少年们正在证明，自己可能成为终将结束塞西独裁政权的联盟的关键组成要素。

• 来源：《人民世界》[美国]

译者：小路不会飞

This is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抗议特朗普政府决定终止海地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的集会，纽约 ‍ ‍

作者：马克·格伦伯格（ Mark Gruenberg ）

2017 年 11 月 27 日

在油漆工联盟（IUPAT）主席肯·里格梅登（Ken Rigmaiden）的组织下，五个工会联合起来投入了100万美元，发动了一场保护逃离飓风、火山和政治冲突的黑色和棕色人种难民的运动。与之相反，共和党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却想把他们赶出国门。

这几个工会已经争取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执行副主席泰菲尔·加布雷（TefereGebre）加入他们的行动。多年以前，加布雷自己曾是一名政治难民，来自饱受战争蹂躏的埃塞俄比亚。加布雷上个月曾说：“我曾亲身经历过这些苦难。”

因为洪都拉斯猖獗的犯罪和帮派暴力、2010年海地的地震和飓风、苏丹和南苏丹的战争以及尼加拉瓜的各种灾难而逃离家园的难民们获得了临时保护身份（TPS）。他们每18个月向联邦政府重新注册自己的身份，每次可以获得500-700美元的补贴。

但特朗普和他的国土安全部宣称，“临时保护身份”的字面意思就意味着：这是临时的。他想抛弃全部大约32.9万名移民，其中许多人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这些难民几乎都是少数族裔。

最近特朗普集团要驱逐的，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5.7万名海地人，而他们的家园还远远没有从2010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

由于特朗普甚嚣尘上的驱逐“梦想家”（译者注：受到DREAM Act法案保护的青少年难民被称为dreamer）的计划，获得临时保护身份的难民们现在十分迷茫，其中有80多万人是在无法决定自己人生的年龄被带到美国来的，他们受到“青少年暂缓驱逐政策”（DACA）的保护，这一政策由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推行。

受到“暂缓驱逐政策”保护的青年人，有许多现在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参加了军队或者上了大学和中学。与他们不同的是，“临时保护身份”政策下的移民是作为成年人入境的，但他们也有工作、住所和家庭。

特别是在建筑领域，里格梅登组建了一个联盟来保护他们的工作岗位。这个联盟叫做“劳动家庭联盟”（Working Families United），包括了油漆工联盟（Painter）、团结在这里（United Here）、泥瓦工联盟（Bricklayers）、食品与商业工人联盟（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铁工联盟（the Iron Workers）。

这一联盟正在广泛宣传，以强调工人处境的艰难以及他们对美国的贡献。三位参议员正积极推进立法，以期允许“临时保护身份”的受助人申请永久居留的“绿卡”，乃至获得公民身份。

‍

油漆工联盟主席肯 · 里格梅登领导支持“临时保护身份”的活动 ‍

油漆工联盟的联络主管约翰·多尔蒂（John Doherty）说，“肯（Ken）很关心他们。”在特朗普宣布将在18个月内驱逐海地人出境之后，11月22日，多尔蒂在电话采访中补充说，“他知道，为了替‘临时保护身份’的难民们发声，工会不得不进入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但是在特朗普对‘临时保护身份’的难民进行猛烈攻击的情况下，工会的这一行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多尔蒂解释说，海地人和包括利比亚人在内的至少两个小群体，正面临着“出售房屋、关闭生意、收拾行李、离开美国”的最后期限。特朗普还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摆脱了来自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难民。

在受雇于他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者”中，有23％正在建筑行业工作，其中有几千人是工会会员。在之前的国会山新闻发布会上，里格梅登估计，他所在的油漆工联盟中可能有高达30％的成员是“临时保护身份”蓝卡的持有者。

加布雷说：“剥夺这些权利是错误的，这将损害我们的工会和经济，损害工人运动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所做的努力。”

