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的表现通常分为右倾、“左”倾和中派。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存在单纯表现为“左”、中或右的机会主义，所有的机会主义都会表现为右倾和“左”倾的混合体。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是指支持共产党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公开立场，它美化执政至上主义（governmentalism），拒绝革命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曾遭受过这种机会主义带来的破坏。

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的一种狡诈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中派主义。考茨基是这股潮流的最主要代表。中派主义作为一股潮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潮流出现于1914年。然而，它的根源早就存在了。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考茨基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伯恩斯坦在党代会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所表达的修正主义思想。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考茨基也从未提出与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组织决裂的关键问题；他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并对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进行调和。

1914年，机会主义的脓疮破裂了，这导致了社会沙文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社会沙文主义者“保卫自己的祖国”，他们投票支持战争债券，并参加到政府中去。作为一股潮流的考茨基主义表现了企图挽救联合的努力；因此它被称为中派主义。列宁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

考茨基主义者在口头上并不拒绝革命，但他们拒绝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号召工人：“……不去劝说工人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不想方设法去支持、加深、扩展和加强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和游行示威”，因为“革命从来不会完全现成地从天而降，而且在革命风潮开始时，从来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会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形成为‘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革命。”[2]考茨基主义者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乌托邦的”、“冒险主义的”和“疯狂的”。列宁则回答说：

“当人们向我们说这种‘俄国策略’……不适于欧洲的时候，我们只需用事实来回答。10月30日在柏林，一个柏林妇女同志代表团来到党执行委员会声明说：‘今天，只要有巨大的组织机构，要散发秘密小册子和传单，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比在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容易办到……缺乏的不是办法和手段，而显然是决心。’

难道是俄国的‘宗派主义者’等等把这些坏同志引入歧途的吗？难道代表真正的群众的不是这些同志，而是列金和考茨基吗？……

工人已经在要求出版‘不受检查的’小册子和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就是说，要求建立秘密组织来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只有这样‘以战争反对战争’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不是空话。”[3]

十月革命爆发后，考茨基主义——中派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考茨基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机会主义地歪曲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还反对布尔什维克，指责他们实行领袖独裁等等。

考茨基主义者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样，他们在1919年德国革命遭遇失败和镇压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后来，他们重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成为其中的“左派”部分。

20世纪20年代，在革命运动兴起的条件下，右倾机会主义引发了天然的“左”倾反应，这是非辩证的教条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的争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实了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工具之间的联系。

列宁分析了1920年“左”倾教条主义出现的原因。那是在一个革命浪潮尚未平息的时期。这场革命浪潮是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连续地震撼着一系列欧洲国家。

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向一些国家的先进工人表明，布尔什维主义及其理论、战略和政治实践构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模范。列宁阐述了上述结论的重要性：“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4]

在此基础上，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完成了极重要的工作，以使阶级导向的路线取得胜利，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叛卖作用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四年里以及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起义中得到了证明。在许多国家，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左”倾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力量对比有利于右翼机会主义的严酷环境下，犯了一些极“左”的错误，例如拒绝参加社会民主党叛徒主导的议会和工会，一些革命者甚至选择拒绝一切妥协来表明原则立场等等。

列宁在其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各国共产党纠正其极“左”的错误。

今天，所有这些特征的总和并不能表现那些当时被共产主义运动定性为极“左”的力量的本质。显然，当代“左”倾机会主义潮流并不构成列宁在他的时代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甚至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潮流相比也有所不同。它与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区别在于，它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是要用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并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特别明显的是，当代的“左”倾机会主义受到了某些“无政府主义-自治主义”和“反威权主义”观点的影响，在新托洛茨基主义、其他右倾机会主义潮流和欧洲共产主义的更深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当代“左”倾机会主义是以“左”的口号出现的，但它走向了虚无主义和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排斥。这种势力毫不犹豫地同社会民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协商它们的立场，攻击始终如一的共产党，并指责希腊共产党是宗派主义。他们在过去的“反新自由主义”战线和今天的“反备忘录”战线上都是自觉的盟友，客观上促成了运动与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同化和妥协。

如果不了解机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就不能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战胜机会主义，就不能采取措施来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际任务。

具体地说，产生机会主义的一般经济条件与帝国主义（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形成有关。

马克思在研究股份公司的形成时，就提到了“新经济贵族”，这指的是处理股票发行和交易的“一种新型寄生虫”。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寄生性并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除了股票持有者——寄生虫之外，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层，也就是“工人贵族”。

