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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是一位单亲妈妈。和嫁给戴维的悠长时光相比，离婚对她而言更像是昨天才刚发生的事情。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从大学毕业，所以她在底特律郊区的四室房屋就显得过于安静，而现在也有点太贵了。账越积越多，酒每天都喝，走不出去的情感低谷愈发糟心。本来在2000年，克莱尔已经摆脱了家里只有一个人挣钱的状况，然而这样的美好生活并没能持续下去。

那天是11月的星期四，冬天已来了有两个星期了。克莱尔决定拜访尽可能多的人。在那个年代，并非人人都能拥有手机，而智能手机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那时的人们会在回家后立刻奔向作响的固定电话或播放电话答录机中记录的信息。

克莱尔本可以给大家打电话，但她并没有采取这一简单的方式。家人、朋友、熟人，所有住在附近的人，甚至在几英里外硬件店工作的老邻居都在星期四见到了她。还有几个人在星期五早上见到她，但她太心烦意乱了，实在没法交谈。

克莱尔在星期四付出的努力并没有奏效，但是没有人会忘记她的来访。她为生活所做的努力与为生计的奔波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章，我们能发现“劳动异化”这个概念，一个能让我们了解到工人和他们的劳动及劳动产品关系的概念。马克思强调了一系列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占有生产资料（财产、工厂、办公楼、投入的资金等）的人和已经成为商品的劳动者本身。在这一交易中，我们打工人出卖我们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而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就是我们维生（或赚取工资）的手段，我们自己也成为了那些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劳动市场”购买的商品。我们变成了供人买卖的商品。

关于劳动力和劳动力参与生产的基本事实是，人类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是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产物。对于我们工人来说，当我们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且不再归我们所有时，问题就出现了。本质上，我们不但在出卖我们的体力，还要在更深的程度上接受产品价格对我们自身价值的代表。

由我们生产的产品并不能被我们占有——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但实际上，异化劳动和劳动力的使用也一直是历史上其他剥削制度的特征。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到社会化生产和性别劳动——我们和我们的劳动产品的分离不仅决定了我们提供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还决定了我们自己的价值。简而言之，我们工作的价值远远不止决定了一个产品的价格或者工资那么简单；如果更深入地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事实上更倾向于将工资或产品价格内化为我们的自我价值。

马克思关于劳动中人的因素的最重要的许多结论都出自这本书；而在透过精神健康的视角审视劳动时，书中相当多的部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比如，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劳动被迫与我们分离，使得它不服务于我们的必要需求或生存而是去满足在我们自身之外的其它需求——即为企业盈利而生产更多的用于出售的产品。人们逐渐倾向于使用这些商品的市场价值，来定义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者的价值。

我们的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掌握在那些“高于”我们的人手中——经理、首席执行官、股东——而我们则被异化于其他人乃至我们自己。这使我们很难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中真正获得“满足感”。除此之外，它还把劳动变成了一个违背人的社会性的行为。须知，劳动天然就是社会性的，而把人与人相互隔绝及不断评价个人价值高低的行为恰恰抹杀了其中的社会因素。异化的劳动不但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通过竞争和过量工作的方式），还使我们在别人和自己眼中的价值都面临缩水。

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杀死了我们自己，而在于大多数职业中，我们个人的价值伴随着工作的进行而不断贬值。

我们在岗位上的价值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直线下滑：没有加强工作技能、没有学习新技能、没有证书和学历、面临员工待遇更差的企业的竞争、从事的相关行业日渐过时和边缘化，等等。

然而，所有现在仍让我们饱受下岗之苦的源头，马克思早就清清楚楚地说明白了，那就是我们生产和售出得越多、我们的劳动效率越高，我们的工作就越没有价值。但是他们说，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去学点新东西，好让我们实现从“无技能”到“有技能”（或从“不重要”到“重要”）的转变。

但事实上，我们在工作上的价值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减少，这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社会和个人价值。那些被“炒”或处于“失业”的状态会给人留下很长时间内都难以磨灭的耻辱印记，并且与“工作不够努力”而不是工作太多的印象捆绑在一起。当我们仅仅只是因为做了该做的事情而被开除或解雇时，我们就会陷入这样一个极其不利的怪圈。所以，大多数精神健康的调查或问卷都会以某种方式问这么一个问题，也丝毫不奇怪：你有没有产生过自己很没用或没有价值的感觉？

这不只是工资高低的问题那么简单，而关键在于社会标准深深植根于固有的意识形态之中，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往往伴随着性别歧视：如果你无法找到一份有薪工作，就不配成为一个成年人；如果你不能支撑起一个家，你就算不上男人；如果你没在全食超市（Whole Foods。译注：一家主打高端有机食品消费的美国连锁超市品牌）购物，那就是连自己生活都照顾不好。对工人阶级劳动者在“空闲”时间暴饮暴食、过于懒惰、不够努力所以没办法争取更好的生活的模式化偏见，既是一种社会评价也是一种个人评价。

而正因为它是一种社会评价，人事部门经理和团队领导们同样就可以抱有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被告知自己无法胜任一个工作、没法获得更好的待遇或不配升职加薪，我们又将怎么相信我们作为人的价值能高于劳动力的市场价值——高于那点可怜的工资呢？

人的社会价值的贬值事关生死，而那些经受了最多外部因素（国家和个人层面）暴力对待的人们无疑会有最高的自杀率：移民、印第安人原住民和黑人社区首当其冲，同时还往往被社会认定为最没有价值的人。我们的社会架构似乎很热衷于抹杀这些群体的存在。

我们现在还要面临另一个大难题：相当数量的产业和其中的岗位要求一定量的无偿劳动和个人承担的费用——无论是长时间多次面试、考证、实习或是高等教育。当付出了如此多的无偿劳动却最终仍然没得到工作时，我们又会作何感想？

当我们发现我们为之努力学习的职业的收入无力偿还助学贷款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这个体制是被塑造过的，这样我们每个人就会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失败是公司决策、债务、市场波动、技术变革等造成的。尽管听上去有些夸张，但想想那些欠债的人吧，你欠的债越多，你也就越焦虑和失落。换句话来说，我们背负的债务越多，我们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就越是贬值。

孤独像海水一样淹没了克莱尔。堆积如山的债务压得她喘不过气，而自从成为单亲母亲后，她感受到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压。尽管她曾是一名工会工人，但是这个非工会的工作许诺的更多，对于当时的她而言也是更合理的选择。她所不得不从事的服务业越来越不稳定，这迫使她不得不一而再地熟悉和学习新的岗位。赌博似乎成了她的一个高收益且能逃避现实的方式，但那得也是在她输钱之前。

在美国中西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差不多7点天就黑了，而在那时大家都得到了消息。人们感到震惊和无力，难以将周四的克莱尔和周五难以预料的悲剧联系在一起。对于有些人来说，死亡可以被解释为克莱尔一系列特定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她感到的总体无价值感也会一直伴随着我们。

这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不会因为只是旁观了这一切而暗自窃喜，而是会将心比心、感同身受。我们要么忽视这一切自顾自地离开，要么带着她的故事继续前行。

如果你或者任何人感觉生命没有价值或需要帮助，请随时致电（美国）国家自杀预防生命线1-800-273-8255或向号码741741发送短信“HOME”以连线危机热线。

• 来源：《人民世界》[美国]

https://peoplesworld.org/article/worth-les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labor-market-and-suicide/

• 翻译：Peter

校对：食语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