那是因为，当“临时保护身份”的蓝卡持有者面临被驱逐出美国的境地时，他们很容易去从事地下产业，被那些恶毒的雇主任意剥削，并且由于害怕被政府驱逐出境而无力反抗——像非法移民一样。

而同样一批雇主，将雇用失去了合法身份的难民，来压低其他工人的工资并破坏其组织性，就像现在美国国内被雇佣的800万非法移民一样。而这些雇主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建筑行业。

里格梅登在10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只是想确保‘临时保护身份者’有获得公民身份的正规途径。让他们在这里工作，同样也是在帮助工会，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断努力，以便让我们的工会能够覆盖足够多的工人。”

他问道，“为什么我们要驱逐那些已经受过职业训练的人呢？”特朗普命令他的国土安全部对这些人驱逐出去，“是对美国梦的攻击 ”。

多尔蒂说，油漆工联盟有史以来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主席里格梅登看到了特朗普在驱逐“临时保护身份”难民时所带有的种族偏见。他在电话采访中指出：“看一看，有多少人将会在阴影中工作。”铁工联盟的主席埃里克·迪恩（Eric Dean）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分化工人并各个击破的民粹主义”的一部分。

10月22日至25日，在野党和350名“临时保护身份者”就这个问题向国会议员进行了游说。发言人说，最初在1990年颁布的“临时保护身份”项目是两党共同合作推行的，但现在他们不敢确定这一点了。里格梅登补充说：“政府在加大对‘临时保护身份者’的强制执行力度，而国会中一些议员正是保护他们的关键人物。”

食品与商业工人联盟第400号地方组织（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Local 400）的政治主管黛安娜·福雷斯特（Diana Forrester）补充说，“因为时间有限，我们需要不断地发声。”她还说，特朗普的立场远不止对“临时保护身份”有影响。

“特朗普当选的那天，我9岁的女儿迪伦（Dylan）问我，‘妈妈，特朗普要驱逐我们吗？’我告诉她，‘你的母亲是黑人，你的祖母是墨西哥人。我们不会被伤害。’但是，她的问题每天都在伤害我。所以，我们将会尽全力为‘临时保护身份者’而斗争，并且不把任何事当作理所应当的。”

• 来源：人民世界（美国）

译者：一匹年轻的下等马

转载请附带二维码▼

This is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科巴尼：挡住了“伊斯兰国”的城市 来自国际红色通讯00:0014:06

就像斯大林格勒和雅拉玛（西班牙内战中的地点）一样，库尔德城市科巴尼（Kobani）也代表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缩影。它因为击退了2014年秋季和冬季“伊斯兰国”的围攻而出名。在所有这三个地方，革命力量都是在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竞争和矛盾中，为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斗。

2014年，当科巴尼被围困的时候，库尔德运动在11月1日发出号召，迫切地希望世界关注“伊斯兰国”对科巴尼的破坏，这一天被称为世界科巴尼日（World Kobani Day）。

家属们躲避库尔德战士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战斗，科巴尼， 2014 年 11 月 22 日

这一传统每年都在继续，以纪念库尔德人在阻挡“伊斯兰国”攻击时的英勇抵抗。

科巴尼市位于叙利亚北部，被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分割成两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沿着柏林-巴格达铁路线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从而形成了现在两国的边界。

据说科巴尼这个名字起源于德语单词Kompanie。在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它是在从柏林而来的铁路线上建立的一个公司城镇。

在“伊斯兰国”围攻靠近边界的科巴尼期间，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野蛮政策——禁止人员和武器流入科巴尼——就已经昭然若揭。尽管事实上，当“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试图穿越的时候，边界总是存在很多漏洞。

就在科巴尼被围困之前一个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北部的辛贾尔（Sinjar）制造了大屠杀，杀害和绑架了数千名雅兹迪男子，并劫持数千名女子作为性奴。

5万雅兹迪人逃到山上，被“伊斯兰国”围困，没有食物、水和医疗护理。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PPK）的库尔德武装、来自叙利亚的人民保卫军（YPG）以及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自由斗士军（Peshmerga）发动了攻势，把雅兹迪人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辛贾尔的恐怖事件和英勇的救援行动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对科巴尼的围困。