列宁证明了机会主义与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具体联系。垄断组织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能够利用通过剥削工人阶级而榨取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来收买一部分工人阶级，以此来形成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了帝国主义的社会支柱。列宁分析道：“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1]

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是：“……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长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2]

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警示为出发点。恩格斯在他于1858年10月7日写给马克思的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信中说道：“……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3]

列宁提到，恩格斯于1882年9月12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道：“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4]

列宁在他的著作里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的上述论断。在那个时期自然的是，该国工人运动已经用独特的方式展示了帝国主义的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写道：“但是英国的特点是，它从19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这一例外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现象和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暂时的胜利）之间的联系。”[5]

列宁分析了工人贵族及其与决定性地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垄断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说明了作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现象的机会主义的经济本质：

“现在局势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取得完全胜利达几十年之久，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成熟，已经过度成熟，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融合起来了。”[6]

不能用一种静止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工人贵族”的扩张，不能认为这是只涉及到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经济部门甚至是某些公司的社会现象。此外，这不是由工资水平决定的。需要做的事情是，基于总体上的阶级特征（即在劳动的社会组织中的作用），对一个部门或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进行比较研究，并相应地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水平进行比较研究。

在这个（界定工人贵族的）问题上，每种只考虑事物的一个方面的做法（例如把工资水平作为绝对的标准）都只会让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例如，矿山里在有损健康的工作条件下工作的高薪专业工人，如果从事体力劳动而不是担任管理工作，并且他/她的劳动受着极重的剥削，那么他/她就不能被归类为工人贵族。

此外，不能把工人阶级中间因为各种物质因素和阶级出身而拥有小资产阶级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每个阶层同“工人贵族”混为一谈，不能因此就把他归入“工人贵族”。

雇员-工人的总收入通常与其工资水平不一致。在拿工资的劳动之外，他/她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得部分额外收入（小型农业生产、个人商品生产、提供与工资劳动有关的服务，例如被雇佣的医生同时也可能在提供个人咨询服务、财产租赁等）。需要考察这些雇员-工人究竟是直接劳动还是监视别人劳动，亦或是做着某种既不是管理劳动也不是直接劳动的中间劳动。

列宁在他的时代指出，“工人贵族”的现象也与“受雇”工人获得工资的方式有关。它还与战后国家垄断的扩大以及资本在战略性经济部门的积聚和集中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二三十年里，考虑到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稳定，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形成了一个多方面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提高了收买部分工人阶级的能力和程度。

各国的“工人贵族”首次出现并确立于资本主义发展在全世界扩散和深化的时期。它在希腊的特征是通过欧洲经济委员会（EEC）/欧盟（EU）项目的管理机构进行扩张。当代“工人贵族”存在的基本和典型形式是工会活动家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委员会中的带薪席位。这一现象更是与希腊在市场自由化和巴尔干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化的条件下的直接资本输出广泛地联系在一起。

帝国主义有能力在更多的国家促进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和催生“工人贵族”，这一基本论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垄断组织统治的框架内，在生产大幅度社会化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的增长是通过带有资产阶级偏见、习惯和生活态度的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来实现的。因此，举个例子，今天劳资关系在原本个体经营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中间的扩大，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些社会力量因为他们自身的阶级出身，客观上更容易受到小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这种小资产阶级观念在阶级斗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引起他们的动摇。在斗争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被迅速变化的心理所支配，被过度乐观、急躁和失望交替支配，缺乏纪律，对有组织的斗争缺乏信心，害怕革命变革，幻想在很少或根本没有牺牲的情况下改善生活条件，等等。这一趋势[7]在长期而深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正是这一危机大规模摧毁了这一阶层并将其无产阶级化）得到加强，而随着原国有生产企业（能源、电信、运输、制造业）内部的劳动关系的负面变化（终身雇佣制度的废除），这一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

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众突然涌入到工人阶级运动中，再加上他们经济状况的迅速变化，可能会导致劳工运动的突然爆发，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更大的退却。

列宁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中探讨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在国际上发展的原因时提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个事实本身，是周期性地产生策略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理想的标准来衡量工人运动，而是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很清楚，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中的工人运动，都要周期性地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间。”[8]

在1989年至1991年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国际力量对比框架下形势的恶化以及以广泛的反革命为基础的帝国主义进攻之后，机会主义在目前条件下得到了加强。

