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以来，欧洲农民的抗议活动不断增加，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泛欧趋势。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理解农民抗议现象，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些事件。我们不会细究每个国家农民抗议问题的历史，因为这会给整体情况分析增加不必要的细节。

我们注意到，虽然欧洲农民此前也定期抗议，但这轮抗议有其具体情况：一系列事件（各种危机、政治改革、现行绿色政策等）引发了许多矛盾。

因此，我们看到抗议活动提出了看起来公平的要求和口号。虽然封锁街道和道路确实造成了不便，但农民抗议活动主要得到了本国民众的支持（德国人支持德国农民，法国人支持法国农民等）。

抗议的原因

1. 抗议的普遍原因是利润下降

农民的成本增加了，尤其是电力、肥料和运输的价格上涨了。与此同时，欧洲人已经完全感受到了生活成本危机。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危机，政府和零售企业采取了措施来限制食品价格上涨。结果，2023年第三季度农民的收入比2022年同期减少了9%。

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co）曾分析过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证实了上述结论。只有橄榄油等少数产品没有受此趋势影响。

布鲁塞尔已经为此找好了替罪羊和罪名。2月6日，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对欧洲议会议员们表示：“农民是最先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干旱和洪水摧毁了农作物和牲畜。此外，农民还感受到乌克兰冲突的影响，感受到通货膨胀、能源和肥料成本的上涨……”

事实上，价格上涨不应过度地归咎于大自然或俄罗斯，而应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有在一切生产主要是为了利润的社会中，才会出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客观矛盾。生产者想要卖出高价，消费者想要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商品。生产者控制着国家、军队、各种管理和控制工具，但是消费者并不拥有这些东西。结果就是，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任何危机都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最严重的打击，而与此同时，最大的资本家们却在危机期间大发其财。

2、东欧的情况

在东欧，农民抗议的一个相当明显的根源是乌克兰廉价商品的涌入。

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乌克兰与欧盟签署了联合协议，协议规定乌克兰可以向欧盟免税出口一定配额的指定商品，如小麦、葵花籽、玉米等。然而，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爆发冲突后，欧盟取消了这些配额限制。乌克兰可以无限制地向欧盟出口谷物和原材料，只要它做得到。

结果，协议的执行偏离了一开始的意图：大批谷物涌入临近乌克兰的欧盟国家，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农产品过剩危机。

农民开始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发生了农民抗议：农民们开始封锁边境，阻止乌克兰的卡车进入国内。

3、西欧的情况

西欧农民受到南方廉价农产品涌入的影响更大。

法国和德国抗议活动的性质（与东欧）略有不同，威胁农民的不是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这些农民更担心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提供的廉价产品，这些产品比本国产品便宜。这就影响了当地生产者的收入。

这是欧盟内部市场的问题之一。欧盟国家间的贸易不需要缴纳关税和其他海关费用。人们可以在一切地方生产产品，然后在一切有利可图的地方销售产品。

欧盟制定了一些标准和要求，所有欧盟的制造商都必须遵守。据此，市场机制引导资本走上了最有利可图的道路——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产品的生产成本更低，而销售价格更高。

4、泛欧农民对绿色政策不满

欧盟统一的绿色政策也成为欧盟农民的一个沉重负担。农业部门特别关注“从农场到餐桌”（Farm to Fork）战略框架内采取的措施。欧盟当局解释说，该战略能在欧盟创造一种健康与环境友好的粮食体系。与此同时，布鲁塞尔希望凭借相关措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战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农民的以下要求：

• 到2030年，减少50%的农药使用、20%的肥料使用；

• 释放土地用于非农业用途（例如植树）；

• 欧盟25%的农业用地改种有机产品。

参与抗议的农民认为欧盟定下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并指出欧盟的绿色政策根本无法实行。他们认为这项政策只会摧毁他们的生计。

5、关于进口产品的协议。这些产品并不满足欧洲所有的标准和要求，但是要便宜得多。

上面的讨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资本家们可以进口便宜的农产品，那么为什么欧洲还需要昂贵的农产品呢？

欧盟即将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成员国（即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可能引发的后果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农民感到担忧。欧洲农民认为，欧洲农业部门将面临新的问题，因为布鲁塞尔并未要求拉美供应商的产品符合欧洲内部市场标准。

另外，欧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统一的立场，因为这个协议是与中国竞争拉美市场的必要条件。据估计，“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区影响着7.5亿人和20%的全球经济。

6、红海的物流危机

一些文章强调，红海危机是欧洲农业危机的原因之一，胡塞组织威胁那些疑似开往以色列的船只。全球商品流通因此受损，其中就包括欧洲的产品，它们的运输时间延长了15到20天。显著增加的运输成本，迫使一些货物留在欧洲，无意中使这些货物倾销到自己的市场，最终使小农户遭受损失。

综合这些原因，我们可以说，欧洲的民粹主义、资本主义危机和对利润的追求使欧洲农业部门走进了死胡同，出路在于进口廉价产品以维持其利润率。对于放弃民粹主义思想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因为绿色议程的价值观多年以来已经植根于欧盟，放弃这些思想对现任执政者来说是政治自杀。

欧洲农民感到不满，因为只有那些大型农工垄断组织才能利用科技和器械完成生产转型、承担与改革相关的其他成本，客观上只有它们才能在2030年及以后满足欧盟的所有要求。

小资产阶级（农民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客观利益在于维持自己作为小农的地位，避免陷入无产者的境地。

这里的矛盾正是小资产阶级本身：它想在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和大型跨国公司的时代生存和发展。

这场疾病有药可治吗？

一项大规模的环境计划（也许是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关键项目）建议，到2050年，欧洲应当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大洲（也就是说，绿色技术和各种举措的应用将抵消温室气体对气候的负面影响）。此外，就在不久前的2月初，农民抗议活动达到高潮时，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计划。根据该计划，到2040年，欧洲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1990年减少90%。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该文件草案最初规定，2015年至2040年，农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减少30%。然而，最终版本没有这一规定：它只提到“所有部门”（以及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普通欧洲人）应当为共同事业做贡献。

然而，很明显，除非农业发生重大变革，否则这些既定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欧盟11%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农业。如何实现变革而不让农民（他们大多是资金有限、适应新要求的机会同样有限的小企业）破产，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家无法回答的问题。

共产党人并不支持欧洲的小资产阶级，但他们的抗议活动揭示了资本主义越发尖锐的矛盾。如果存在一些参与国际组织（至少是欧洲组织）的工人政党，那么还有可能讨论农民和工人之间的联盟。在农民放弃眼前利益、选择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农民和工人的联盟才有可能实现。到那时，才可能讨论如何使农民的抗议活动有利于工人阶级。但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工人政党，农民的抗议本质上是反动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维持自己半资产阶级的地位，避免完全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同时，历史进程本身也向我们表明，生产过程的集中化程度不可避免越来越高。为保持小规模生产而反抗农工垄断组织的斗争是反动的。

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许多现代问题，如贫困问题、生产过剩危机，更无法解决如何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的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目标是赚取利润，而不是实现欧洲政客们许下的民粹主义诺言。政客们带着承诺来了又去，而垄断组织仍在继续赚取利润。

这场疾病有药可治——那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才有可能变革，农业才能成为技术最先进的产业之一。我们要在全球实现碳中和，而不仅是在一个大洲兑现这个承诺。但这需要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有组织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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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人民工人党（Awami Workers party，AWP）反对巴维亚城镇公司公司和卡拉奇国防区房管局将非法占领土地的活动合法化，反对为修建公路而拆除古加尔努拉、奥兰吉努拉和古尔尚-穆斯塔法沿线穷人的住房

卡拉奇/伊斯兰堡，2021年6月27日： 在巴基斯坦和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1]，成千上万的维权人士、政治工作者、学生、妇女和棚户区（katchi abadi）[2]居民于周日走上街头，抗议巴维亚城镇公司[3]（Bahria Town）和卡拉奇国防区房管局[4]（DHA）不断掠夺信德省和全国各地的土地，及其近期派遣士兵绑架人民工人党信德省党员西恩加·努纳里（Seengar Noonari）。

（译注：[1]即巴控克什米尔。

[2]在巴基斯坦，棚户区被称作"bastis” 或 “katchi abadis”

[3]总部位于伊斯兰堡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公司，拥有、开发和管理巴基斯坦各地的房地产。

[4]由巴基斯坦军方负责的卡拉奇房地产开发和管理的政府部门。）

抗议者高举写有他们要求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口号，反对因巴维亚城镇公司和卡拉奇国防区房管局以及其他诸如古贾尔努拉高速公路（Gujjar Nullah expressway）、拉瓦尔品第环城公路（Rawalpindi Ring Road）、达多查大坝（Dadhocha dam）和拉维城市发展局（Ravi Urban Development Authority）等大型项目造成数千原住民流离失所的情况。

抗议者还要求释放该党（人民工人党）全国抗议活动一天前被绑架的党员西恩加，以及在6月6日卡拉奇抗议活动之后被逮捕的信德民族主义者和进步活动家。

他们同时高呼口号，反对实施绑架行为的信德政府及其士兵，并且要求将他们绳之以法。

在卡拉奇，数百人聚集在卡拉奇新闻俱乐部（Karachi Press Club），反对巴维亚城镇公司和卡拉奇国防区房管局占领土地的行为，同时反对驱逐古加尔努拉、奥兰吉努拉和古尔尚-穆斯塔法、柠檬哥特和纳斯拉塔（Gujjar Nullah, Orangi Nulla, Gulshan-e-Mustafa, Lemon Goth, and Nasla Tower）的贫民窟居民。

这场抗议活动是人民工人党和信德原住民权利联盟（Sindh Indigenous Rights Alliance）发起的全国行动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反对巴维亚城镇公司和卡拉奇国防区房管局导致原住民流离失所的行为。

在卡拉奇新闻俱乐部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们，还参加了信德原住民权利联盟举办的从Regal Chowk出发、前往卡拉奇新闻俱乐部的游行。他们反对在古加尔努拉和奥兰吉努拉不断进行的拆除行动，并反对巴维亚城镇公司和卡拉奇国防区房管局导致人们流离失所行为，还高呼口号反对信德省政府。

人民工人党主席优素福·穆斯蒂坎（Yousuf Mustikhan）向活动参与者发表讲话，批评了信德省政府为将原住民土地廉价地出售给马利克·里亚兹[5]（Malik Riaz）、卡拉奇国防区房管局和其他地产黑手党，而侵占工人阶级和穷人们的住所和土地的行为。

（译注：[5] 巴维亚城镇公司的创始人。）

他谴责安全机构绑架了如西恩加这样的活动家，仅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反对让人民流离失所。

人民工人党总书记阿赫塔尔·侯赛因（Akhtar Hussain）也谴责了对西恩加的绑架。他敦促首席大法官古尔扎·艾哈迈德（Gulzar Ahmed）关注局势并重新考虑拆除房屋的决定，不要因为KMC、卡拉奇国防区房管局以及信德和棚户区主管部门的错误而惩罚人民。这些部门试图以租约来掩盖他们强迫人民流离失所的行为。

他消除了这些租房者住在排水沟之上的印象。所有被拆除的房屋都离排水沟很远。拆除房屋而腾出的平地将会铺一条30英尺宽的路。

信德原住民权利联盟前任书记哈菲兹·俾路支（Hafeez Baloch）表示，信德省政府与地产黑手党之间存在联系。它们应对马利尔和加达普（Malir and Gadap）两地当前槽糕的局势的负责。