2014年9月，“伊斯兰国”对这座城市发动了进攻，夺取了城市周围的村庄，杀死平民和库尔德武装人员，迫使10万多平民逃离。

10月初，情况恶化了。“伊斯兰国”占领了该市的部分郊区，对库尔德人加以酷刑、强奸、残害和斩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民保卫军坚持了下来。数百名来自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志愿者加强了人民保卫军的力量。

随着“伊斯兰国”进入科巴尼，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逃离了。在占领了城市的一半之后，似乎这座城市就要整个败给“伊斯兰国”了。然而，在库尔德武装与美国的空袭协同作战之后，他们就击退了共同的侵略者，把他们打了回去，最终在1月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

辛贾尔大屠杀和随后对科巴尼的围攻，不仅是恐怖的不人道行为，而且向世人展示了库尔德人民反抗压迫的典型事迹。

科巴尼成了这次英勇抵抗的代名词。我问英国建筑工人、工会会员和人民保卫军志愿者卡克·巴库（Karker Bakur），对科巴尼的围攻是怎样影响他参加抵抗“伊斯兰国”的。“这是主要的，” 他告诉我，“对科巴尼的围攻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性事件，在围攻期间，在伦敦的数千人的集会上，我决心要成为一名志愿者。

“与此同时， 19 岁的德国志愿者伊万纳·霍夫曼（ Ivana Hoffmann ）的牺牲让我认识到，国际左翼分子成为志愿者是可能的。”

伊万纳·霍夫曼，德国籍土耳其马列主义共产党党员

当我问到更广泛的国际志愿者是否属于这种情况时，他说：“每个人都听说过科巴尼，我们总是很高兴能见到在科巴尼战斗过的人。

“这是传奇。我们喜欢这样说，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将在科巴尼相见’。这似乎不是真的，就像说我们将在斯大林格勒相见一样。”

很少有人了解这场战斗的野蛮程度。普通青年男女拿起武器，反对“伊斯兰国”用破坏、强奸、抢劫和谋杀建立哈里发国家的企图。

当“伊斯兰国”在10月初接近库尔德的战线时，妇女保卫军（YPJ）的一名志愿者艾琳·米尔坎（Arin Mirkan）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阻止了“伊斯兰国”的前进，也避免了自己被捕。

人民怀念 艾琳·米尔坎

那时正是围困的关键时刻：“伊斯兰国”的力量压倒了人民保卫军，它在城郊的土地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据称，这一爆炸杀死了20多名圣战分子，并炸毁了两辆开往科巴尼的巨型坦克。艾琳只有20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从此成为了不朽的丰碑。

在加入人民保卫军之前，巴库（Bakur）先是志愿参加了科巴尼的重建。

“我参加了围困后的重建工作。一年后的 2016 年，我作为国际自由营（ International Freedom Battalion ，人民保卫军中由国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部队）的战士回到了科巴尼，此时的科巴尼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

“它从一堆废墟变成了文化和生活的蜂巢，汇聚在令人震惊的武装天使——艾琳·米尔坎的雕像周围。

“当我们第一次回到科巴尼看到这尊雕像的时候，我们如此着迷，差点撞了车。”

艾琳·米尔坎的雕像，科巴尼

2015年夏天，被压迫者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the Oppressed）这一土耳其青年组织，组织了前往科巴尼的旅程，协助其进行重建。它与社会主义的、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有联系。

年轻人聚集在边界城镇苏鲁克（Suruc）时，一辆“伊斯兰国”的炸弹汽车爆炸，造成了33名年轻的积极分子死亡和104人受伤。

这是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摆脱压迫、战争、贪婪和剥削而斗争的人们所承担的风险。