坚持不懈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是共产党的革命性的基本前提。我们所说的机会主义，是指否定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原则，主张共产党要适应“当前发展的压力”，放弃革命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倾向。它是革命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冲击和渗透的结果。

在理论层面，机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现象的基础是非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这种认识要么导致对基本理论原则的修正，要么导致观点的绝对化，将一定历史时期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路线上升到科学规律的层面。

我们所说的修正主义是指这种非科学的否定——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这些原则是过时的；否定关于阶级斗争的规律的普遍正确性。以伯恩斯坦为最著名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形成于19世纪末。列宁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的总结非常经典：

“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讲出来了……

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1]

修正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不能认识到发展是辩证的，既存在渐变，也存在飞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重重矛盾的框架中进行的，其前进过程包含着曲折和暂时的倒退。任何片面性、思想僵化和对问题某个方面的过度关注都可能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尽管我们不能说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混乱和任何政治错误都是故意选择了机会主义。当然，及早发现政治错误并公开承认和纠正，是避免其演变成机会主义歧途的先决条件。自然，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可以接纳和理解发展的各个方面。但是，

“……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个别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或那种特点、这个或那个‘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飞跃’、关于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2]

这种修正涉及党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党的建立和运行原则。它对阶级划分的基本标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规律、作为共产主义关系的公有制和中央计划、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意识形态-政治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等方面都做了修改。通常，这种修正以国家或地区特殊性的借口为自己辩护。在许多情况下，机会主义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观点偷换为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观点；而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它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本国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时所提出的“爱国”的借口和口号。

各种修正主义观点都否认当前的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作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代——的反动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阶段，他们将资本主义国家间建立帝国主义联盟的趋势绝对化，并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老旧理论推向前台（参见几年前抛出的全球化理论）。

事实上，他们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只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侵略性对外政策，而不是当代的资本主义本身，忽视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资本输出、通过战争来瓜分或重新瓜分市场的垄断组织的竞争——他们只将那些处于帝国主义金字塔顶端、能够发起、组织和指挥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归为帝国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政策的各种曲折，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各种策略变化，都可能以各种方式导致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加强。

让我们再次回顾列宁的观点：

“如果资产阶级的策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者至少始终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快学会同样用一个样子或者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其实，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必然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利益和捍卫自己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交替使用，时而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毫不妥协地反对改良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措施的方法。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用心险恶的算计，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表制度，就不能不给予在‘文化’方面必然有较高要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因此，资产阶级在策略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向所谓让步方式的转变，是一切欧洲国家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特点……”[3]

因此，朝着“让步”、政治权利的转向，可能被证明是特别危险的，可能会导致革命政党屈从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转变为它的附庸。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4]

相应地，资产阶级为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先锋队（即革命的共产党）的而系统性地动用武力的政策，企图施加压力使其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以便清算共产党或使其停止运作乃至解散。

当然，一切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府，无论有没有议会，总是同时使用他们手头的一切方法来达到它们加强机会主义的压力或动摇的明确目的。

这种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过程而发生的“迅速蜕变”，是机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因此，在反革命的最初阶段，各种机会主义势力宣称“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过时，而另一些势力则吹捧欧盟，或采纳超帝国主义的论调，以及主张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一些在之前时期与共产党断绝关系的机会主义势力，则又重新发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身份”，和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攀起亲来，宣布他们的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等等。

机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素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并将政治提高到在这一关系中的首要地位。因此，机会主义将资本主义科学规律的表现即经济危机、帝国主义战争等，归结为特定事件的结果、意识形态的“阴影”（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治理能力。

通常情况下，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扩张）形式相适应，并把自己当作这一理论一贯的政治代表，宣布有能力（通过这种治理方式）将资本主义演变成社会主义。

他们将国家及其机关看作是中立的，要么认为它是非阶级的，要么认为它的阶级属性随议会中哪个党取得多数而变化。社会主义道路被描绘成“议会多数派”领导下的、由一个“左翼政府”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实行的“决裂和冲突”的长期历程。

因此，在政治环境中，机会主义美化了改良、改良主义幻想、大政府主义和对革命的否定。伯恩斯坦在20世纪初的观点是典型的，因为他认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列宁指出，在他的时代，机会主义者的目标是：

“社会民主党[5]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

……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

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作了示范。……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

……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6]

质疑工人阶级在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是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否定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通常，他们对规定工人阶级概念和范围的标准加以系统性的庸俗化或歪曲。这些歪曲要么把工人阶级局限到只包括体力工人和制造业工人的范围，要么把工人阶级的范畴扩大到那些不向资本出卖其劳动力（体力或脑力）的雇员。