马里尔发展局（Malir Development Authority）将攫取的土地卖给不同的建筑商，联邦政府和法院却将这些非法占领土地的行为合法化，而不是将土地返还给人民或对地产黑手党处以罚款。地产黑手党正在政府的庇护下攫取更多的土地，而抗议者却被政府监禁。

古加尔努拉受害者委员会（Gujjar Nulla Affectees Committee）主席阿比德·阿斯加尔（Abid Asghar）谴责SC当局发布古加尔努拉租赁土地拆除令，这对穷人是不公正的。

他还抨击了巴基斯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的领导层，称比拉瓦尔·布托一方面反对SC的决定，但另一方面却允许修建30英尺的道路。修路不应成为夷平穷人房屋的理由。

奥兰吉努拉受害者委员会主席阿尔萨兰·安朱姆（Arsalan Anjum）表示，6月21日，受影响的人们在比拉瓦尔的别墅外抗议而被捕并遭受酷刑折磨。赛义德·加尼（Saeed Ghani）领导的政府向我们保证拆迁规模会减小，还说他在本周会向信德省首席部长提供新的建议，并且提供替代方案和补偿。但是现在拆迁并未停止，反而在扩大和加速，道路也由30英尺拓宽到40英尺。

古尔尚-穆斯塔法（Gulshan-e-Mustafa）受影响者的代表阿里（Ali）说，这是一个合法的项目，但一些建筑商和政府官员正试图夺取我们的土地。

他敦促政府、法院和民间机构停止拆除合法住宅。

人民工人党卡拉奇地区主席沙菲·谢赫（Shafi Sheikh）向活动参与者保证，该党将会继续与KarachiBachao Tehreek[6]旗下的地产黑手党作斗争。

（译注: [6]巴基斯坦民间和政治团体联盟。）

人民工人党卡拉奇地区总书记库拉姆·阿里（Khurram Ali）称，信德政府如果对人民有诚意，就应该立即停止拆除行动，并告知最高法院不存在现有住宅占用排水沟的问题。

他同时要求取消NED工程技术大学（NED University）的虚假调查，并研究了帕文·拉赫曼（Parveen Rahman）的计划，该计划在不拆除房屋的情况下解决了供水和排水问题。

海得拉巴、摩洛、纳瓦布沙、纳赛拉巴德、桑加尔、萨克兰、海普·纳森·沙阿、卡什莫尔、拉卡纳和戈茨基（Hyderabad, Moro, Nawabsha, Naseerabad, Sanghar, Sakrand, KhaipurNathan Shah, Kashmore, Larkana and Ghotki）等地的人们也组织了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释放西恩加，并要求争取农民与工人的权利。

海得拉巴（HYDERABAD）：人民工人党和信德原住民权利联盟组织（举行集会反对巴维亚城镇公司和其他大型住房工程，同时对活动家西恩加努拉里被强制失踪表示抗议。

人民工人党信德省地区主席巴克沙尔·塔尔鲁（BakhshalThallu）、阿斯拉姆·帕维兹·乌姆拉尼（Aslam Parvez Umrani）、伊克·巴尔（Comrade Iqbal）等同志在新闻俱乐部外的集会参与者面前发表演讲表示，巴维亚城镇公司的目的不是发展而是要赶走当地人并占领他们的土地

幕后势力勾结如马利克·里亚兹（Malik Riaz）这样的人，还有省和联邦政府中希望侵占信德省中部土地、信德在塔尔（Thar）和科希斯坦（Kohistan）边界土地的人。

人们说努拉里（Noonari）几天前被抓走，目前还下落不明。政治活动家被诬告后在监狱里受尽折磨。

资本主义的推土机正在摧毁乡下村庄和城市中的棚户区。

信德省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HRCP）协调员伊姆达·德钱迪奥（Imdad Chandio）、信德联合党（Sindh United Party）的阿迈尔·阿扎德·潘瓦尔（AmeerAzad Panhwar）、信德哈里委员会（Sindh Hari Committee）的曼祖尔·塔希姆（Manzoor Thaheem）等人也加入了这场抗议。

拉卡纳（LARKANA）：人民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政党的活动家在拉卡纳新闻俱乐部外举行了集会。

信德行动委员会（Sindh Action Committee）几乎所有与会党的领导人，如人民工人党、信德省联合党、Jey Sindh Mahaz等，都声称信德省的土地是以大型开发项目为借口，然后一次性的价格出售给有影响力的建筑商。他们表示，这些肆无忌惮的建筑商随后拆除了旧的居住区，同时大型工程项目将导致农业土地变得贫瘠。

他们表示在不同事件中，某些组织有预谋地阻止西恩加·努拉里等活动家发声反对这种不公平的现状。

他们要求立即释放西恩加、萨南·库雷希等人，并敦促政府在剥夺古加尔努拉和奥兰吉努拉人民的住所之前提供替代性住所。

米尔普尔哈斯（MIRPURKHAS）：数十名活动家在当地新闻俱乐部外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维亚城镇公司、卡拉奇国防区房管局和其他住房项目。

抗议者的领导人扎胡尔·勒加里（Zahoor Leghari）、拉姆赞·达尔（Ramzan Dal）、泰姬·俾路支（Taj Baloch）等人，要求巴维亚城镇公司、卡拉奇国防区房管局等势力停止侵占土地。

信德人的旧村庄正在被摧毁。外来者以房屋建造计划为借口，攫取信德人从卡拉奇到贾姆肖罗（Jamshoro）的土地

在卡拉奇的扎伊布尼萨街，当地人几乎都参加了抗议活动

他们表示当法院已经作出了反对巴维亚城镇公司的决定，但它的拥有者马利克·里亚兹不接受该判决，这是对司法部门明显的侮辱。他们警告说，信德人民绝不会接受无良大亨占领他们的土地。

伊斯兰堡：

在伊斯兰堡，成百上千的人们响应人民工人党和它的进步盟友统一人民运动党（Muttahida Awami Movement）的号召，聚集在国家新闻俱乐部门外。参与者包括各种左翼团体、工会和联盟，民族党（National Party）、工人农民党（Mazdoor Kissan Party）、记者联盟（Federal Union of Journalists）、妇女民主阵线（Women Democratic Front,）、巴基斯坦工人联合阵线（Pakistan Mazdoor Mahaz）、巴基斯坦棚户区联盟（Alliance forKatchi Abadis）、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Pakistan）、巴基斯坦工会保卫运动（Pakistan Trade Union DefenceCampaign）、国民革命党（Pakistan Inqilabi Party）、进步学生联合会（Progressive Students Federation）和革命学生联合会（RevolutionaryStudents Federation）等。

人民工人党旁遮普地区主席阿马尔·拉希德（Ammar Rashid）表示对西恩加的绑架事件证明了信德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已经被房地产巨头贿赂（掉进了他们的口袋）。所以他们要维护巨头们非法掠夺土地的行为，并用武力去镇压人民反抗。

那些主流政党都受惠于这些房地产势力集团，而完全不愿意维护流离失所的人民的权利。

他表示整个发展模式都应受到质疑，这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被商品化并用于投机，这只是为了服务于资产阶级精英的利益，并且伤害了农民和贫困劳动者，最终会将资源从农业和其他实业生产部门转移出去。

像西恩加这样活动家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为工人阶级和原住民发声，除非立刻释放他，否则人民工人党将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运动去揭露黑手党和国家机器在这种压迫背后的秘密联系。

人民工人党联邦委员会成员阿西姆·萨贾德说，正在进行的巴维亚城镇公司在古贾尔努拉的驱逐，只是冰山一角，全国有数千起类似的驱逐行动被忽视。

他说，农村劳动人民因害怕暴力报复而被迫放弃土地和家园，而棚户区居民则经常面临被驱逐的危险。这是因为城市管理者们不愿为了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而放弃有利可图的房地产。

妇女民主阵线的沙赫扎迪·侯赛因（Shahzadi Hussain）在会上说，驱逐和剥夺是一个女权问题，妇女和儿童在失去家园时遭受的苦难最大。最近几周，卡托尔、马里尔和古贾尔努拉的数百个工人阶级家庭已经被剥夺了住所，只能在露天下生活。

民族党旁遮普地区主席阿尤布·马利克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全国人民都在遭受强大的开发商和地方豪强抢夺土地和自然资源而带来的痛苦。

他表示，从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到瓜达尔，人民应得的资源和土地被剥夺和转移给国内或国际资本家。

进步学生联合会的米哈伊·斯瓦蒂（Minhaj Swati）说，卡拉奇目前的驱逐只是导致I-11号棚户区被拆除的同一过程的另一部分。

他说，一方面，人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农田，为精英住房计划让路；另一方面，为了就业和逃避战争而来到城市的工人被残酷地驱逐出棚户区，而棚户区正是他们被迫居住的地方。

他说，即使是来城市接受教育的学生也找不到负担得起的住宿，当他们试图寻找替代方案时，却被城市发展管理局和其他反人民机构驱逐。

受拉瓦尔品第环城公路项目和达多查大坝工程影响、正面临被驱逐的人们也参加了抗议。

环城公路被影响者委员会（Ring Road Affectees Committee）的法亚兹·吉拉尼（Fayaz Gilani）说，由于环城公路路线的改变，农民和当地工人阶级被迫一次性出售他们肥沃的农业用地，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需求。

达霍查大坝被影响者委员会（Dadhocha Dam Affected People’s Committee）的阿杰马尔·汗（Ajmal Khan）说，尽管拉合尔高等法院裁定大坝的征地行为非法，但政府和巴基斯坦边境工作组织（FWO）仍在不与当地居民协商的情况下继续开展该项目的工作。除非被影响者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将在未来几天内加快推进抗议活动。

• 来源：巴基斯坦人民工人党网站

https://awamiworkersparty.org/hundreds-rally-against-land-grabbing-demolition-of-slums-abduction-of-awp-activist/

• 翻译：细浪

校对：由歧、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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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倡议书：支持贫农联盟，坚决与它站在一起！

（2021年5月）

贫农联盟（Liga dos Camponeses Pobres [LCP]）是抵抗的产物。在1995年“圣埃琳娜（Santa Elina）的英勇抗争”中，农民手持棍棒、石块和粗糙的武器，勇敢地与持枪的匪帮和警察战斗——匪帮和警察保卫的是大地主安特诺尔·杜瓦特（Antenor Duarte）的利益。这次斗争中，农民抵抗了大庄园地主（latifundium），夺取了圣埃琳娜的土地。当时的地方长官是来自“巴西民主运动党”（Partido do Movimento Democrático Brasileiro[PMDB]）的瓦尔迪尔·劳普（Valdir Raupp），正是他批准了对农民的谋害。在这次抗争后，农民们——甚至包括已经投降的老人和小孩——受尽折磨，最终被屠杀。一个7岁的小孩凡妮莎（Vanessa）被枪杀。

旧国家、大庄园地主及其走狗们犯下的暴行没能让人民屈服——人民更激烈地抗争，并且组建了革命组织，定下了明确的革命路线。贫农联盟正是在这些牺牲的同志们的腥风血雨中建立的。在那次抗争后，即使美洲国家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进行了谴责，旧巴西国家的政府——任何一届政府都根本没有惩治那些参与屠杀的凶手。一项证据就是：科伦比亚拉（Corumbiara）屠杀的刽子手之一何塞·赫利奥·奇斯尼罗·帕查（José Hélio Cysneiros Pachá）现在是朗多尼亚州（Rondônia）的安全部长，仍在他的职位上继续实行同样的杀戮政策——他和州长、大官僚马科斯·罗查（Marcos Rocha）一道，下令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现在，距离那场促使贫农联盟建立的斗争已过去了25年，农民又一次夺取了圣埃琳娜的古老农场。农民是不可阻挡的，这就是为何土地窃贼和旧国家的走狗如此惧怕他们。