尽管有风险，库尔德斯坦人民仍然继续着斗争。虽然辛贾尔和科巴尼发生了恐怖事件，但希望还在，因为库尔德人民在斗争。

3年后，科巴尼得到了拯救，但重建工作仍在继续。

随着罗贾瓦（西库尔德斯坦）越来越多的地区从“伊斯兰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2016年3月，北叙利亚民主联邦（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宣告成立。尽管它的支持者说，他们认为这是向联邦制的叙利亚而不是独立国家迈进的一步，但叙利亚政府并不承认它。

为了北叙利亚人民能够实行多民族、多信仰的自治，2017年9月，民主联邦举行了第一次公社选举。

10月17日，库尔德人民保卫军领导的的叙利亚民主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解放了“伊斯兰国”自称的首都拉卡（Raqqa）。

我问巴库，能否总结科巴尼对库尔德解放斗争的意义。他引用了著名的库尔德格言：“抵抗就是生活，而科巴尼就是抵抗的同义词 。 ”

作者： 罗莎·吉尔伯特（Rosa Gilbert），库尔德斯坦团结运动（Kurdistan Solidarity Campaign）的秘书。

• 来源：People’s World

• 翻译：斑马

转载请附带二维码▼

This is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作者： John Wojcik

全世界的评论员和新闻发布者都说，9月24日的选举结果已经确定，会有利于总理默克尔。在这个时候，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希望能有所不同。

德国左翼党全国共同主席卡佳·基平

背后写着“为了全民的社会保障”

大选前夕探访德国左翼党总部 来自国际红色通讯00:0012:24

昨天（2017年9月14日），在柏林历史悠久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Karl-Liebknecht-Haus）、现在德国左翼党的总部，左翼党国际政策部的领导人安德烈亚斯·冈瑟（Andreas Gunther）告诉我，“事实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还没定。”

他说，“9月24日会发生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翼党的得票。”

民意调查显示，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有35%的支持率，社会民主党（SPD）有20%的支持率。它们将分别成为第一和第二大党。真正的战斗，是关于谁将成为德国第三大党。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德国左翼党有11%的支持率，新纳粹的德国选择党（AfD）也有10%的支持率。主要的反对党将会挑战默克尔在联邦议院的提案，并将得到一些部长的提名。

在联邦议院的600个议席中，左翼党占据了64个，而德国选择党一个也没有。如果可能的话，左翼党愿意维持现状，或者至少要防止德国选择党成为第三大党和主要的反对党。

冈瑟解释说，“我们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我们是唯一不受大集团金钱支持的党。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在美国的胜选，使得德国左翼党的日子更加艰难了。”

他说，“特朗普是多么的坏，以至于默克尔看起来还不错。与特朗普相比，默克尔看起来像是理性的社会民主派。”

然而，冈瑟拒绝了认为默克尔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世界领袖”的观点。美国媒体有时是这样宣称的。

他说，“默克尔是大型跨国集团的旗手。她首先要保卫他们的利益。她听起来稍好一点，是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做。为了保住政权，她不得不和社会民主党结盟，不得不至少听起来进步。”

我问冈瑟，在下个星期，为了达到选举的目标，左翼党靠什么吸引足够的选民？

他回答说，“靠的是我们的纲领。我们正在争取社会公正、裁军与和平。我们对此是明确的，我们能够坚持这些，人们可以信赖我们。我们艰苦战斗，为的是让人们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孩子们在贫穷中长大，同时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数量却在增长。”

冈瑟说，特朗普要求德国大幅增长军费，左翼党是唯一反对这一要求的党。“我们坚决反对这一要求，绝不接受政府让我们在军事方面成倍花钱的企图。”

在左翼党和其他政党之间存在着两个重大区别，他相信这对吸引选民有帮助。

“第一，我们永远不会像其他政党那样与默克尔结盟。第二，我们反对战争。选民们知道，如果他们想要从海外撤回所有的德国士兵，就必须投票给我们。我们想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学校建设。德国军队不应参与北约或联合国的任何海外行动。”