机会主义并未放弃在工人阶级-工会运动内部的干预，加强了改良主义路线和“政府式”的幻想，并特别强调所谓的“新社会运动”。这些跨阶级色彩的行动动员着青年工人，以及中间阶层发挥主导和基本作用的青年阶层。

机会主义以联盟和策略的名义，让工人阶级运动屈从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从而走向阶级合作。此外，这还表现为一种低估工人阶级和其盟友阶层之间差异的趋势。

机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否定共产党的创立原则。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部的统治，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和行动原则的改变。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集中制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团结已经遭到破坏。历史已经证明：只要机会主义观点在共产党内还只占少数，它就会主张“宣扬不同意见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而当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它又试图以纪律手段来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在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共产党内部，有组织的派系活动表明了这种意识形态-政治团结的缺乏。历史经验表明，革命力量和机会主义力量不可能在同一个党内共存，决裂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派的代表如果逃避这种决裂，就是向机会主义妥协。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

2.4政权问题。粉碎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不能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有一个问题曾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道路上多次出现，那就是：工人阶级能否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构建它自己的政权。

围绕这个问题的困惑源于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国家，这里主要指采用议会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似乎是一种非阶级国家，似乎建立在这样基础上——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都可以民主地表达自身意志。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一章中，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是如何被粉饰为一种与资产阶级相分离的事物的：“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Gemeinwesen］，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1]

1848至1871年间以巴黎公社为高潮的阶级斗争，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不能“接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己所用，与此相反的是，它不得不“粉碎”它，并代之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国家机器。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一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学说，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相关论述，从而揭示了：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

他强调说，没有“纯粹”民主，只有阶级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是少数人即资本家、资产阶级对政权的争夺。它是资本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上有利于少数人利益的民主，同时是对多数人的专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革命政权也不是“纯粹”和“中性”的。它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对少数人即原来资本家的专政。

此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即便是最完善的议会民主形式也无法超越这些限制。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家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劳动者的工具。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这样。”[2]

资产阶级议会维护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这样，少数人（资本家）的利益就能通过它的受到多数人（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支持的政治代表来实现。因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代表性，是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组织最典型的形式。列宁重复了恩格斯的话，指出：“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3]

如果资产阶级组织形式还保留有旧时代的特点（例如，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体制的发展和职能发挥大大落后，而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那么以排除它们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的运动便会形成（例如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这样的运动中，随资本主义发展本身而产生的中间阶层占据上风，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贫苦大众则被他们拉着走。

对这种运动的煽动或支持，往往与其他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有关，即它们在能源、基础设施、国际运输和军事基地等资源控制权上的竞争。帝国主义列强，如美国、欧盟，则以“民主化”为借口，直接介入（例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或间接介入（埃及、叙利亚）这些运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的土地上，在不得不面对工人和人民的真正代表时，那里的普选权（这些权利不是资产阶级让出来的，而是工人阶级用斗争夺来的）就会受到公开或隐蔽的限制。因为只有共产党（只要它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的代表才能真正代表工人和人民。否则，工人和人民的选票就只能决定“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4]

根据阶级斗争的进程，在有些阶段，对选举活动的干涉是以公然的暴力方式进行的，希腊统一民主左翼党（United Democratic Left，EDA）（当时，希腊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在其中积极活动）的遭遇就是例子。[5]

当然，对普选权的“篡夺”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在最正常的条件下，哪怕大规模公开威胁和暴力现象消失，资产阶级也能通过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的操纵和收买来让工人阶级“自由地”选择对立阶级的代表，投出与他们的雇主相同的选票。

至于资产阶级制度框架内的多党制，它表现的是：资产阶级各部分在各自的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对于资本主义治理问题的分歧和矛盾，以及他们轮流执政的需要。这样就掩盖了他们的阶级性质和战略路线。

由于上述原因，革命的多数只能在这样的民主体制之外形成，其条件是：反对这些体制的力量已经成熟，期望这些体制实行有利于人民的措施的幻想已经破灭，工人阶级不仅在生产单位里组织起来，不仅在经济基础上组织起来，而且以政治方向（即为自己的政权而斗争的方向）组织起来。在回应机会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阶层可以通过资产阶级选举形成多数，以此表达人民的意愿和提供夺取政治权力的可能性的幻想时，列宁写道：“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作为他们现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才存在着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能够具备高度的觉悟、坚强的性格、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单凭投票表决就可以决定或者不需要长期的斗争经验就完全可以预先决定他们跟哪个阶级或哪个政党走。”[6]