（译注：2020年8月9日，在圣埃琳娜起义的25周年纪念日，农民成功夺取了圣埃琳娜庄园的土地，并将其命名为马诺埃尔·里贝罗[Manoel Ribeiro]营地。2021年4月，朗多尼亚州警察对该营地进行了大扫荡。）

因此，自1995年以来，贫农联盟把巴西农民团结在革命路线周围，开展了旨在彻底摧毁大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在我们所处的巴西，土地问题500多年来从未被解决，而这样的现状是地主统治阶级故意维持的——他们吸食着人民痛苦劳动的成果。这正是旧官僚国家将贫农联盟视为一大威胁的原因。正如统治阶级对待任何威胁其目标的运动一样，资产阶级-地主国家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扼杀贫农联盟。

从贫农联盟建立至今，联盟的许多领袖和战士被大地主和旧国家逮捕、迫害、杀戮。我们尤其缅怀联盟的革命领袖乔·本唐（Zé Bentão）同志，以及教师兼战士雷纳托·内森（Renato Nathan）同志。乔·本唐被埋伏而死，而雷纳托·内森则是因家中有绘制的地图而被认定为游击队员，于是被谋杀。我们也特别缅怀最近牺牲的费尔南多（Fernando）同志，他是帕乌达尔科（Pau D’Arco）大屠杀的目击者。他亲眼看见自己的男友耶雷（Jerlei）同志在没有武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被警察和匪帮可鄙地杀害；他也看见支持贫农联盟的商人罗贝托（Roberto）同志被残暴而可耻地杀害。

然而，即便是对农民的大屠杀也不能阻挡土地革命。贫农联盟几个月后就夺回了圣卢西亚（Saint Lucia）农庄——帕乌达尔科大屠杀正是发生在那里。对前圣埃琳娜农庄的农民营地的威胁反倒增强了农民们对反抗和正义的渴望。旧国家不可能“和平地”消灭统治阶级的敌人。

正因为农民在夺取一切大地主的土地的正确道路上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腐烂的媒体作为官僚、地主的应声虫，也在尝试污蔑贫农联盟，指控贫农联盟是“恐怖分子”、“游击武装”，甚至还声称贫农联盟对人“施以酷刑”。然而，巴西人民明白农民们不是恐怖分子；他们明白贫农联盟是由那些既为了自己的土地权，又为了更好、更公平、没有大地主、没有农奴制的巴西而斗争的家庭组成的。拥有权力的那些人才是恐怖分子——地主们对农民灭族、使农民家庭妻离子散，而雷纳托·内森、费尔南多、耶雷的遇害就是明证。正是地主们在折磨农民，威胁农民营地和营地周围的居民，谋杀支持贫农联盟的商人。

我们时代的背景是旧国家的完全法西斯化。因此，当朗多尼亚州长、屠夫马科斯·罗查和嗜血成性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译注：巴西右翼总统）联合起来，借口“打击恐怖主义”来想方设法消灭贫农联盟时，我们毫不感到惊奇。他们的镇压行动已经开始：他们不断攻击马诺埃尔·里贝罗营地和蒂亚戈·桑托斯（Tiago dos Santos）营地；他们迫害、围剿；他们全年不停地杀害农民。他们管这叫“农村和平”——这是反人民战争的血染的“和平”！

“农村和平”并非毫无预兆，也并非没有目的：

这种镇压的预兆就是正在进行的军事政变和资产阶级机构的腐烂。这不是今天或昨天才开始的，也不单单是博索纳罗一个人的计划。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腐烂——也即世界反革命兴起——的结果。博索纳罗和巴西军官们的作用就是通过加紧镇压进步力量，用寄生国家调和阶级斗争。以前的政府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失败了；博索纳罗政府只不过是收拾烂摊子继续干罢了。

这项镇压的目的就是消灭巴西所有革命力量、压制所有要求民主的呼声。不过我们知道：这从没成功过，也永远不可能成功。

巴西人民已经听厌了这些陈旧的“恐怖主义”指控。众所周知，这样的指控是为了给镇压、谋害我们人民寻找借口。这样的指控是为了给残酷折磨和谋杀那些抵抗独裁的战士寻找借口。这样的指控是为了给接连逮捕并折磨马里盖拉（Marighella）同志，给拉帕（Lapa）大屠杀，给折磨、监禁、刺杀年轻的马诺埃尔·利斯博阿（Manoel Lisboa）寻找借口。

（译注：马里盖拉是巴西军事独裁时期革命领袖，1969年被谋害。拉帕大屠杀发生于1976年，巴西军方谋害了巴西共产党（PCdoB）的三名领导人。利斯博阿是巴西革命共产党（PCR）创始者，倾向于毛主义，1973年被军方绑架、折磨、处死。）

我们明白这些借口全是谎言。难道我们要允许他们继续说谎吗？难道我们要在农民们手持锄头、棍棒、石块、简易狩猎工具自卫，来抵御大地主资助的武装的时候，任由他们污蔑农民们是恐怖分子、以此为借口组织新的屠杀吗？进步力量的责任在于主动回击旧国家散布的这些谎言，并团结在贫农联盟周围保卫它！我们要谴责大地主阶级，我们要宣布：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要被肃清！我们要谴责旧国家，它对农民犯下深重的罪行——它今天仍在不断开展大屠杀，已经杀死了40万人！

我们一致地支持、声援贫农联盟的同志们。我们知道，历史将证明博索纳罗、马科斯·罗查和其他一切反动派一样，都是纸老虎，从历史角度看，他们已经已经失败了。

我们呼吁巴西的一切民主力量保卫贫农联盟，并将此事定为最紧要之事。我们坚信，农民不会屈服，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不会在公开的威胁面前退缩。正如马里盖拉同志所说：“放弃自由是不合理的。”我们同样这么认为。我们尤其要保卫起义反抗国内不公的自由。

肃清大庄园地主！

土地革命万岁！

完全地、不受限制地支持贫农联盟！

造反有理！

联署名单：

Grupo de Estudos Ao Povo Brasileiro

Coletivo COMBATE(r)

João Carvalho

Comitê Solidário Popular Anani

Movimento Amazonas Vermelho

Coletivo Carcará

Grupo de Estudos Autonomia Popular

Grupo 9 de Maio

Levante Popular Antifascista-Maranhão

Labareda Podcast

Periódico El Pueblo

Comitê Sanitário de Defesa Popular-Bahia

Unidade Vermelha-Bahia

Revista Amigo do Povo

CEPS Songun

Lucas Rúbio

Coletivo Onças Pintadas

Coletivo Mangue Vermelho-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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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为人民服务”组织网站[挪威]

https://tjen-folket.no/index.php/en/2021/05/12/joint-calling-for-the-support-and-defense-of-the-league-of-poor-peasants-lcp/

• 翻译：Viu

校对：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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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里执政的六年：经济混乱和资本主义攻击

（2021年6月2日）

（译注：本文发布者为尼日利亚民主社会主义运动（Democratic Socialist Movement）。该组织是“争取工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

截至2021年5月29日，布哈里/全体进步大会党（Buhari/APC）已经维持了整整六年的统治，他们的统治令人生厌。在尼日利亚人寻求终止腐败、动乱和贫困之时，这个政府应运而生，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威胁尼日利亚及其人民生存的毒瘤。当初尼日利亚人选择布哈里的各项因素，现在都在走下坡路。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多数尼日利亚人将毫不犹豫地终结这个背信弃义的无能政府。

然而，仅仅结束布哈里政府的统治是不够的。尽管2015年的时候，布哈里政府承载了尼日利亚人虚幻的希望，但是现在，了解布哈里政府失败的原因，更为重要。我们不希望，取代布哈里的统治的，是另一个无力缓解、更不要说终止尼日利亚危机的政权。

尽管尼日利亚的状况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确实恶化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非刚刚经历这种困境，布哈里政府的彻底失败也并非与过去的政府毫无联系。事实上，自从1999年文官政府重新上台以来，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蚕食尼日利亚人已经极为恶劣的生活水平，劳动人民和穷人的生活条件急转直下。另一方面，这些各式各样的政策让少数富裕阶层占据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同时创造了一些新富阶层。当然，这其中，布哈里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加大了新自由主义“解药”的剂量，企图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糟糕境况，让资本主义危机恶果尽显，而且还奉行以独裁倾向和宗派主义为特征的愚蠢政策。

我们有必要提及背景。我们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必然产物。我们国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和资源，但是资本主义统治却不断剥夺着大多数人民享有更好生活条件的权利。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上述实质，那么我们就会让工人阶级运动和试图反击资本主义统治的积极分子陷入迷茫、犯下错误。此外，很多信奉资本主义的分析人士和“权威专家”想让我们相信民族沙文主义和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正确理解现状将有助于我们不落入他们的陷阱。我们不能存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想法。“乔纳森（Jonathan）更好”，“奥巴桑乔（Obasanjo）最好”，“亚拉杜瓦（Yar ‘Adua）本可以有所作为，但他死了”，“我们需要分道扬镳，因为豪萨-富拉尼人（Hausa-Fulani）反对我们”，等等，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典型观点。

过去六年，尼日利亚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人民、青年和穷人，在痛苦中挣扎。根据世界贫困时钟（World Poverty Clock），2016年至今，极端贫困人口从7400多万增加到8900多万。而根据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的数据，约有1亿尼日利亚人处于多维贫困中，这一数据在6年内增加了1500余万。其他指数同样在恶化。例如，总体通胀率从2019年第一季度的11%左右上升到今年4月的18.12%，而对工人阶级更为重要的食品通胀率则从2019年第一季度的14%左右上升到2021年4月的22.72%，达到2009年以来的最高值。现在，食品开销和能源费用占据劳动家庭收入的50%以上，生活成本水涨船高。

布哈里失败的背景

尽管乔纳森（Jonathan）政府确实在经济方面留下了烂摊子，但事实是，布哈里政府不仅没有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还丝毫没有解决深植于尼日利亚经济的腐败问题，而且还将这一负担转嫁给占据人口多数的劳动人民、青年和穷人。乔纳森政府和各州政府（来自主要的执政党，尤其是人民民主党（PDP）和全体进步大会党（APC））在5年内瓜分了29万亿奈拉（译注：约4500亿人民币），却留下了荒废的社会基础设施。在2011年到2015年间，乔纳森政府的教育支出只有2.2万亿奈拉（译注：约340亿人民币），约占24.9万亿奈拉（译注：约3900亿人民币）国家预算总额的8.2%。

政府投资数千亿奈拉进口精炼燃料，充实了进口商集团的口袋，而国家石油公司却被他们放任不管。当乔纳森政府取消了与中国签订的建造新炼油厂的合同时，数万亿奈拉从国库中流失，用于进口燃料，到2012年，在进口燃料的掩护下，国库损失超过1.6万亿奈拉。他们甚至利用动乱，贪污了20亿美元，而据称，乔纳森政府这笔钱原本的用途是打击博科圣地（Boko Haram）组织。

