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希腊共产党为之斗争的社会

3.5希腊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纲领性方针是怎样的？

工人阶级是起领导作用的社会力量，是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承载者。鉴于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转变为社会生产中的工人的前景，工人阶级客观上也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列宁曾说：“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1]历史上第一次，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此前的一切政治权力都是把少数人的利益置于多数人的利益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主义建设开端之日起，国家就开始“消亡”。它不再是“国家”这个词本身意义上的国家，不再是剥削社会的背景下形成的那种国家。

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任务构成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2]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3]

《希腊共产党纲领》对革命工人政权的分析是：

“社会主义政权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人阶级的政权将以人民创造的新机关，代替革命活动所砸烂的全部资产阶级机关。

革命工人阶级政权需要用各种手段来实现高水平的组织。它需要在工业单位的管理实践中推行工人控制，特别是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部门。这样，工人阶级政权才能在一切条件下开展创造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工作……

革命工人阶级政权的根本原则，来源于工人阶级在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地位，即便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作用。

新政权和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原则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化让生产资料私有制变得过时了。革命工人阶级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力度和形式，取决于各政治和社会组织对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这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所持的立场。”[4]

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性建立在如下事实的基础上：在历史上，它是第一个让被剥削群众进行统治，而对剥削者进行镇压的政权。它依赖于工人的参与和控制。在回应那些以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标准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5]

从制度和职能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巴黎公社式”或“苏维埃式”的政权，也就是说，这一政权是通过工人阶级及其同盟的革命斗争所创造的机关来执行的，而其中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一体。

在这些机关中工作的人，是工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能够被罢免的工人代表。工人政权的基本结构是生产单位、工作场所，社会和工人对（生产的）方向的控制就是在那里实现的。

这些机关仍然保留着代表，但是独立的议会制度被废除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以及议员与国家雇员的特权也被废除了。

那些被选出来参与革命政权机关的人不是职业议员，也不与他们的本职工作相脱离。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根本原则。它保障了社会中的少数服从多数，以及社会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的统一，以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专政依赖于劳动群众的动员，这样才能使党的指示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作为阶级斗争机关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将其组织职能局限于防御性的镇压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它还具有创造性的经济、文化和教育职能。它体现了一种更高级的民主，其主要特征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积极参与下列活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旧的矛盾和社会不平等的解决，对生产单位和一切权力机关的社会与行政工作的自下而上的管理。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和实践进行批评的权利，对官员的主观独断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他负面现象和偏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的行为不受阻碍地进行谴责的权利，都将得到保障。

工人政权的基础是：所有具备劳动能力且已满法定年龄的人有劳动的义务，并通过劳动践行自己对于政权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同时，政权机关和整个工人阶级国家保证每个人拥有工作，这些工作应符合于每个人的专业化或再专业化状况，而不限于其教育水平和语言、文化、宗教背景。

工人政权的基石是生产单位、社会服务机构、行政单位和生产合作社。

直接和间接的工人阶级民主，以及控制、责任和召回的权利，都以劳动人民大会为基础。

在社会主义政权中，选举权意味着劳动者有权选举他人或被选举进入一切权力机关，控制和罢免其委员和代表。只有刑事处罚能剥夺这项权利。

工人阶级政权与自雇者和合作社农民联合，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委员会选出各自独立的代表。类似地，退休者也选出同样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具有过渡的性质，反映了所有制的过渡形式。过渡的目标是把这些阶层纳入到直接社会生产中去。

地区和中央机关的结合保障了政权的工人阶级性质。自雇者和合作社农民也在这些机关中拥有自己的代表。

建立和发展新社会的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人阶级利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来开展的。正因为此，相比于过去的社会经济形态，主观因素在新社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过去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人类活动总是被自发发展起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社会规律的自发作用统治着。

因此，共产党政治路线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前提。要是没有这些要素，就会出现机会主义；而如果机会主义未被战胜，它就会发展成为反革命力量。

作为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的党，作为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里发挥着领导作用。

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就是工人阶级中对坚定的阶级方向最为自觉的部分，才能够在建设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中持续地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它能够建立起工人阶级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

列宁提出：“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具体来说，在某些国家里被帝国主义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6]

他还解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任务需要一个意识形态上强大的党：“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7]

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领导作用，意味着它通过自己的组织指导无产阶级政权机关、镇压机构、军队工会、合作社、群众组织，当然还有直接社会生产的组织管理机构等。党的目标是，通过让工人阶级及其同盟阶层参与工会、生产合作社、政权、生产管理和计划管理等机构，大规模地吸引并动员他们。它使得工人政权的一切机关都能够通过科学预测和有计划的行动来创造新的共产主义关系。