每当劳工运动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资产阶级体制夺取政权、获得议会多数或与这些体制达成妥协时，它就最终化为资产阶级或其某一部分的追随者，被同化为垄断统治的支持者，并在这一路线中失去已经获得的经济成果。此外，很多时候，对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资产阶级体制、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幻想，使工人阶级可能在反抗国家镇压的关头被解除武装，从而为国家大规模镇压工人提供基础（例如1973年的智利等）。

当阶级斗争的激化产生了尽管极其微小、但是却危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可能性时，资本主义民主支持者就会转而对劳工运动使用公开的恐怖主义暴力。这一点不仅被希腊的经验所证实，而且被国际经验所证实。然而，他们并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因此，在虚假的“和平发展”（如选举法）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恐吓之外，他们还会采取更多手段以操纵选举，有时甚至包括对共产党的禁令（例如，在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符号的禁令）。同时，他们在选举期间欺骗选民，甚至使用一些手段来离间选民，迫使他们放弃投票。

人民主权、大众授权、人民意志，只有在人民接受现状时才会被提及。当人民选择不接受的时候，他们的意愿就被“处决”，其中一个例子是在批准欧盟条约时，全民公决给出的否决结果的命运（例如2008年爱尔兰为批准《里斯本条约》而举行的全民公决。在2009年，在经受巨大压力和资产阶级内部冲突加剧之后，第二次全民公决最终批准了该条约。爱尔兰是欧盟27个成员国里唯一就此条约举行公投的国家）。[7]

希腊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指出：“事态发展表明，国家暴力与镇压的加剧以及对政治与工会自由的限制将通过宪法的反动修订来予以表现，这些修订将引入上述相关法律和欧盟框架的限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甚至对他们自己所凭借的基础——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满意。他们选择破坏劳工运动，阻止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阶层任何可能的激进化。这与限制希腊共产党活动、宣布反共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利用众所周知的‘两个极端’理论[8]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9]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

2.3 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量是什么？

当谈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量”时，我们会提到那些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有客观利益的社会力量。

正如之前分析的，社会革命进程的基本推动力量即社会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因为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得到协调，对工人阶级而言有着最普遍的利益。

然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废止也关乎那部分拥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的利益，这种小生产会被规模更大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垄断组织所摧毁。考虑到他们在未来失去现今掌握的生产资料，成为雇佣劳动者的前景，这部分中间阶层和无产者的利益是相近的。

列宁指出：“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1]

正因为这部分力量与对工人运动的同盟策略的详尽阐述相关，所以精准地确定这部分力量是极为重要的。

这意味着，制定斗争框架的目的在于，使大众中间阶层的先进部分脱离资本主义的政治影响并与革命工人运动联合起来。

虽说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这股力量的构成和比例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一股既无法持续地剥削异化劳动，也无法通过经济活动完成资本积累的既存力量。

在希腊共产党纲领中有以下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量将是这样的：作为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以及半无产者、城市个体经营者和贫苦农民组成的被压迫大众阶层。这些群体受到垄断组织的消极影响，因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废除、资本主义政权的倒台、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他们有着客观利益。”[2]

在希腊，存在着由贫农，零售行业和制造业的个体经营者，餐饮和旅游行业、建筑行业和保洁行业的劳动者构成的力量。他们定期与家人相聚，可能还拥有土地或者其他零散的生产资料。而资本主义制度，或早或晚，会使他们失去土地，摧毁他们作为独立生产者和劳动者的地位，致使他们失业；或者按最好的情况来估计，也是不充分的就业。即使这种不充分的就业能让其免于失业一段时间，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将比之前变得更糟糕（债务、缺乏安全保障、每日繁多的工时等等）。

甚至在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领域，诸如建筑行业、维修行业、法律和会计行业的专业领域，长久且深重的危机也激发了一个骤然的变化。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将专业人士雇作工资劳动者的情况，已经扩展到法律、会计、技术工作乃至一切与健康预测和康复医疗、母婴育儿、工作场所的保健和保险、公共卫生、文化和体育相关的领域，甚至还在进一步扩展。

尽管个体经营者和专业人士的重要群体相较于雇佣工人有着更高的工资和自由，但他们用服务[3]换取收入的状况不断恶化，这一趋势已经非常典型。自雇专业人士的群体（例如工程师、律师、会计师等）只在形式上表现为自我雇佣，实际却是在资本主义企业制定的统一支付下工作，而资本主义企业只是给自己开了付款单据。