代表各执政党的各州政府也纷纷加入掠夺狂潮。已解散的总统腐败问题咨询小组成员奥德昆莱（Odekunle）教授表示，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仅50名政客就贪污了超过1.3万亿奈拉（译注：约200亿人民币）。原油账户盈余从2012年12月的约86.5亿美元下滑到2015年5月的20.7亿美元。尽管在乔纳森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每桶原油的平均售价为100美元，但经济和政治的各个领域都已遭到严重破坏。

这就是布哈里政府执政的背景。在2015年投票给布哈里的1500多万人中，大多数人选择他的原因都是相信他能阻止这种情况，扭转危险的经济下行趋势并实现经济高速发展。

差到无可复加的布哈里统治

当然，布哈里政府首先在蜜月期犹豫了几个月。部分意义上，他们是打算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但现实很快打破了这一想法，资本主义没打算挽救尼日利亚。因此，在仅仅一年的存续时间里，布哈里政府亮出了獠牙，把汽油零售价格从87奈拉疯狂拉升到145奈拉。尽管由于原油价格（当时占政府收入的70%以上）从2013年底的80美元左右下降到 2016 年年中的不到30美元，政府的收入有所减少，但合乎逻辑的预期应当是原油价格下跌会导致汽油零售价格的下降。然而，由于国内炼油厂故意倒闭后，尼日利亚对进口燃料的依赖，再加上约 90% 的外汇收入来自原油销售，原油价格下跌意味着一场灾难。对国家而言，随着奈拉价值下降（尽管政府试图利用外汇收入来捍卫奈拉汇率），政府收入急剧下降。然而，燃油零售价格的上涨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原因。包括以劳动力为中心的各种分析都表明，燃油价格的上涨是欺诈性的。

一个明智的方法是开始通过以下方式调配资源：以民主公开调查的方式，结束通过过度虚报的合同金额、膨胀的政客薪酬、欺诈性税收和贸易政策等方式，直接和间接掠夺国家财富的行为，以追回从国家财产中掠夺的数万亿美元。然而，早年坚持认为燃油补贴是一种欺诈的布哈里政府不但继续实行补贴制度，而且在2016年5月（第一阶段）和2020年9月（第二阶段）两次提高了燃油零售价格，让油价升至162奈拉，比2015年的价格高了几乎一倍。不止于此，这个政府拒绝改造燃料炼油厂和建造新炼油厂，却忙着向尼日利亚亿万富翁阿里科·丹格特（Aliko Dangote）正在建造的私人炼油厂提供一项又一项的补贴。需要强调的是，燃料价格的上涨，特别是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失业，导致了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

除了燃料价格上涨，政府还发起了其他攻击，例如提高电价和增加增值税。在此基础上，尽管政府自视甚高，但仍只能眼睁睁看着汇率从2014年的约197奈拉比1美元，变到今天的约411奈拉比1美元。这些资本家的政策使穷人更难以负担生活，同时也让本已富裕的阶级变得更富有。在劳动人民受到更多挤压的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分配者的银行，即使在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和利润增长，而这并非偶然。仅在今年前三个月，8家商业银行就宣布利润为2319.6亿奈拉（《领导力》杂志[Leadership]，2021年6月1日）。

在银行宣布盈利数百亿奈拉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人正在失业，失业率从 2015 年 12 月的 10.4% 上升到了 33.3%（2310万人）的历史最高水平。青年失业及不充分就业率达到了63.5%。虽然布哈里声称实施了一些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但它们要么对大规模失业而言杯水车薪，要么只是政治宣传，或是奴隶劳工计划。例如，虽然政府声称在4年内让超过 40万名青年参与NPower 计划，但这只抵得上每季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超过 70万人的一半。不仅如此，NPower计划是一项为期两年的临时工作计划，招收的青年只有微薄的工资，在劳动条件和工会权利方面没有保障。

农业革命？

政府同时声称，通过了价值1.7万亿奈拉的农业计划，政府已经雇佣了大约 800 万人，特别是在水稻革命后。抛开这个数字与2300万以上的失业人数相距甚远不谈，政府的这套说辞更多的是宣传而非现实。仅靠农业不可能让800万尼日利亚人获得有酬就业，也不会在经济指数中有所体现。有趣的是，尼日利亚政府声称成功的大米生产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现在的大米价格却比2014年高出近200%。此外，政府声称已将大米进口量从约700万公吨减少至约260万公吨，但本国大米的价格仍是 2014 年进口大米价格的两倍多。此外，在发生了水稻革命的北部地区，失业率和贫困率仍然很高。

更糟糕的是，由于生产性经济活动低迷，政府的非石油收入在过去4年中有所减少，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49.6和 45.2点，跌破50点大关。如今，核心通胀和总体通胀上升主要是由食品通胀驱动的。这并非偶然。但布哈里政府声称，通过联邦政府和尼日利亚央行（CBN，Central Bank of Nigeria）预算拨款和干预措施，他们在农业上已经花费了高达2万亿奈拉。

正如食品价格上涨，以及政府收入和外汇持续依赖原油所表明的，尼日利亚政府的农业政策，即政府声称用来使经济多样化的政策，不过是一场失败。更糟糕的是，政府仍然希望更多的尼日利亚人继续使用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基本农业系统。尽管这使尼日利亚成为许多农产品（花生、生皮、可可、橡胶等）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这个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的时代，这是不可持续的。这也反映在政府对牧民危机的处理方式上，政府完全不准备将牧业制度从陈旧、低效和危机四伏的露天放牧制度转向现代牧场和牧区制度。

布哈里总统说，尼日利亚包括失业在内的经济困境，将在年轻人拥抱农业后简单地消失。但实际上，现代农业并不依赖从事农业人口的百分比。事实上，以机械化和科学方法为前提的现代农业体系，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同时只需要更少的人耕种。在这个时代，认为农业需要所有年轻人（包括专业人士）参与的想法已经过时且无用。真正需要的是，政府通过大型国营农场、种植园和农庄定居点发展机械化农业，对现代农业进行直接投资，并通过向农民提供设备、仓储设施、现代种子、苗木等投入和培训来支持他们。这与在农业社区和农场定居点提供道路、学校、医院、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一样，都是提高生产力的办法。这种投入也与建立农业相关产业有关，这些工厂将加工农产品，并使它们在工业上给当地消费和出口带来帮助。

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基础的农业体制不会使国家发展，实际上会重新产生与原油经济相同的问题，我国依赖于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决定了农产品的价格。上面强调的任何计划都不能由私营部分掌控，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大型私人农场。这是因为私有经济的主要焦点是盈利，这意味着资源只会流向利润最大的地方，而不一定用于发展整个农业产业链。尼日利亚政府通过央行和联邦政府的干预措施（如主体借贷者计划* [Anchor Borrower’s Programme]）花费了近 1 万亿奈拉，以刺激对出口导向型产品的投资，并减少食品进口。但所有这些计划最多只能对经济产生边缘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多元化方面。这是因为政府的农业政策的前提是让银行和大农场主受益，而留给农民的好处却很少。

（*译注：该计划为尼日利亚政府于2015年推行，每个具有良好还款记录的农民都有资格获得太阳能家庭系统，该系统将为他们的基本家用电器提供电力；同时央行将制定一个还款框架，允许农民使用央行资金种植指定的农产品，来偿还所消耗的电力。）

当然，国内治安不佳、牧民与农民的冲突*、气候变化等其他因素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然而，政府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治安人员与牧民冲突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布哈里政府在各方面的失败。因此，只有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参与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尼日利亚经济的多元化。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金融、能源、钢铁、矿产资源等经济支柱都落入了大资产阶级手中。

（*译注：尼日利亚的牧民大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富拉尼土著，而农民则大多是信奉基督教的其他族裔，由于尼日利亚土地的快速荒漠化以及近百年来不断干旱的气候，尼日利亚牧民逐步向南迁徙挤占了农民的耕作区，双方在水源、土地等问题上的矛盾非常尖锐，再加上许多牧民为了生计担负起为官员放牧的任务，而官员在这一问题上因为利益攸关而无所作为，这一问题在近些年来影响力逐步扩大，成为尼日利亚内部分裂的重要因素。）

例如，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发展农业将意味着对基础设施、能源、教育以及电力和钢铁部门的投资。而为这些项目调动资源需要政府对先富起来的人征税，并减少每年高达 1.3 万亿美元的当权政客的薪酬，同时堵住由大企业通过欺诈性合同制度和贸易政策，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利的漏洞，并追回被掠夺的资金。不仅如此，这还需要政府接管其中的一些部门，如能源、钢铁、银行和金融等，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投资和控制，而所有这些都会侵害资本主义的利益。因此，真正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改造农业，是一个阶级和制度问题。只有以社会主义纲领为前提，动员劳动人民、青年和穷苦大众登上政治舞台的政府才能真正做到这一切。

政府的财政政策——一场悲剧

从2016年开始，布哈里政府就显著地增加了政府预算，到2021年已经达到了13.08万亿奈拉，政府声称他们正从这些预算里拿出更多的部分投资于基础建设。当然，一些基建确实在发展，比如铁路系统，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罢了。首先，这些预算在实际数额上要低于所公布的数字，比如2021年声称的13万亿奈拉预算实际上只有340亿美元，这和2014年的预算差不多。当通货膨胀和其他指标因故不断恶化时，预算数额的上升虽然也很重要，但显然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其次，这些预算主要由巨额贷款提供资金，这就导致了这笔预算对于大多数尼日利亚人的生活没有多大影响。

2021年，大概3.34万亿奈拉（相当于总预算的四分之一）用在了偿还债务上，而与此同时预算赤字却达到了5.4万亿奈拉，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需要借钱还债，或者换句更简单的话说，借钱就是为了支付已有债务的利息。用于还债的预算比投入到教育和卫生上的预算还要大，也比在资本更偏爱的那些领域的投资要更多。而在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资本项目的合约都是在浪费资源的资本主义合约制度下完成，而这种制度正是通过牺牲国家来保证寡头承包商和顾问的暴利。根据尼日利亚报刊《高级时报》（Premium Times）的报道，尼日利亚的道路建设成本在西非是最高的，在全球也是最高之一。尼日利亚的资本项目是一种攫取利益和掠夺财富的重要方式，当然，不单单是本地承包商如此。据报道，中国承包商与尼日利亚签订的各种建设项目合同，特别是铁路项目和公路项目，都包含着高利贷条款，充斥着不透明因素，为中国公司提供更多支持。这一切都绝非偶然，在上述的种种情况下，提供给资本项目的巨额资金就只能在基建改善方面略有用武之地。这还不算最糟的，资金的短缺阻碍了许多资本项目。表面上是新冠大流行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活动和政府投资，导致了4年来的第二次经济衰退，但实际情况却是，尼日利亚经济正因其新殖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秩序而脆弱和不可持续。

更多要面对的攻击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在促进国家发展上的失败。现在尼日利亚已经陷进了债务泥潭中，政府每年要借越来越多的钱去还债，然而，在债务不断增加的同时，由于偿债在政府预算中占得很大的比重，提高预算规模的基础（即增加在基建和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却正在被摧毁。但是，为了维持这种显而易见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政府仍在不断借债。不仅如此，政府还把负担转移到了广大劳动人民身上，而金融界的资本大鳄和全球资本主义组织正在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政府全力以赴，把所有的负担都卸给贫穷的劳动人民。