自然地，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政府和人民代表最高机关，由党的领导干部组成。列宁说：“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上层’和党‘上层’融成一体，——它们现时在我国是融成一体的，而且将来也会如此。”[8]

这种关系是科学规律作用的结果。它不是通过共产主义的招牌，而是通过其实践的正确性而实现的。

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增长，首先取决于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加强和工人参与的程度。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及其影响必须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上。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加强也以工人的自觉行动为前提。当然，革命胜利时这种意识尚未在人民中间完全巩固下来，但这是接下来必须去做的事情。这将通过共产党的先锋行动来解决。因此，重要的是发展党的觉悟水平，使其始终高于一般来说仅反映每个时期当前经济关系的群众意识水平。

希腊共产党及其青年团的成员和干部将会以自我牺牲和无私的精神，不带有任何经济特权和其他特权地参与到一切形式的社会组织活动中，发挥意识形态-政治上的领导作用。

在教育、工人军队、保卫革命组织内的党的机关和力量的政治指导下，希腊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希腊共产主义青年团以相应的方式在学生中间行动。

希腊共产党党员和干部的作用一直经受着实践的检验——有时是肯定，有时则是否定。因此，这就要求他们增加自己的理论、科学和技术知识。这也有助于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成熟，以便其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领导力量。

党的领导作用的公认和实现，是其革命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得以检验的结果。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要不断经受检验。

共产党是向群众灌输革命意识的主要力量。因此，党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水平，以便不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反对机会主义。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

2.6 希腊共产党在革命条件下的任务

（5）希腊共产党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原则

在希腊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下，无论是防御性战争还是进攻性战争，党都必须以一切形式领导工人-人民斗争的独立组织，从而彻底打败资产阶级——无论是本国资产阶级还是外国侵略者，并将其在实践中与夺取政权联系起来。工人和人民阵线必须建立在党掌握主动权和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并进行一切形式的斗争。这个阵线将提出以下口号：资本主义制度只能给人民带来刺刀下的和平，而人民将带来解放和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出路。

列宁揭示了，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在资产阶级策划的战争中，无论哪国的工人阶级都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不能指望从一方或另一方的胜利中得到任何正面影响，没有理由站到任何帝国主义者一边：“‘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也就是‘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马克思是在存在着无疑是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的时候解决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的；当时这种运动不但存在，而且在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占据首要的地位。而在我们今天，以为……会有进步的资产阶级，会有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作这种设想也是很可笑的。在这两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大国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变成反动的了。”[1]

共产党人在每次战争前的立场应当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和目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那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的人。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消除了人类的阶级划分之后，在消除了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其他民族的现象之后，就必然会消除发生战争的一切可能性。”[2]

共产党人支持革命战争和每个国家中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例如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1946年至1949年希腊民主军的斗争，以及20世纪的历次社会主义革命。摆脱战争符合工人阶级和整个大众阶层的利益，它与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息息相关。“争取尽速终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3]

持续的反战斗争，应当始终与在每个国家夺取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4]列宁还提到：“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事情，即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最艰巨、最需要进行的斗争，那么，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5]

战争的对错与它在字面上是防御性战争还是进攻性战争无关，而是与战争是哪种政治路线的结果有关：“好像问题在于谁先进攻，而不在于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哪些阶级在进行战争。”[6]

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只有本国的资产阶级失败并被推翻，工人阶级才能从中获得好处。列宁提出：“对这一公理提出异议的，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自觉的拥护者或无可奈何的仆从。”[7]

革命工人运动不会对外国干涉或占领无动于衷，也不会放弃抵抗。相反地，它独立于资产阶级为捍卫资本利益而组织的防御，通过组织自身的武装行动，站在工人和人民斗争的最前线，因此，摆脱战争的道路将导致工人政权的胜利。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战斗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对于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阶层而言，战争和占领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延伸，这是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统治的结果。工人阶级是在与苦难、压迫、占领者的暴力、剥削的加强以及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协定作斗争。帝国主义者联盟之外的、摆脱了资本家的国家，才是工人阶级的“祖国”，在那里工人阶级将成为所生产财富的拥有者，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资产阶级为自己的“祖国”而进行的战争（无论它是与外国占领者结盟还是抵抗外国占领者），都仍然是为了垄断集团的利益而发动的。他们为的是重新达成瓜分市场的协定，为的是本国垄断组织而非工人的利益。

