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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6年的德国共产党禁令》。以下为本书前言和第一章的译文。

前言

1956年8月17日，在被联邦宪法法院判决为非法组织后，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被联邦德国（西德）政府取缔。德国共产党被正式解散，党产也被没收。在西德所有主要城市，德国共产党的办事处都被搜查并关闭，下属印刷厂被关闭并没收大量宣传材料，许多干部也被逮捕。

在被被禁止时，虽然德国共产党已有大约8.5万名成员，但德国政治学家格奥尔格·富伯特（Georg Fülberth）认为，当时德国共产党是“完全孤立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德国本土受挫，还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几个月前的苏共二十大指出了斯大林主义的各种罪行，使得德国共产党也受到影响，而联邦德国这项禁令使得德国共产党的处境雪上加霜，致其在1957年至1960年间只有大约1.2万名成员。

在冷战初期形成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联邦政府1951年就已经准备好了相关禁令。而在国内政治环境中，主导着新生联邦政府的是一个建立在纳粹时代人员基础上的政治司法机构。对左翼的镇压早已普遍存在，并随着对德国共产党禁令的发布而加剧。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数以万计的左翼人士受到审判，有三千多人被定罪，许多定罪的原因在今天看来根本站不住脚。海因里希·汉诺威（Heinrich Hannover）报道了一个无党派的不来梅劳动委员会委员，其作为嘉宾在东德参加了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Der Frei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FDGB）的活动。1962年1月，吕讷堡地区法院以“具有违反宪法的关系”和违反德共禁令为由，判处其7个月监禁。但是，由于被告履行了“战争职责”，该处罚改为缓刑。

这项禁令至今仍然有效：德国共产党在那之后从未合法存在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政党被批准，即德国的共产党（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DKP），该党成立于1968年，至今仍然存在。它的创建使得那些老同志备受鼓舞，那些俄国同志一直以来也在谈论并且撰写关于德国的共产党的文章。

这一系列收录的材料来自对联邦共和国早期左翼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报道，以及（政府）对左翼和民主反对派的监视及其抵抗的历史。另一方面，他们对与德共禁令有关的时事进行分类，对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涉及了不同的、有些甚至尖锐对立的立场。

从现在来看，更引人注目的应是判决的政治后果而不是那些法律细节。如今我们不是为了美化德国共产党——由于其民族主义的措辞，这在事实上很困难。我们当然不是想给德国统一社会党和东德作辩护。但是我们在这里将重点放在反共主义上，并强烈批评其作为联邦共和国早期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尽管这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但它危害民主。

第一章 政治性司法和记忆空缺（60年前的德共禁令）

1956年8月17日，联邦德国的反共浪潮达到了暂时的高峰。联邦宪法法院的禁令，意味着德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了终结。联邦宪法法庭为颁布这项禁令至少花费了五年时间，这也表明即使在卡尔斯鲁厄【1】的司法机构内，禁令也极具争议。

（【1】译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卡尔斯鲁厄。）

在这一最终禁令前还有一系列其他禁令、逮捕、警察行动和歇斯底里的反共浪潮，这对早期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50年起，警察对自由德国青年组织（Freie Deutsche Jugend，FDJ）【2】和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和集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警察镇压。最令人悲伤的一幕是，自由德国青年组织一名年轻的成员菲利普·穆勒（Philipp Müller）于1952年5月在埃森的一次示威游行中受伤去世【3】。

（【2】译注：自由德国青年组织是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官方青年组织，但此处的自由德国青年组织是其在西德的同名组织，其后在1951年被阿登纳政府禁止活动。）

（【3】译注：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埃森发生的示威活动中被警方射杀，警方声称示威者当时向警方射击，警方予以自卫还击。但之后多特蒙德地方法院通过调查推翻了警方说法，无法证实示威者是否使用枪支。）

图：自由德国青年（FDJ）的标志

新生的联邦共和国（西德）决定制定一部政治性的刑法，罗尔夫·格斯纳（Rolf Gössner）称其为“一个真正充斥着背叛、分裂、诽谤和阴谋的陈列柜”。这部可以“灵活”解释的政治性刑法显然是反共主义的，而且不仅被用来反对共产主义者，还被用来反对每一个被认为潜在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政治性刑法对社会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1933年到1945年纳粹迫害共产党时也曾使用这种方法。

前纳粹分子在联邦共和国司法和警察机构中的比例特别高，这可以解释联邦共和国早期对共产党人的狂热迫害。根据德国法学家亚历山大·冯·布吕内克（Alexander von Brünneck）所做的关于政治性司法的研究可知，1951年至1958年间联邦共和国通过行政渠道共颁布了80项对真实存在的或他们臆想出来的共产主义组织的禁令。

1951年，自由德国青年组织在西德被禁止。同样在1951年，联邦政府依据“支持极权主义”的理由，申请禁止社会主义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SRP）和德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帝国党1952年被裁定违宪，因为它显然是德国纳粹党的后继组织，所以很明显接下来要被禁止的就是德国共产党。

事实上当时德国共产党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并且50年代初内部发生了分裂【4】，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联邦政府）要求禁止德国共产党的申请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原因。在1953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共产党只得到了2％的选票。鉴于德国共产党的这种状态，对其进行迫害的程度显得更加奇怪并且令人深思。【5】

（【4】译注：此处的德共内部分裂指的是，1948年至1952年间部分表示对西德政治架构持容忍态度并且打算在这个框架下进行活动的德共高层被诱骗到东德并被逮捕，史塔西和克格勃对他们进行了审讯，甚至副主席库尔特·穆勒（Kurt Müller）之后被送往劳改营。）