考虑到现在尼日利亚政坛上的这些人物都见证过2012年1月的大示威*，甚至是从中获利的，布哈里政府越想走得远，就越害怕大示威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会停止对劳动人民和穷人发动更多的资本主义压榨。不祥之兆已经显现——财政部长暗示政府计划要么缩减政府雇员人数，要么把工资恢复到过去的最低标准，或者干脆两个一起做；卡杜纳州（Kaduna State）州长被曝出是个狂热而残暴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捍卫者，这一点不小心泄露了出来，自然也引发了工人的大规模抵制，当然，许多其他州政府也在等待谁先成功迈出这一步，像卡诺（Kano）这样的一些州政府甚至采取措施停止支付30000奈拉（约合人民币468元）的最低工资；还有一些计划要提高油价和电价，事实上政府已经两次试图提高价格，但群众的强烈抵制让他们最终退缩了，现在各州政府再一次要求联邦政府提高燃油价格，后者还在等待那个时机。有趣的是，政府正在利用与劳工领导层的谈判作为争取时间的策略，工人必须迫使劳工运动的领导层坚决地反对这些政策，工人也必须保持警惕，以抵制那些想要进一步攻击工人的企图。反对和抵制这些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工人首先发起进攻，以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

（*译注：2012年1月，由于时任政府在油价暴涨中突然宣布取消成品油补贴，也由于政府在处理“博科圣地”问题上的糟糕表现，尼日利亚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罢工大示威，同月，在政府采取措施控制油价上涨后示威结束，此后时任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民望大跌，最后在2015年大选中被现任总统布哈里击败。）

如果布哈里政府成功实施这些攻击，那也只会加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现在政府唯一的救命稻草是中央银行，它扮演了财政部的角色，向经济活动中注入资金。但中央银行总归是不能一直这样走下去的。银行已经要求各州退还提供出去的贷款，这将给州财政带来更大压力，而作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狂热捍卫者，州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贷款转嫁给劳动人民和穷人，转嫁到像卫生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上。

只有以利用巨额资金和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纲领，才能在过剩中打破不发达的苦难循环。在工人、相关专业人士和社群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下，将尼日利亚经济命脉国有化，不仅可以解放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还可以进行有组织的整体规划。

构建革命性的替代

然而，只有具有明确清晰社会主义纲领和真正民主的劳动人民的群众性革命政党，才能成功实行这些纲领。这样一个政党能够动员工人、青年和被压迫者，在国内和国际上压倒资产阶级的破坏性力量。好的方面是，尼日利亚的劳工运动有着伟大的英雄的斗争历史，足以担此重任；坏的方面是，劳工运动的领导层们把政治权力放到了劳工运动议程之前的首要位置。甚至于工人们从工作场所到国家层面上的斗争都已经被劳工运动的领导层出卖了——最近在卡杜纳州（Kaduna），工人反对大规模裁员的斗争被领导层们转变成了“要求简单地按照法律执行裁员”的斗争。

糟糕的是，许多工会领导人本身就是大资本家和劳工雇主，不希望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当许多劳工领袖从工会活动家发展成为政务官，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名下的竞选者，而且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对劳动人民放出新自由主义的恶龙时，我们如何期望这些劳工领袖能建立政治替代方案呢？因此，要进行构建群众性劳动人民的政治替代方案的斗争，就需要使工人运动成为抵抗所有反工人政策的激进反抗堡垒，也需要重建工会运动，重组其管理层。

我们可喜地看到目前人民替代政治运动（The People’s Alternative Political Movement，TPAPM）等各种左翼联盟正在努力发展，然而，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能与地方、州和国家各个层面劳动人民的日常斗争相联系，也没有真正的革命内部民主，这些努力最终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徒劳。由尼日利亚民主社会运动（Democratic Socialist Movement，DSM）成员、工会会员和其他活动家创立的尼日利亚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Nigeria，SPN）展示了一种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替代方案的可能，即使在资源有限、缺乏来自工会和左翼群体支持等严重不利条件下，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正企图通过“独立的全国选举委员会”（INEC）扼杀这个党派的生命。

随着2023年大选的接近，劳动人民和青年将会为失败的布哈里及其全体进步大会党（APC）找一个替代品，同时他们中大多数也不会选择人民民主党（PDP），事实上，由于亿万富翁们对这两个政党选举的操纵，许多人对政党政治的幻想已经破灭了，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发现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就没有差别。如果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激进的群众替代方案，越来越多的人将会陷入牧民对抗农民*那样的民族沙文主义之中，或者为一些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摇旗呐喊，去支持一些模糊的改革，比如什么地方主义、行政重组等，来试图结束贫困与压迫——所有的这些都在解决尼日利亚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进程中发挥不了哪怕一点作用，唯一的方案只有解决所有权问题。

• 来源：尼日利亚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网站

http://www.socialistnigeria.org/5314/2021/06/02/six-years-of-economic-dislocation-and-capitalist-attacks-under-buhari-administration/?doing_wp_cron=1625407381.3475608825683593750000

• 翻译：黄延续、正方、高君宇

校对：谢廖沙、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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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中央委员会新闻声明

（2021年7月24日）

向印度的农民致以革命的问候，他们正以坚强的意志毫不妥协地进行着战斗！

让我们在人民呼唤的“废除农业法！”口号下战斗到底。

首先，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向印度广大农民们致以革命的问候。为了实现自己的正义诉求，自2020年11月25日以来，他们就一直以坚强的意志毫不妥协地与中央政府进行斗争。在过去8个月里，政府的暴力镇压已经造成超过500名抗议农民死亡。在此，我党中央委员会对所有为理想而献出生命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革命敬意。莫迪在议会上只表达了对Jio公司电信塔被毁的悲痛，但却对农民的死亡保持缄默，这实际上表现出了他的剥削阶级本质。（译注：因为安巴尼和基础设施大亨高塔姆·阿达尼都是新农业法案的主要受益者，印度农民们对亿万富翁穆克什•安巴尼旗下Jio公司的基础设施怨气冲天，因此在旁遮普邦和印度其他地区，1500多座电信塔遭到反对《农业法》的农民破坏。）

政府要求农民在新冠疫情期间停止示威的指令是极为荒谬的。疫情没能阻止政府推行新法，却在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抗议时变成了阻止农民行动的理由。我党坚决谴责政府的这种态度，中央政府必须对第二轮疫情（新冠病毒的德尔塔毒株）的迅速扩散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政府甚至不敢向人民披露疫情的真实死亡人数。根据《纽约时报》的详细报道，印度的实际死亡人数是政府统计数字的6倍！必须在做好新冠防护措施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废除土地法的斗争。

30年多年以来，印度实行的自由经济政策一直束缚着印度的农业，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失去生计。莫迪政府提出的《新农业法》是这些剥削政策的极致，它将彻底击垮印度农民。让我们为废除剥削性政府的这些法律而斗争到底，以避免其灾难性的后果。在此，我党呼吁大家时刻都要与这些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进行顽强斗争。

到2021年6月5日为止，农业法已经实施了一年，而这也是农民反抗最频繁的一年。自从法令实行，农民们就一直激烈反抗。起初农民们试图在法律的框架下斗争。2020年9月10日，他们在哈里亚纳邦（Haryana。译注：印度西北部的一个邦，1966年从旁遮普邦分出成立）的古鲁格舍德拉（Kurukshetra）的维普利（‘Veepli）市场前举行集会。警察使用长警棍（Lathi。译注：一种可长达一米以上的较重长棍）攻击拖拉机集会上打出“拯救农民，拯救市场”标语的农民。农民们则使用石块作为武器。从那时起，农民的反抗便逐步扩大，开始使用包围德里的方式与政府的反农民态度对抗。印度农民的斗争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方式进行着，所以最高法院不得不于2021年1月12日暂停了该法律的实施。最高法院任命了一个四人委员会与农民们进行会谈。但委员会成员之一布平德·辛格·曼（Bhupendra Singh Man）拒绝，并立即退出了该委员会（译注：布平德·辛格·曼生于1939年，是印度早期著名农民运动领袖，为表彰他对农民斗争的贡献，印度政府于1990 年授予他国会议员的席位，他在位期间提出多项利于小农的提案）。农民领袖们反对这个委员会的成立。

由于最高法院要求暂缓实施，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其推迟18个月。中央政府同意批准撤回电力修正案草案（2020年），并免除农民在防治国家首都地区（NCR, National Capital Region）污染行动中受到的惩罚。这些都是农民的胜利。然而，法律的废止问题仍悬而未决。此外，政府也没有保证通过有关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的法律。另一方面，政府在1月22日第10轮谈判后退出了与农民领导人的谈判。这暴露了政府反农民、支持大公司的态度。我党强烈谴责这种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农民联合阵线”（Samyukta Kisan Morcha）组织并不坚定，他们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译注：Samyukta Kisan Morcha是2020年11月由40多个印度农会组成的联盟，以协调非暴力抵抗，并共同反对同年9月政府发起的三项农业法案。）

中央政府的领导，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假农民领袖哈帕尔·辛格·巴拉里（Harpal Singh Belari）和政府的狗腿子们一上来就给农民们扣上哈利斯坦主义者（Khalistanists）和毛主义者的帽子。（译注：指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其目的是在旁遮普地区建立一个名为哈利斯坦的锡克教徒的主权国家。）中央政府锲而不舍地尝试歪曲农民的诉求，这在德里红堡升旗事件和其他一系列事件上显露无疑。我党从一开始就严厉谴责这些阴谋。我们再次郑重声明，我党将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毫不妥协地斗争到底，以解决包括农民在内，所有被压迫人民的问题。中央和邦政府惊慌失措，声称毛派是一切人民问题的幕后黑手。我党无疑支持国内被压迫人民的一切斗争。作为革命者，领导人民斗争是我们的责任。不管政府给它起再多的名字，像什么城市纳萨尔派、头巾纳萨尔派等等，不管它修改和通过了多少法律，他们都无法阻止人民的斗争。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支持和领导这些运动。

我们党严厉谴责印度教婆罗门势力在从沙欣巴（Shaheenbagh）到西尔格（silger）制造的流血事件，他们在道德上愧对我们的人民英雄，如Gendsingh, Baburao Sadmek, Gundadur, Birsamunda, Siddho-Kano, Jyotiba Phule, Bhagat Singh, Ramaraju, Komram Bhim, Baba Saheb Ambedkar, Periyar 和其他这样的伟人。在此，我党再次强调，除非农民采取不妥协的斗争来反对印度教法西斯势力的亲帝国主义政策否则任何问题都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反对农业法的斗争不仅与我国农民相关。我国8亿人民将被剥夺获取定额配给口粮的权利，为贫困人口提供的“国家定额配给卡”大米补助也将停止。印度政府将取消其在定额配给站上花费的31.7万亿卢比的补贴。而这些农业法将在许多方面摧毁广大群众的生活。因此，我们呼吁全国人民谴责政府行为，为废除这些法律而战斗。

值得赞扬的是，农民领袖在最近的邦议会选举中呼吁争取废除土地法。包括北方邦在内的5个邦定于明年举行选举。在这里我们呼吁战胜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势力。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些议会政党的真正面目。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些党派都在致力于在国内实施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些政党的破坏性政策导致了印度阿拉伯人聚居区（译注：可能指古吉拉特邦，当地穆斯林人数较多，有资料称印度籍阿拉伯裔人多聚居于此；莫迪也曾在此任职）的现状。因此，我们党将团结代表农民的力量和组织，与他们携手并肩，战斗到底，加入包围德里的废除土地法斗争。我们必须挫败政府将农民赶出德里的阴谋。把中央邦那些支持新土地法的乡绅（Sarpanch。译注：指印度的五人长老会首脑）从村里揪出来，抵制他们的生意，不给他们的家族服务。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中央委员会新闻发言人Abhay