1941年至1944年希腊和其他国家反对纳粹占领的斗争经验表明，在反占领斗争的框架下，工人阶级与城乡贫民的联盟的武装力量（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 Greek Popular Liberation Army））和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无论是与纳粹合作的力量（安全营（Security Battalions）、“X”等）还是与纳粹作斗争的力量（希腊民族共和联盟（EDES-National Republican Greek League）、希腊中东皇家陆军（Royal Greek Army of the Middle East）——之间的武装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在希腊卷入战争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群众阶层必须将局势“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摆脱战争的出路当作自己的事情，并号召进攻国的工人阶级采取同样的行动，将他们的精力和武器对准真正的敌人即本国的资产阶级，从而让战争具有争取让双方的人民都摆脱剥削的阶级斗争的特征。这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与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交流才能得以实现。

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党必须揭示工人阶级团结、与大众力量结盟的必要性，以及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视角维度和由此产生的职责。对待战争的立场就是对待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立场，就是对待将战争转变为武装阶级斗争（列宁所说的“唯一的解放战争”）的斗争的立场。在这样的战争中，与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交流、共同的口号、共同的行动，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更多国家爆发并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也使得另一种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基础上的国家合作或国家联盟成为可能。

共产党进行一切形式的、合法或非法的工作，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为的是让工人阶级构建起自己的组织中心，以便为退出战争和夺取政权而斗争。它在工作场所和生产单位内部组织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反对他们的政党和政府，反对他们的战争与“和平”协议。为退出战争而斗争的工人阵线的目的是，实现工人阶级与城乡大众阶层的联盟。党保持警惕，为的是不仅给工人运动建立起工人群众集结的中心，而且从战争初期起就成为大众阶层的支撑和希望，以便影响来自普通家庭的士兵的立场。

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当代的经验都表明，在冲突开始时和战争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企图以其口号和宣传影响并赢得大部分工人阶级和群众，从而创造出“民族狂热”。非常典型的是帝国主义金字塔顶端国家（例如美国）的大众阶层的立场：他们接受打着捍卫“民主”、“人权”和现代化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反动幌子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外国占领。

可以肯定的是，采取革命路线在最开始会遇到困难。对于二月革命后临时民主政府继续进行战争的性质，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存在着犹豫不决的情况。当时人们并不理解，工人阶级为推翻沙皇而进行的斗争，并不能确保为结束大众阶层的死亡、饥饿和绝对痛苦而退出战争的意愿和一贯性。这种不理解表现为人们难以完全接受列宁的革命路线。非常典型的例子是，第二国际通常就战争的性质做出整体上正确的决议，但它之后的立场却被屈服于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许多党的立场所干扰，这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当然，战争客观上动摇了资产阶级的政权。战争给工人阶级和其他大众阶层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影响了他们的态度，并为资产阶级政党、虚假口号、意识形态结构以及资产阶级权力机构遭到反对和破坏、在人们意识中的破产和突然瓦解创造了前提。

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行动以及在群众中间的活动，是为了让他们更具革命性。

帝国主义战争意味着帝国主义内部的分裂，促进了资产阶级政权的不稳定，动摇了资产阶级机构及其操纵和镇压的能力，并且使群众的战斗情绪得以解放。革命力量必须正确地评估和利用这种形势，正确地指引工人阶级和大众阶层迈向能够满足他们自身需要和利益的唯一出路，走向阶级斗争的高潮即夺取政权的最终战斗。革命运动必须与公开或隐藏的机会主义作斗争。

从一开始，甚至在正式冲突开始之前，革命力量就必须做好准备，必须告知全体人民，呼吁他们做好准备并保持警惕。他们必须广泛地揭露参加战争对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阶层的影响，而战争不过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提出希腊退出帝国主义联盟（例如北约等）的问题；揭示战争的特征就是为垄断组织瓜分市场而屠杀人民；揭露那些在“和平”条件下窃取工人阶级劳动成果的人，看看他们是如何为了利润分配而把人民送上死亡的战场；拒绝并谴责任何通过议会程序使资产阶级的选择“合法化”的企图，例如批准战争预算等）。为了孤立直接或间接朝着形成“好战潮流”方向发展的法西斯主义或非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必须建立起反对民族主义和领土收复主义口号的阵线。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

2.6 希腊共产党在革命条件下的任务

（4）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

一直以来，资产阶级以及特别是机会主义的话语体系都在滥用“起义”这一概念。

特别是近年来，愤怒和抗议的任何形式的表达，只要具有群众性，就被定性为“起义”，尽管它们可能仍然只是在制度框架内与国家的镇压发生有限限度的冲突（例如：2008年12月一位15岁男孩被杀害引发的抗议示威，凯拉泰阿（Keratea）垃圾填埋场建设引发的示威，反对哈尔基季基半岛斯库里（Skouries, Chalkidiki）金矿建设的示威等）。这也被另外一些例子所证实，例如，一些想要攻击上述运动的挑衅团伙的行动同样被称作“起义”。