在反对和推翻垄断组织、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道路上，站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方，他们是可以找到客观的中期利益的。

对于一些重要的自雇群体，同雇佣工人共同斗争是服务于自身未来利益的唯一选择。他们的利益在于，工人国家能为他们提供开展社会繁荣所需专业工作的一切条件。

不可避免的是：要么他们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那么他们大多数人面临的结局就是自身地位被粗暴地摧毁；要么以社会的（大众的）所有制、有利于社会繁荣的中央计划为基础发展起来。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于，赢得这些阶层的支持，让他们站在劳动人民政权的一边，或者至少要保证他们不站在与资产阶级的反动一方。

自我雇佣方式的灭亡，不应当被理解为一个绝对的趋势，因为这种模式与固有的特定中间阶层的再生产是共存的，尽管事实上它所处的环境正在恶化。

将这部分力量吸引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或者让其保持中立，是能够在人民动员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强大工人运动存在的前提。

对这一方面的任何低估都会导致这样的危险：这些力量没有被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他们中的小资产阶级观念会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从而让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尾巴。

工人阶级不能因为所谓“万里长城”而与这些中间阶层分隔开，更何况这一阶层内部同样存在差异，存在着阻碍着这一阶层内部统一的主客观因素

共产党的同盟政策，即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同盟政策，旨在把社会力量吸引到工人阶级一边，目的是让这样的联合具有特定的立场，建立在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并站在同资本对抗的方向上。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

2.2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有哪些特点？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被“改良”为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革命。它组织并实施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冲突和决裂。

社会主义革命是向历史上更优越的生产方式的符合科学的过渡的质的飞跃。

它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的专政，与大众阶层结成联盟。它的主要任务是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基础上，废除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建设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总结了历史上已知的革命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

资本主义关系、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发展起来，并开始占主导地位。剩下的就是打破旧社会“腐烂”的枷锁，使政治上层建筑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

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2]

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必然是更加艰巨和复杂的。显然，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其根本职责是解决革命中的主要问题——政权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借助阶级的先锋队即党的自觉行动，来解决由过去的历史发展自发逐步解决的复杂问题：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形成，即以集中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直接社会产业生产。新关系的形成是一个格外艰难的任务。它是工人阶级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基本的革命任务。向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剥削社会转变为另一个剥削社会，哪怕新的那个更好；而是完全和彻底地废除对生产资料的一切种类的私有制、消灭任何形态的剥削阶级，绝不能让一个继承另一个。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严酷性质的根源，也是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巨大困难所在。它表现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也表现在最后的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

共产主义关系的发展是以废除一切剥削关系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内部无法形成共产主义关系。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并存。从历史上看，将资本主义改良为社会主义观点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现象，即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建立国家垄断或将其中一些国有化来进行一些经济活动。实际上，它是一种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动，无论是在为帮助资本主义活动、资本主义积累而需要建设基础设施的时期（如19世纪法国和德国铁路网的形成等），还是在备战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是在生产力被大规模摧毁之后的时期（欧洲的战后重建）。

恩格斯强调：“……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3]

一切基于私有制之外、更具体地说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之外的“社会经济”、工人合作社等新型经济关系的机会主义思想，无非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重新提出的主张，这在当时是社会主义不成熟的特征，在今天则是在误导工人，使他们以为推翻资本主义不需要社会革命。

在希腊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这样提到：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就是说，在从资本主义到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漫长道路上，政治——即以党为领导力量的革命的工人阶级国家政权——在新社会关系的形成、延伸和深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不是某些同志所说的唯意志论。只要私有制关系存在，社会所有制关系就不会自发产生。这不同于封建关系仍然占主导地位时的资本主义关系。即使就资本主义而言，使社会关系与新的生产力相协调的也是政治。政治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后来又通过政治维持了历史上过时的资本主义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而，社会所有制关系只能是革命政治行动的结果。这并不是理想化地贬低或否定生产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

就社会所有制关系而言，他们能够出现在集中的工业生产中并加以塑造，是工人阶级革命意志和这一意志战胜资本国家政权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政治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在作为过渡形式的合作社关系消失的过程中也起决定性作用。社会所有制关系对合作社关系的取代，从合作社生产发展到直接社会生产的过程，不是通过合作社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力而自发进行的，而是革命行动的结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