• 来源：avaninews

http://avaninews.com/article.php?page=3209

• 翻译：西山启明

校对：思清、食语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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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6日）

印度独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团结的农民和平抗争一直在不断升级。尽管面临着从严寒到倾盆大雨和灼热等多种困难，愤怒的农民仍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决心和力量。因为压迫农民的莫迪政府不允许他们来到首都，所以无数农民在德里的5个边郊城镇——辛胡（Singhu）、提克里（Tikri）、加济布尔（Gazipur）、帕尔瓦尔（Palwal）和沙贾汉布尔（Shajahanpur）——和平静坐。旁遮普邦的农民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来自哈里亚纳邦（Haryana）、北方邦（Uttar Pradesh）、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和中央邦（Madhya Pradesh）的农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尽管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交通受限，但仍有许多农民从印度其他地区赶来加入。到目前为止，运动中约有480名农民丧生，但领导者表示，尽管政府冷漠对待、残酷镇压，尽管有各种自然灾害和苦难，直到他们所要求废除的3项农业市场法、电力修正法案和反农民的环境条例被废除之前，他们都不会结束运动。

政府对运动进行了打击，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诽谤。一开始，残酷的镇压是通过警棍、催泪瓦斯、水炮、阻断全国高速公路等方式展开的。他们断电、断水、不清洁卫生设施、专门派人制造麻烦，给不同静坐抗议地点的抗议者制造了许多困难。政府和国民志愿服务团（Sangh Parivar。译注：印度人民党的下属组织）使用 “恶意诽谤的媒体”（“godi” media。译注：是一个贬义词，由新德里电视台记者拉维什·库马尔（Ravish Kumar）创造并推广，用于指代耸人听闻和有偏见的印度报纸和电视新闻媒体）发动了一场针对该运动的恶意打击。它散布谎言，指责农民是卡利斯坦分裂分子、毛主义分子、巴基斯坦特务、中国特务、阻断军队补给的叛徒。在共和国日发生了一个运用特务进行挑衅的险恶阴谋，而红堡（Red Fort）的不幸事件被用来指责农民领导人，并把他们牵连在虚假的案件中。但所有这些努力只是暴露了莫迪沙阿（Modi-Shah）政权的反农民政策和行动。

纪律严明、和平且有组织的农民运动得到了全国不同阶层人民的支持和赞扬。我们得到了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工作的印度人的支持。甚至善意的民主世界的舆论和国际媒体也对我们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最重要的支持来自印度工人阶级。从第一天起，印度工会中心（CITU。译注：印共（马）领导下的全国工会组织）和各中央工会组织就积极声援我们的斗争，工人与农民并肩前进。10个全国工会（译注：印度各党派特别是左翼党派，一般都建立了本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会组织）的中央机构都支持农民运动，并参加了我们设置路障（rasta roko）、封锁铁路（rail roko）、罢工罢课（Bharat Bandh）和集会的斗争。许多工会甚至向本次运动提供了资金援助。工人本身也正遭受着莫迪政府的残酷打压。所有的劳动法都被取代了，还通过了4项劳动法则，使工人成为公司/跨国公司的奴隶。农民和工会的领导者——联合农民阵线（Samyukt Kisan Morcha）和各全国工会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共同反对莫迪政府的反农民、反工人政策。这次行动开辟了工农团结的新局面，必将加强我们的民主运动。

各界人士都站在这场历史性斗争的一边。妇女组织纷纷伸出援手，动员了大批妇女参加抗议活动。青年和学生支持并参与了运动。他们作为志愿者一直在帮助这场运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斗争信息和声援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之外的其他劳动人民、受压迫的阿迪瓦西人和达利特人（译注：被污名化为“贱民”的劳动人民）以及代表他们的各种组织都支持这一运动。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律师、科学家、记者等群体也站出来支持农民运动。这些支持行动增强了农民的士气，运动将继续发展。一部分媒体，尤其是印刷媒体，重点报道了这场斗争，批评了人民党政府顽固的反农民态度。

在最初的100天里，人们开展了各种行动。在此期间组织了两次罢工罢市，大约有3000-3500万人参与了行动。封锁铁路的行动是有组织的，在印度各地的数百个地方，每个地点都有数千人拦下火车。此外，还实施了设置路障的行动，所有的国道都被农民和人民封锁了。在此期间，在村庄和街区层面组织了无数次抗议会议，在县和邦也组织了集会。

政府对这些抗议不予理睬。因此，联合农民力量（Sanyukt Kisan Morcha，SKM，Joint Farmers’ Force。译注：印度40多个农民组织于2020年10月组建的联盟）呼吁加强运动，并在第100天在坤德里-曼奈萨-帕尔瓦尔（Kundli-Manesar-Palwal，KMP）外环路组织了封锁。这是针对冷漠的政府的一次伟大的成功抵抗和抗议。在此阶段，政府与农民领导人举行了会议，并进行了11轮会谈，但政府仍试图推进他们修正法案某些部分的决定。联合农民力量断然拒绝了他们可笑的提议。这些法案完全是反农民的，仅仅表面上的变动不能改变根本状况。政府就此停止谈判，自1月以来就不再举行会谈。人民党政府只是在散播谎言。总理声称他与农民之间就是一个电话的事，但这个电话从未拨通。政府的真正目的是让运动陷入疲劳，挫败农民，迫使他们离开斗争前线。联合农民阵线认为只有真诚的对话才能解决问题，并为会谈做好了准备，但政府只是通过虚假宣传来欺骗人民。

由于人民党政府的阴谋，运动延长了，联合农民阵线不得不组织几次运动来保持斗争的活力。如此漫长而团结的大规模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我们必须改进策略以继续并有效地进行反抗。收获和播种的农业季节到了，在德里郊区宿营的农民不得不返回他们的村庄。这将影响周边的动员，媒体可能会高调宣传，声称运动正在失去动力。解决方法是确保这段时期学生、青年、工人、妇女和老年人的大量参与，在农季过后，大批农民将返回运动。人数上的一些变化并不是运动软弱的迹象，而是一种适应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需求的策略方法，目的是为农民的长期参与做好准备和促进。如此理解，有助于使运动不间断地进行并加强。

全印度农民协会（All India Kisan Sabha，AIKS。译注：印共（马）领导下的农民组织）评估了现状并决定揭露莫迪政府的亲企业、反人民政策。全印度农民协会指出，团结的农民运动在全国民主联盟（NDA。译注：印度人民党领导下的政党联盟）发生了分裂，其中一些组成部分如Akali Dal党退出了联盟，而另一些则公开批评了政府的政策。全印度农民协会还指出，农民运动在民主、世俗的各个阶层中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并鼓舞了国内的民主运动。为了加强这一点，全印度农民协会决定加强工作，加强所有群众性的阶级组织的团结以及左翼的和民主的农民组织的团结，并将运动扩大为全国运动。联合农民阵线组织了一系列行动。3月8日是妇女节，成千上万的妇女动员起来支持这一运动。3月15日，联合农民阵线和各全国工会共同庆祝了反私有化、反企业日。为了向广大人民说明我们的诉求，在许多邦组织了一系列集会，有数十万人参加。在网上也举行一些会议。全印度农民协会组织了从马图拉（Mathura）到帕尔瓦尔（Palwal）、从汉西（Hansi）到提克里、从卡特卡·卡兰（Katkar Kalan）到辛胡（Singhu）的3场公开巡回演讲，成百上千的农民参与其中。3月24日至25日，各全国工会和联合农民阵线呼吁抗议4项劳动条例和3项农业法案，农民组织参与其中。3月26日，联合农民阵线和各全国工会再次联合发出了罢工罢市的通电。除了受选举约束的邦外，这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5月8日，全印度农民协会、印度工会中心和全印度农业工人联盟（AIAWU。译注：印共（马）领导下的农业工人组织）领导人召开了网络公开会议。尽管大规模封锁和新冠病毒在印度各地区的空前传播，我们还是在遵守防疫规则的前提下组织了如此多的行动。

与此同时，人民党政府策划了新的阴谋，一些人民党领导人企图通过法庭来进行清场。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暴徒试图在郊区制造骚乱。北方邦的约吉（Yogi）政府计划在加济布尔边境进行大规模的警察行动。一些国民志愿服务团暴徒和人民党议员恐吓并强行驱逐农民。但农民们决心面对任何攻击。他们战斗着，愤怒的农民涌入加济布尔、辛胡和其他郊区城镇，进行大规模抵抗，迫使国民志愿服务团暴徒和警察撤退。这给运动带来了新的力量。

新冠肺炎在全国的大规模传播造成了困难的局面。人民党政府未能就应对第二波新冠疫情做好充分准备，在村庄中造成了新的危险局面。数十万人成为受害者。没有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医院床位、重症监护室、氧气短缺导致死亡率飙升。疫苗接种对于遏制大流行最为重要，但由于人民党政府的态度冷漠，无法获得足够的疫苗，大多数邦的农村群众只能自力更生。第二波疫情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很大，急需普遍的免费疫苗接种，急需发展医疗设施。由于大流行和大封锁，人们失去了工作和收入。联合农民阵线要求政府除了免费配给之外，要每月向每个家庭的所有非纳税者提供7500卢比，以便他们能够生存。

到2021年5月26日，农民运动已经经历了6个月。因此，联合农民阵线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关注“黑色日”。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参加了这场由联合农民阵线和各全国工会发起的抗议活动，并得到了妇女组织、学生青年组织、不同的群众性阶级组织以及12个政党的支持。所有村庄、城镇和城市的房屋、办公室和车辆上都升起了黑旗，以抗议莫迪政府在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失败。莫迪被架在火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组织起来反对人民党政府过去7年中实施的政策。

这次联合农民运动给我们留下许多教训。这被描述为全球范围内、近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它在印度独立后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大量的农民组织成功地建立了印度有史以来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涉及500多个组织，创造了以议题为基础的前所未有的团结。全印度农民斗争协调委员会（AIKSCC，All India Kisan Sangharsh Coordination Committee）和联合农民阵线正在领导这一运动，不同组织之间在当前议题和运动中没有分歧。

莫迪和人民党政府背叛了农民。在7年的暴政期间，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反人民、反工人、反农民的行动，以促进企业牟取暴利。印度人民党和莫迪总理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不择手段地赢得选举，甚至包括制造族群和种姓的分裂。农民在刚刚结束的选举中证明，他们不仅是“反对者”，也是“投票者”，并通过投票反对这些政策表达了他们的愤怒。联合农民阵线呼吁农民投票反对人民党以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未能解决农民的问题。选举结果显示，大量农民投票反对人民党，确保了该党在三个邦的落败。这在北方邦的公开选举中也很明显。“击败反农民的人民党”的口号及其运动将在旁遮普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继续进行。农民与劳动群众团结起来将确保人民党落败。这对于确保满足斗争的要求很重要。联合农民阵线决心继续斗争直到胜利。

• 来源：《人民民主》[印度]

https://peoplesdemocracy.in/2021/0606_pd/six-months-kisan-movement

• 翻译：乐一

校对：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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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印共（马）反对农业法，并号召所有党派团结一致支持农民斗争

（2021年1月17日）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支持印度农民冒着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不畏德里边境抗议活动中60名农民的牺牲，历史性的、英勇的、坚定的反对三项农业法案的斗争。在2020年6月法案签署时，印共（马）是第一个强烈抗议的政党。