在冈瑟的办公室楼下，竞选工作者们正在忙着裁剪海报，捆扎印有左翼党2017年竞选纲领的传单。纲领中包括提高养老金和失业救济，提高工资，对富人征收重税，改善医疗，还有从阿富汗等地撤回德国军队。

1932 年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

号召德国人反对战争、饥饿和法西斯的竞选条幅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当时的这座大楼是德国共产党的总部，以遭到暗杀的德共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命名。它建立与1919年，本来是当作工厂，却在法西斯上台前成为了德共中央的办公室。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五天，这里还发生过反纳粹的示威。今天，大楼里的人们仍在斗争。

作为竞选工作者之一的康斯坦丁·克雷克斯（Konstantin Krex）正在接电话。他说，“很多人打电话过来，想要知道我们对于各种问题的立场。我试着回答他们。”

克雷克斯还说，他在社交媒体尤其是Facebook上也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比任何人都强。”

我问克雷克斯，有没有上门的、面对面的游说活动？

德国左翼党的竞选工作者康斯坦丁·克雷克斯

他说，“你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有困难。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德国人不喜欢别人敲门问他们问题。我知道，在美国你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很难那样做。我个人支持这种方式，因为我认为人们最喜欢的还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现在，重点放在了Facebook、著作和集会上。”

尽管如此，德国左翼党的全国共同主席卡佳·基平（Katja Kipping）支持采用上门游说的方法。据柏林等地一些区的竞选工作者反映，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的竞选工作者继续着他们传统的竞选方式。

维拉·沃登堡（Vera Vordenbaumen）正在克雷克斯旁边的办公桌前接电话。她正在同妇女组织的成员交谈。她们计划周末在柏林举行示威。

放下电话后，她向我解释说，“在德国选择党的支持下，生命权利运动正计划明天在柏林举行反堕胎示威。我们想加入反对他们的抗议。我们将有机会表明，在生殖权利和经济平等方面，德国左翼党与这个国家的妇女们站在一起。”

• 来源：人民世界[美国]

• 翻译：mud cake

转载请附带二维码▼

This is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作者：Nicholas James

七月中旬的一天，在布达佩斯，我来到了一个从未来过的地方——尤佩斯特（Újpest）。这是布达佩斯郊区20世纪50年代末期出现的一个小镇。当时，卡达尔·亚诺什（János Kádár）领导的政府在当地建起了大片的居住公寓，以安置布达佩斯无家可归的人们。人们不曾想到的是，由混凝土板筑成的这些高楼，要一直使用到50年后的今天。

匈牙利工人党在后共产主义时期 来自国际红色通讯00:0013:12

匈牙利工人党的标志

如今，匈牙利的执政党、右翼的新自由主义的“匈牙利青民盟”（FIDESZ），根本没兴趣替换和更新这些建筑。尤佩斯特，是大部分布达佩斯工人及其家属生活的地方。最近，匈牙利工人党（Hungarian Workers Party）也将总部迁到此处。这一政党是曾在1956年至1989年执政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继承者。

在这里，可能需要补充一些历史背景。在匈牙利历史上，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一共有三个不同阶段。最初是1919年仅存在了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后来是1949年至1956年由斯大林的亲密朋友、独裁者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主导的“强硬路线”时期；再后来，是1956年至1989年由二战中的游击队员卡达尔·亚诺什主导的社会主义时期。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之后，卡达尔·亚诺什成为了共产党的领袖。在这些超过三十年的时间里，不平等被摔碎和烧毁，匈牙利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如果你有机会和匈牙利人交谈，你就会发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统治时代的反感，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因为苏联主宰下国家主权的丧失。

我和同伴海伦波特·理查德（Hellenbort Richard）走在从轻轨站到工人党总部的路上，这时我不禁注意到，右翼政党也在镇上设立了办事处。其中最明显的是“青民盟”（FIDESZ，右翼温和派）和“争取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极右)。