我们还应当澄清这样一点：并非所有的武装人民斗争都是革命，也并非所有武装人民斗争都具有夺取政权的性质，因为这些是根据斗争的目的而非其形式来判断的。例如，对强加的军事独裁的武装反抗，应对镇压机器、雇主机构、法西斯团体的谋杀行径的自卫行动，都不构成革命，因为它们独立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范围之外。

武装起义是革命斗争进程中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时刻。在革命进程开始时，党不可能预先了解革命的整个进程、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最后的高潮和结果的全部细节。然而，决定党的革命性质和自身性质的，是其为统治阶级的暴力导致的武装冲突而让自身和工人阶级做好准备的能力。武装起义是建立在详细军事计划的基础上的，是国内战争的高潮表现。它是阶级斗争以武装形式的继续。

革命的目标只能是夺取政权，而不能是别的其他东西。革命的胜利取决于若干原则。列宁将这些原则描述如下：

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1]

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取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不仅能确保赢得大多数劳动群众和人民群众对起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支持，而且对起义本身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希腊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实了这些原则。武装斗争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战略目标的斗争形式，对武装斗争的动摇往往是对斗争目的本身的动摇的体现。

武装起义是一种必须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军事行动。需要及时评估革命形势的条件，及时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正确评估起义时机，选择敌人最为薄弱、失去内外盟友的最佳时刻。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指出，必须仔细选择决战的时机，“昨天太早，明天太迟”。

起义的适当时机业已成熟的标志是什么？革命力量为武装革命所做准备业已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对此，列宁回答说：

为了回应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关于布尔什维克“违背历史”和支持布朗基主义的指控，列宁写道：

起义的成功以力量对比和起义群众的组织能力为前提。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至10月间的策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在起义问题上得出更普遍结论的重要例子。1917年7月1日，50万人走上圣彼得堡街头。绝大多数抗议者举着写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和标语牌：

“打倒战争！”“资本家部长滚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资产阶级执政联盟内爆发了政治危机，首都军队的七个团参加了示威游行，让危机达到了最高潮。然而，苏维埃仍处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控制下，所有军队和乡村（即农民）都支持机会主义的联盟，而不支持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的阶级仇恨还没有达到不仅针对资本家，而且针对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机会主义者的程度。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呼吁圣彼得堡工人阶级不要举行武装游行和起义，但群众还是走上了街头。布尔什维克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组织性与和平性，主要是为了确保群众在遭遇武装镇压之前能有组织地撤退。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未成熟的起义也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已经成熟但被拖延的起义同样如此。列宁在1917年9月13日起义条件已经具备时指出：

在1917年10月25日（根据现代历法，是1917年11月7日）起义开始前几天的关键时刻，列宁曾在几次致党中央的紧急信中，批评了它的拖延行为，以及根据起义计划组织和部署党的所有武装力量，采取一切必要的技术和实际措施时的犹豫态度。列宁不仅揭示了正确评估起义开始时机的关键性，而且还揭示了形成完整的政治-军事行动计划和革命的政治-军事集团的重要特征：

列宁早在1917年9月29日就曾在一封题为《危机成熟了》的信中以进攻性的方式回应了一些找借口（认为首先应当举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由其作出是否起义的决定）反对起义、对起义持保留态度的布尔什维克：

1917年10月24日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要求党应以果断的方式和胆略领导武装起义：

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7]

起义的同时会伴随着两股敌对的武装力量——工人阶级及其盟友与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之间或长或短的“国内战争”（阶级战争），这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反抗程度。

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必须重新调整其所有职能。

历时三年的希腊民主军（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的英雄史诗（1946年至1949年），构成了希腊阶级斗争的高潮阶段，它证实了列宁主义的遗产。希腊共产党成为了一个战斗的党，适应了武装斗争方向上的需求。尽管有弱点和错误，最终结果也不如人意，但希腊民主军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状况所强加的必需品。这是应对本国和外国阶级敌人进攻的一种战斗反应。这一战斗立场是希腊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传统，为的是捍卫他们眼前的和总体的需求和权利，是一场被迫且正确的斗争。可以肯定的是，在当前条件下，起义的问题有着更加复杂的需求，因为这是反对经验更丰富、装备更精良的敌人的冲突。

党的纲领指出：

“与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甚至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比，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将面临更有组织的镇压机器，技术更加发达的信息传播手段和更大的破坏。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将面临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机器，它们已被整合到跨国组织中，例如北约、欧盟军队、欧洲刑警组织、欧洲宪兵等。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但人类仍是使用和处理这些机器的决定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工人和人民的活动有可能使这些机制陷于无效，并将新技术运用到有利于革命运动的方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