农业法以及印度人民党推行这些法令的方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造成了许多问题，例如：民主权利受损、各邦权利被侵犯、印度在世贸组织（WTO）中的地位被削弱，以及粮食安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政府放弃控制价格的责任，当然还有通过建立法律架构来让公司进一步控制农业。

专制政府，独裁统治

面对农民的抗议，许多反对党，甚至那些在议会中一贯支持人民党的党派，都对中央政府目前强硬和傲慢的态度表示不满。印度人民党对此有何反应？它拒绝召开议会的冬季会议。为什么？因为它将面临各党派的一致反对。9月，当新冠疫情新增超过每天10万例时，印度人民党召开议会，将反农民法令转化为法案。但是到了12月，当每天的新增病例减少到大约3万时，新冠病毒却成为了不举行议会会议的借口。人民党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对议会的极度蔑视。

在此之前，上一次议会会议拒绝将法案提交常务委员会，拒绝与包括农民及其组织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协商；在联邦院（Rajya Sabha。译注：印度上议院），由于多数成员支持将决议案提交给特别委员会，于是政府通过不允许投票和禁止包括两名印共（马）议员在内的抗议议员进入议院的办法，颠覆了每一条规则，强行通过了法案。关键是，在议会的讨论中，左翼政党和许多其他党派对法案的反对显而易见，而政府对此不予理会。现在农民们提出的问题，其实和许多议员的提议完全相同。

今天回顾这些事实很重要。中央政府拒绝征求农民的意见，横行霸道地侵犯议员的权利。现在，他们正在款待那些排着队支持法案的傀儡农民组织，以便显示农民之间是有分歧的。这些傀儡农民组织以农民组织协会的名义，被推举为最高法院中的一个团体。众所周知，他们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国民志愿服务团”（Sangh。译注：印度人民党的下属组织）支持者。与此同时，人民党的领导们还煽动对农民和反对党进行最恶毒的攻击，他们每天都会用上新的脏话。这显示了人民党和中央政府正在使用高度独裁的方法。

人民党的计策还包括从另一个可耻的角度来破坏这场斗争。抗议者的行为、语言文化、与路人进行共享和帮助以尽量减少不便的行为，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赏。这在全国赢得了赞誉。印度人民党首先试图以宗教的名义散布分裂，将抗议者称为卡利斯坦主义者（khalistanis。译注：卡利斯坦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意图建立锡克人国家）。当这一计策惨遭失败时，人民党在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的领导下，试图在共享水源和萨特累季·亚穆纳运河（Satluj Yamuna Link Canal）的问题上，分裂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民。农民们以更大规模的动员和更强大的团结来回应。但本届政府仍恬不知耻地使用这种卑鄙的反民族阴谋。

从示范法案到中央法律：对各邦政府权利的侵犯

《宪法》附录七（Seventh Schedule of the Constitution）关于各邦权利的列表中包括了农业。但是，莫迪政府已经重新解释了并行列表中的一个条目，篡夺了各邦政府制定与农业有关法律的权力。直到最近，中央政府仍在通过示范法案（Model Acts）来推动所谓的农业改革，示范法案被其交由各邦政府采纳和实施。在2017年和2018年，政府出台了两个此类示范法案：《2017年农产品和牲畜营销（促进和便利化）法》和《2018年农产品和牲畜合同农业和服务示范（促进和便利化）法》，其中包括现在中央法律中的许多规定。2019年11月，议会接到通知称，只有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译注：即印占藏南地区）充分采用了《农产品销售法》，而北方邦、恰蒂斯加尔邦和旁遮普邦则采纳了该法案的部分规定。今年5月，农业部秘书致信各邦，要求实施示范法案。中央邦和古吉拉特邦奉命根据《示范法》对本邦法律进行了修正。泰米尔纳德邦政府于2019年通过了《合同农业示范法》。

如果邦政府想实施这些改革，它们可以通过各自的邦议会通过这些示范法案，并对其做出任意修改。然而，为了迫使各邦采用这些示范法案，中央政府要求第十五届财政委员会引入了绩效补助金。只有通过《农产品销售法》和《土地租赁示范法》，各邦才能获得这些补助金。随后，中央政府又进一步篡夺了各邦的权利。它通过颁布国家法律，进一步将其有利于公司的议程强加给全国。与示范法案相比，这些中央法律给公司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农民的意见没有被征求，各邦政府的意见也没有被征求。似乎只有阿达尼（Adani）集团和安巴尼（Ambani）集团这样的农业集团才被征求了意见。政府推行这些法律，正是为了它们的利益。政府帮助阿达尼集团以优惠价格获得土地和银行贷款，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农民特别强调阿达尼和安巴尼所得的好处。

跨国公司的利益

跨国公司（MNC）的利益也卷入了这一难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要求进入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市场。通过与印度签署的“农业协议”，它们将目标对准了印度的最低支持价格体系，以及对公共分配体系至关重要的公共粮食储备。在维持印度在世贸组织中承受这种压力的假象的同时，国内政策，包括莫迪政府的这些农业法，实际上服务于跨国农业企业的利益。一旦这些法律获得通过，像嘉吉集团（Cargill。译注：美国农业集团）这样的跨国公司将获得和阿达尼集团和安巴尼集团一样的机会。

反对意见与中央政府所谓的修正案

这三部法律分别涉及：

（1）农业营销：《农产品生产贸易和贸易（促进和便利化法案）》；

（2）合同制农业：《农产品（强化和保护）价格保证和农场服务协议协定》；

（3）关于粮食商品的库存：《基本商品（修正案）法案》。

（1）第一项法案向公司开放了市场，其主要目的是逃避政府对公共采购粮食的责任。通过《农业营销法》，政府希望完全放开市场管制，让私营企业可以在不缴纳任何税费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市场，让任何人和每个人都有“权利”直接向农民购买而不需要确定任何最低价格。邦政府无权对这些私人市场征收税款或费用，而受监管的市场将继续支付费用。显然，这意味着受管制的市场（在那里公共采购以最低支持价格进行）会被削弱，直至最终消失。

2006年，比哈尔邦关闭了农产品市场委员会。结果如何？比哈尔邦的农民不得不将农产品卖给私人贸易商，平均而言，他们获得的稻谷价格比最低支持价格低三分之一。在中央邦，已经有农民在新法案下的交易中被欺骗的多起案例，而且没有任何补偿措施。

政府现在的建议是，允许邦政府注册交易商，如果各邦政府希望，他们可以收取一笔费用。《2017年示范法》已经有这方面的内容。那么中央法律的要求是什么？

农民主要担心的是，私营企业将接管市场，在缺乏最低支持价格的法律保障下，他们将任由这些大商人摆布。

目前，印度约有2477个基于地理位置分布的、主要受农产品市场委员会监管的市场和4843个受各地委员会监管的次级市场。全国农民委员会（Swaminathan Commission。译注：以其主席印度农业学家斯瓦米纳坦命名）曾建议以80平方公里为辐射范围建立更多的市场，而现在每个市场大约需要辐射500平方公里。这是一项“改革”，如果政府能够建立更加规范的市场，它将有助于农民。但政府希望减少采购，并拒绝建立更规范的采购市场。

（2）《合同农业法》通过合同农业制度将农业生产纳入公司控制。它提供了一个极其宽松的管制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将能够强迫农民以可能不明确和不利的条件签订农产品供应合同。《合同农业法》没有任何机制来确保农民获得公平和有报酬的价格、保证合同条款公平和明确，或确保合同不被用于剥削农民而选择性地执行。

《农业营销法》和《合同农业法》都规定了解决农民与贸易商/公司之间争端的机制，这种机制将使农民陷入极其弱势的地位，同时赋予官僚机构关键权力。民选的地方机构和乡村委员会（gram sabhas）在解决争端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农民组织也没有向农民提供支持的空间。法律还禁止农民在发生纠纷时向民事法庭提起诉讼。

在这方面，政府的回应是，农民可以向法庭提出诉讼。然而，政府不准备成为支持农民的担保人。旁遮普邦的马铃薯种植者与跨国公司签订合同的经历很糟糕，他们被剥削了。如果协议被违反，喜马偕尔邦的一位苹果农要与阿达尼集团抗争，那他岂不是要在法庭上耗尽余生？政府提出的所谓修正案并不能保证对农民的任何保护。这种保护只能由政府担保和最低支持价格来提供。

（3）《基本商品法（修正案）》基本上使囤积合法化，大大削弱了对可持有食品商品库存量的监管规定。大型贸易商和公司可以利用这些条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囤积食品类商品，制造人为短缺和价格上涨。消费价格的这种波动将损害各行各业人民的粮食安全。阿达尼集团利用优惠银行贷款，在印度人民党政府的帮助下获得土地，在建立冷藏库、筒仓等基础设施方面发展最快，这并非巧合。最近一次是哈里亚纳邦改变土地用途，为阿达尼集团建造筒仓，并以低价从帕尼帕特区（Panipat district）农民手中收购了150英亩土地。政府没有就农民反对这项法律提出任何建议。

政府的说法与真相

政府宣称： 以最低支持价格购买粮食谷物将不会受到影响。政府准备提供书面保证。政府已经执行了全国农民委员会关于最低支持价格的建议。

真相： 当中央政府公然违反法律规定的向各邦支付商品及服务税补偿份额的担保时，书面担保能有多少价值？如果政府对最低支持价格的担保确实有诚意，那么为什么阻止它纳入法律呢？这是所有农民都要求改革的法律。但是，不管最低支持价格采购的法律保证如何，政府都撒谎了，它声称根据全国农民委员会的建议，最低支持价格应比成本高50%。

但是，生产成本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计算方式。A2成本只是已支付成本。A2+FL成本是A2和家庭劳动的估算值之和。C2成本是生产的总成本，包括支出成本、家庭劳动的估算值、自有资本资产价值的利息和自有土地的估算租金价值。全国农民委员会曾建议，最低支持价格应定为比C2生产成本高50%。不过，莫迪政府已将最低支持价格确定为比A2+FL生产成本高出50%。如果最低支持价格固定在比C2生产成本高出50%的水平上，最低支持价格将比目前高出400至500卢比——也就是农民目前每卖出一担农产品的大概损失。这就是莫迪的主张。

政府宣称： 法律不会削弱农产品市场委员会监管市场的现有体系，而只会为农民提供更多选择。法律对农民没有强迫，他们仍然能够通过最低支持价格将其产品出售给政府机构。

真相： 这些法律的全部目的是将市场移交给私营部门。如果贸易因为税收优惠而转移到了市场之外，那么就会缺乏资金来维持、维护和改善受监管市场的基础设施。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时，我们看到各部门中盈利最丰富的公共部门是如何面临资金短缺或被抽光自己的资金，然后陷入困境的。这就是农产品市场委员会将会发生的情况。此外，在没有保证价格的情况下，对农民而言，“替代性机会”就意味着将受企业的摆布。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多数邦，受监管的市场也很少。如今，绝大多数农民在大大低于最低支持价格的情况下出售产品，即使有针对23种农产品的最低支持价格，政府也仅采购大米和小麦，而且只是在少数的几个邦。大多数其他农民被迫以低价出售其农产品。

政府宣称： 农民收入将翻番。

真相： 这是最荒谬的声明。新的法律中没有规定要确保农民得到“更高”的定价，也没规定更高的最低支持价格。《合同农业法》明确规定，政府在定价中不起任何作用。随着大公司垄断控制的加强，陷入困境的农民将被迫同意公司提出的任何定价。