在总部大楼外，我们见到了工人党的主席蒂尔默·久洛（Thürmer Gyula）和中央委员玛丽娜·皮拉耶娃（Marina Pilajeva）。三年前，我曾在当时位于布达佩斯第8区的工人党总部见过皮拉耶娃。

新据点是有着现代风格的更具吸引力的升级版。关于过去社会主义成就的记忆被自豪地展示在了墙上，但今天讨论的焦点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路线和它前进的道路。

由于美国出现复杂的政治局面，我忍不住问蒂尔默，为什么新的极端政党能够吸引这么多选民。

“也许，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匈牙利青年在很大程度上迷失了方向。赚钱，花钱。但他们正在寻找一些价值，他们试图在极右翼组织中找到这些价值。近年来，他们也开始加入我们的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我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我很可能一辈子都是贫穷的。”

我告诉蒂尔默，社会主义是如何在美国吸引年轻选民的，并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将青年组织进工人党。

他说：“一开始，我们的成员只有那些年纪大到能领退休金的同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勇气和政治经验。我们是从老一代人开始的。”

但情况正开始好转。他说，现在的党员主要是40多岁的人。这些人生于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且仍然记得它。“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比我们现在过得更好。’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将永远不会像我们父母过得那样好。’”

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皮拉耶娃时，她解释说，匈牙利工人党是一个草根组织。在东欧的社会主义政府垮台后，对一些共产主义政治组织来说，从执政党向草根政党的转型被证明是成功的。摩尔多瓦共产党、德国左翼党以及捷克共和国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都是这样的例子。

我问蒂尔默，在失去政权之后，一个前执政党是怎样存在下去的？

“我们没有得到来自国家财政的任何支持。年轻的党员用电子方式交党费，但是大多数党员用现金交党费。他们不习惯使用电子系统。另外，党内大部分人建议不要使用电子方式，因为资本家控制着我们的钱。”

他说，工人党还专注于重要的全国大选之间的特殊选举。“当然，在你不生活在一个村庄的时候，要赢得选举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出来收集签名，进行我们的宣传，让人们了解了我们。”

关键是要接地气。“我们在人们生活的地方接触他们：在市场和街道上。资本主义政府通过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就是禁止我们在工作场所发展组织。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几十年里，党的组织只在工作场所进行。”

对于匈牙利工人党的党员来说，实际的政治工作是重点。蒂尔默说，“我们认为，党应该像一支军队那样。如果战士们没有得到具体的工作，他们就会失去纪律。”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像是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然而，花时间去做真正的工作倒成了一种牺牲。

我朝桌子那边看了看，看到了工人党一本新的著作。封面上是排成队形的收割机，被收割的部分展示着工人党的标志——巧妙地表达了对农业工人的敬意。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美国的政治挑战。

在90年代初，东欧各国新当选的政府普遍制定了让在野的共产党很难甚至不可能参与政治的法律。通过这些法律的目的，是阻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再次获得政府的多数，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艰难事实之后。现在还是这样吗？

蒂尔默说，工人党仍然面临着障碍。“过去，要参加匈牙利议会，一个政党需要4%的全国选票。而当我们（工人党）接近这个数字时，政府便将门槛提高到了5%。”

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匈牙利，标签化也代表着一种挑战，但工人党仍在坚持。

“用‘共产主义’给党命名是不合法的。我们的心是共产主义，但名字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当然，我们想使用红星。但你只有在不用它的时候才能生存。”（译者注：在2005年至2013年，该党名为“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迫于反共法律在2013年改名为匈牙利工人党。）

在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已经落空，并给匈牙利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熟练工人正成群结队地离开这个国家，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在小城市和村庄，由于劳动力资源严重缩水，许多老板要求剩余的员工实行12小时轮班。房地产市场被世界上最具价值的货币——瑞士法郎控制，这使得居者有其屋几乎不可能。而对欧元的民族主义的指责，导致了国家货币福林（forint）的贬值。

在谈到公众对资本主义的厌倦情绪时，蒂尔默先生的话让我震惊。

他说，“匈牙利资本主义的未来不是由匈牙利决定的。我们有句谚语，‘如果德国下雨，我们在匈牙利就要打伞。’”

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垮台了。在此之后，匈牙利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国家，就一直依赖于其他大的经济体。1919年，新兴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依赖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匈牙利又依赖于德国的支持。

当然，在二战后匈牙利依赖于苏联，与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1989年后，所有的希望都被寄托于欧盟——本质上是德国、英国和法国。

然而在另一方面，匈牙利的工人斗争与美国有着相似之处。自冷战结束后，两国都历经了工人权利的巨大倒退。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是多么幸运，能坐下喝咖啡，并同5100英里外的同志们讨论激进政治。在同蒂尔默和皮拉耶娃合影之后，我离开了。

作者和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右）的合影

蒂尔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作品上签名，并送给我们作为离别礼物。我的匈牙利语水平顶多是可笑的，但当理查德解释这本书对我们的意义时，我听懂了。

理查德曾经投票支持极端右翼政党“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同时也看似矛盾地提起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回家的电车上，他一本正经地拿起书，对我说：

“我要读这本书。我喜欢蒂尔默·久洛说的话。另外，欧尔班·维克托（匈牙利现任总理，青民盟的领导人）愿意花时间同我们交谈吗？不会的，这家伙已经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工人党）是工人的政党。”

• 来源：人民世界[美国]

• 翻译：胡底

转载请附带二维码▼

This is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2017年7月6日，美洲和加勒比酒店与旅游业国际工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Hotels and Tourism for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的副主席维克托·曼努埃尔·利马涅·桑切斯（Victor Manuel Lemagne Sánchez）来到了洛杉矶。之前他已经去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几个城市，接下来他还将前往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他是古巴国会中代表工会组织的六名工会领导人之一。

古巴工会领导人与美国人的谈话 来自国际红色通讯00:0004:27

这天晚上，一百多名工会领导人和工会成员，还有同情古巴的政治活动者，都前来同他交谈。

这天晚上活动的最重要部分，是听众的提问和他的回答。

问： 你对美国有什么印象？

答： 我关于美国的大部分知识来自书本和互联网。现在，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然而，让我震惊的是，在我到达的每个城市，都有很多人睡在大桥下。这种情况在古巴是不存在的。

问：特朗普对古巴有什么影响？

答： 特朗普提出了对古巴的政策，其中大部分还没有落实。古巴依然宁静，生活照常进行。我们能够应对将要到来的任何变化。我们没有停止工作，也不会浪费时间。

问：在古巴存在劳工民主吗？

答： 两年前，一部新的劳动法出台了。需要变化，因为现在产生了一些新的私人小企业，其中一部分就是在旅游和酒店行业。在古巴，每个单独的劳动组合和谈判单元，都对这部新的劳动法进行了辩论和讨论。我们有100%的参与率。新法律的实施也是如此。不管你在公共还是在私人部门工作，都有机会参与劳动法的改进。

问：古巴人是否意识到了美国左翼和亲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答： 当然，古巴人一直关注着美国的总统大选，并为伯尼·桑德斯而高兴。遗憾的是他没有成为民主党的最终候选人。反对极右翼的战斗是国际性的，需要跨越国界的团结，这样才能巩固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全美国的人们都在反对封锁古巴。我们的的策略之一，是更有效率地使用社交媒体，因为商业媒体不怎么报道古巴的消息。

问：古巴有什么变化吗？

答： 自从苏联集团垮台后，我们就意识到了应该改变。我们做出了坚定的决定，要保存我们的基本成就，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迈阿密的人们正在收拾行李，但这并没有发生。（译者注：应该是指古巴没有发生剧变。）

问：旅游业的重要程度如何？

答： 直接为旅游业工作的只有两万人，但是叠加效应是巨大的。投资在旅游业上的每一美元，都会有助于整个古巴经济。旅游业是古巴GDP的最大贡献者。

• 来源：《人民世界》[美国]

• 翻译：sugary cat

转载请附带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