政府宣称： 新的法律保护农民不受土地转让的威胁。

真相： 《合同农业法》有一个条款，禁止公司在合同农业协议中写入向农民购买或租赁土地的内容。这样的法律条款毫无效力，不能保护农民免受土地被剥夺的威胁。经济困难是农民离乡背井的最重要原因。如果农民被公司欺骗，出售土地将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土地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防止土地流失的唯一办法是确保农业的最低回报。而这种回报只能在所有合同农业协议中，对最低支持价格都有强制性要求的时候存在，但这在法律中显然不存在。

政府宣称： 向私营部门开放农业销售将为农业带来投资。私营部门将为农民带来新的种子和技术。

真相： 政府应向农民提供新的种子品种和技术。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ICAR）和各农业大学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但是它们正在被撤资。实际上，莫迪政府已完全将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降级。私人公司追求超额利润，而私人公司提供的种子、杀虫剂、除草剂和其他农业投入品的高价将成为造成农业困境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政府威胁要对《种子法案》进行另一次修订，来实行第二次农业改革。

公共和私人投资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政府在受监管的市场上进行投资，这将吸引私人企业对仓储、运输和其他供应链设施进行投资。而在缺乏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则很少有私企投资。

结论

1991年后的改革进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私营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印度农业。在自由化初期，跨国公司扩大了对种子、肥料和杀虫剂等农业投入品生产和供应的控制。目前的农业法案旨在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农业营销领域的控制权。这三项农业法案将削弱现有市场，关停印度食品公司（FCI）并终止采购。这意味着通过印度食品公司和市场的所有农业剩余都将由跨国公司处理。因此，这些公司将逐渐增加并最终取得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

很明显，政府颁布的新农业法存在根本缺陷。通过颁布这些法律，中央政府削弱了各邦颁布有关农业法律和为人民利益进行行政干预的权力。制定这些法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公司对农业领域进行渗透，其中包括无数违反农民和广大人民利益的规定。鉴于此，即便修改这些法律也不能使之为农民的利益服务。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废除这些法律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并全心全意支持农民的斗争，要求完全撤销这些法律。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中央宣传委员会

• 来源：《人民民主》[印度]

https://www.peoplesdemocracy.in/2021/0117_pd/why-cpim-opposes-farm-laws-and-calls-all-parties-unitedly-support-kisan-struggle

• 翻译：独孤迈

校对：杨子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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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印度议会通过了三项旨在压榨印度劳动者的“农业法案”。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利益，印度总理、法西斯主义的印度人民党（BJP）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对剥夺现有农场保护措施的法案表示支持。他允许企业进一步贪婪地侵蚀印度的农业部门。

2020年11月26日，为了回应政府对群众的恐怖政策，工人们发动了为期一天的2.5亿人参加的大罢工。为了声援其他工人，成千上万的旁遮普农民游行到德里，并在德里的边界——包括提克里、加齐普尔和辛古（Tikri, Ghazipur and Singhu）边界——建立了许多抗议据点，要求政府废除反农民法案。（《工人世界》，2020年12月1日）

为了维护他们毫不妥协的原则，向压迫者施压，农民们于2021年1月26日即印度共和国日举行了另一次向德里进军的游行。估计有数十万名农民和20万台拖拉机参加了这次集会。在向首都进军的途中，示威者们遭遇了政府支持下的暴力。警方在城市各处设置路障，使用催泪瓦斯，并殴打抗议者以阻止他们进入德里。（《连线》（The Wire），1月26日）

然而，农民们成功地突破了封锁，爬上了历史悠久的红堡（Red Fort），这是曾经是共和国日活动的举办地之一。一进入堡垒的范围，抗议者就升起了农会旗、印度国旗和尼山萨希卜旗（Nishan Sahib，对锡克教群体来说具有重要宗教意义的旗帜）。在堡垒发生的事件表明了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主张——拒绝国家想让使人民沉默的企图。

不出所料，压迫者以肢体上的和结构性的暴力作为回应。在纪念集会当天，警察开枪打死了纳夫内特·辛格（Navneet Singh），然后试图掩盖他们的谋杀行为，告诉记者辛格死于拖拉机翻倒事故。警方和印度人民党支持者试图强行将抗议者从加齐普尔和提克里边界的抗议地点驱逐出去。（《连线》，1月30日）

在辛古边界，印度人民党支持者野蛮地袭击了参加拖拉机抗议的工会——基桑·马兹多尔·桑哈什（Kisan Mazdoor Sangharsh）委员会——的成员。为了压制任何不满的表达，并阻止人们加入抗议工人的行列，印度政府暂停了抗议地点的互联网服务。（半岛电视台，1月29日）此外，印度推特对多个报道农民抗议活动的账户冻结达数小时。（《印度有线新闻》（The Wire News India），2月1日）

尽管政府正拼命试图加强对群众的控制，但很明显，印度的权力格局正开始发生变化。农民的行动引发了一场运动，人民正在为自身的解放做出自己的努力。

对农民的广泛声援

工人们在不同的抗议地点向示威者提供互助。《印度农村》（Rural India）报道说，在辛古边境大约有30个医疗点，以确保示威者能够获得医疗救助。（www.tinyurl.com/1gqfwbta）医生们建立了医疗营地，以确保抗议者能够获得医疗服务。哈里亚纳（Haryana）邦的一个村庄派出了一辆装有太阳能电池板和充电端口的卡车，为示威者提供手机充电服务。此外，卢迪亚纳（Ludhiana）的人们还送来一台巨大的甘蔗压榨机，以便向路人提供新鲜的甘蔗汁。

示威者也以他们自己的互助行动作为回应。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大规模学校关闭，给无法上网的儿童造成了极大不便。在辛古边境，抗议者把他们的一些帐篷改造成教室，为居住在邻近村庄的儿童提供教育。那所学校有160多名学生，示威者表示，教育儿童对集体运动来说很重要。（半岛电视台，1月22日报道）

声援行动已经超出了印度的边界。在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基桑拉比塔委员会（Pakistan Kissan Rabita Committee）成员在瓦格赫（Wagah）边界检查站附近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在1947年印度分裂（译注：印巴分治）期间，数百万印度和巴基斯坦移民曾经从这个检查站过境。南亚侨民也表现出了与印度农民的团结。在底特律，数百人参加了一场汽车游行以表达他们与抗议活动的联系。

在这次运动中，人民团结一致。印度农民和工人的行动，使得我们有机会去重新想象人民掌握权力的世界。用以维持抗议活动的组织战略表明，建设替代性设施以确保人民需求得到满足，是有可能实现的。

巴基斯坦人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声援，使英帝国主义造成的几代人的创伤有了愈合的可能。南亚人在世界各地领导的抗议活动表明，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去。

我们同印度的抗议者坚定地站在一起；建立一个工人的世界！

• 来源：《工人世界》[美国]

https://www.workers.org/2021/02/54246/

• 翻译：乐一

校对：Fla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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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局于2020年12月19日召开线上会议，并发表了如下声明：

祝贺喀拉拉邦的胜利

政治局祝贺左翼民主阵线在喀拉拉邦地方机构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并向再次选择信任左翼民主阵线的喀拉拉邦人民致敬。

在14个县的村务委员会（panchayats）选举中，左翼民主阵线赢得了11个，与2015年的7个相比有很大增长。在6个市级机构中，左翼民主阵线赢得了其中5个，与2015年的4个相比有所进步。从所有层面来看，左翼民主阵线的表现都有所进步。

农民抗议者的斗争

政治局向500多个强大组织的团结致敬，他们以勇气和决心，继续和平地进行着大规模的农民抗议活动，要求废除倒行逆施的农业法和2020年电力（修正案）法案。

政治局宣布，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会继续支持人民的斗争，并与之保持团结。政治局号召全党组织声援行动，支持这场保卫印度农业和农民的光荣斗争。这场斗争已进入第25天。政治局向在这场斗争中牺牲的31位抗议者致敬。尽管严重的寒潮席卷了印度北部，但更多的抗议者加入并进一步加强了这场斗争。

政治局重申印共（马）的主张：要求中央政府废除这些农业法律，然后与农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并于此基础上，由议会制定新的法规。

物价飞涨

除了疫情和无计划、无准备的封锁给人民的生活和生计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痛苦之外，基本商品价格飞涨，使得人民的困境更加严重。

石油产品、汽油和柴油的价格持续上涨。由于运输成本的增加，这推动了整体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今天，印度的石油产品税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中央政府正在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获取资源。

除此之外，烹饪用的天然气瓶价格也大幅上涨。在2020年11月至12月间，一个气瓶的价格增加了100卢比左右。

疫情之前经济放缓造成的悲惨情况，在今年疫情期间加剧了。莫迪总理和他的政府，似乎完全不担心给人民带来更多的负担和痛苦。

最新的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显示：营养不良现象，特别是在印度的未来——我们的儿童群体中，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长。

莫迪总理和中央政府甚至在面对指数级的失业和日益增长的饥饿时，也拒绝向所有贫困人口提供现金和免费食品。超过1亿吨的粮食正在印度食品公司（FCI）仓库中腐烂，但政府拒绝发放免费食品。

印共（马）政治局重申了党的要求：在未来6个月里，给每人每月发放7500卢比的现金，并给每人发放10公斤的免费粮食。

中央远景项目

（Central Vista。译注：莫迪政府斥巨资在新德里建设的一系列地标）

现在的中央政府没有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养活我们的人民，没有为他们提供谋生手段，而是在浪费我国的资源，建造新的建筑物和中央远景，包括新的议会大厦。在这种流行病时期和人民日益痛苦的情况下，总理却在为新的议会大厦打下基础。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要求取消中央远景项目。

为中央远景拨出的资金，必须拿来为我们受困的人民提供免费食品和现金支持。

议会冬季会议的取消

政治局强烈谴责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借口，史无前例地取消议会冬季会议的做法。对于印度人民党组织竞选和集会而言，疫情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它却选择了逃避对议会的责任。因此，它放弃了要在议会中负责的宪法责任。

显然，莫迪政府正在逃避其完全不能有效应对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全面失败的责任，同时无情地蹂躏人民的生计，侵犯劳动人民和农民的权利。人民要让政府做出回答。

纬创公司工人的抗议

政治局指出，发生在班加罗尔（Bengaluru）附近的纬创公司（Wistron译注：台资企业）工厂的工人抗议和事件，是由于四个月内没有向合同工支付工资，使他们工作12小时而没有任何加班费。这家跨国公司是为苹果公司生产iPhone手机的承包商。这家工厂雇佣的1万名工人中，80%以上是非永久合同工。这种违反现行法律的行为是跨国公司旗下企业的常态。新劳动法的生效，意味着政府公然鼓励有关企业侵犯工人权利。

奇怪的是，当苹果公司发现其供应商违反了法律时，卡纳塔克邦（Karnataka）首席部长却谴责工人并支持该公司。

政治局谴责对工人的大规模逮捕和警察镇压。莫迪政府必须停止在引入国际直接投资时采取反对工人的立场。

下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

政治局决定于2021年1月30日至31日召开下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

政治局号召全党：

组织起团结一致的行动，支持正在进行的要求废除农业法的斗争。

支持工人阶级正在进行的反对大规模私有化、废除劳动法和掠夺印度国有资产的斗争。

就中央政府对正在进行的人民斗争的大肆造谣，发起有力的反击。

• 来源：SolidNet

http://solidnet.org/article/Marxistindia-PB-Press-Communique-20.12.2020/

• 翻译：水泵

校对：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