（【5】译注：如果联邦议会选举中没有得到超过5%的选票，该政党无法得到联邦议会的议席。1949年西德大选时德国共产党还有5.7%的选票和15个议席。）

亚历山大·冯·布吕内克（Alexandervon Brünneck）发现，从1951年至1968年，至少有1.4万件涉及政治性刑法案件的调查，从1951年到1968年共有约12.5万起。约有7000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当人们将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迫害与对联邦共和国那些纳粹谋杀犯的司法性追罪放到一起比较时，也可以看出政治性刑法的妄想特征。

《明镜周刊》（Der Spiegel）注意到了这一点，尽管很晚（2009年）：

“1951年至1968年期间，对共产主义者的判刑数量几乎是对纳粹罪犯判刑的七倍，尽管纳粹谋杀了数百万人，而到了西德时期共产党人被指控犯下了叛国等政治罪行。”

除了这些巨大的数量差异外，《明镜周刊》还注意到了德国反共主义的特殊性：

首先，反共主义过去一直被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或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从过去经验得出的。但是在德国有明显的不同。除反犹主义外，反共主义已经成为魏玛共和国的保守派和极右翼势力之间联合的纽带。

例如，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谋杀既有反共也有反犹主义的含义。希特勒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反共政策将德国国防军整合进了纳粹政权。最后，从1933年开始，反共主义转变为进行“物理性消灭”的反共主义：通过在集中营里谋杀共产主义人士，然后再进行一场针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阴谋”的毫无约束和野蛮的战争。反犹主义与反共主义的结合，是纳粹在对苏战争中做出抛弃所有文明规范以及终止国际协议等一切暴行的意识形态基础。

随着同盟国的胜利，公开的反犹和反共主义经历了短暂的沉寂。1945年的《波茨坦协定》规定了包括德国共产党在内的德国的复兴和民主化。只有在冷战时期，反共思想才死灰复燃。

在政治和社会中，公开的反犹主义被西方盟国所禁止。但重要的是：反共主义一切照旧，而且整个世界的态度都一样，但是却不接受任何反犹主义。

西方盟友的这一提议在联邦共和国深受欢迎，因为阿登纳和他的随行人员认识到，反共主义主要是过去的一部分，可以作为德国社会开脱纳粹时期所犯下罪责的有针对性的手段。

当时的问题在于：如果共产主义跟纳粹一样糟糕甚至更糟，那么就有必要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共产主义，就可以免于追究那些纳粹的过去历史。阿登纳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意识到借此可以赢得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对苏联的战争事实上被认为是合理的，对德国国防军的“净化”，以及对老精英【6】的重新任用都是建立在反共的基础上的。

（【6】译注：前纳粹人员。）

这段时期的政策也为公众完全抵制共产党人奠定了基础。这种政策甚至导致，如果共产党人因在之前纳粹集中营的监禁而（在战后）获得国家赔偿的话，现在必须偿还之前发给他们的赔偿金：因为他们当时是共产党员。鲍里斯·斯佩尔诺（Boris Spernol）解释了这一丑闻：“使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纳粹政权迫害的，正是同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如果共产党人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那么他们将失去在联邦共和国的受赔偿权利。”时至今日这种不公正的现象还未引起重视。

最后要问的一点是，为什么整个社会都支持或容忍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对此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点：自魏玛共和国以来，反共一直是德国社会的常态。特别是纳粹时代的影响成为了当下反共的基础。亚历山大和玛格丽特·米切里奇（Margarete Mitscherlich）的作品《无法哀悼》（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描写了这种内在的反共情绪：

“在纳粹社会，最主要的国民情绪是反共，在这种情绪当中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并且对所有可以用‘共产主义’一词描述的事物在现实中差别化区分都做不到。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指导下，其个人的侵略野心被投射到政治宣传领域时，便以共产主义为抨击对象，并且在这之后这一抨击对象仍然有效。这样就设定了一个标准，并且至今没有改变。对于我们的精神世界而言，犹太人和那些布尔什维克是近亲，都是“劣等人”（Untermensch）【7】。至少就布尔什维克而言，它在第三帝国时代的形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几乎没有得到更正。”

（【7】译注：“劣等人”是纳粹德国用来形容非雅利安之低下种族的贬义词语，此种概念在纳粹德国种族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点：联邦共和国的反共主义仍然具有跟过去一样的政治功能，因为要对纳粹过去黑暗历史进行掩盖和多数人对自己行为进行辩解。

第三点：联邦共和国的反共主义不仅仅是精英或阿登纳政府的计划。反共是大众普遍意识。工薪阶层中存在强烈的反共主义。工薪阶层的这种反共思想是由过去的政治情况决定的并且具有物质基础。在经济奇迹时期，来自东德的参照和对东德的美化并没有吸引力。无论是从物质生活上考虑，还是从个人自由权利的角度考虑，德国共产党听命于东柏林和莫斯科的这种自身定位都无法令人信服。

而且不应忘记，纳粹极大地削弱了德国共产党的力量：许多优秀的党员在酷刑和监禁中被杀害或遭受折磨。组织结构已基本瓦解，在战后几乎没有新成员加入。因此，虽然走一条更独立的道路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缺乏足够的人员。

当然，也有少数持反对立场的人士：例如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一直致力于反对反共主义；欧根·科贡（Eugen Kogon）在历史学领域反对反共主义；也不要忘记马丁·尼默勒尔（Martin Niemöller），他认为反共主义没有历史根据并危及和平。这些都是人们中的个别和少数。但他们的努力最终为1968年以后成功遏制反共主义的未来铺好了道路。

然而，现在是正式承认联邦共和国历史上反共主义这一章的时候了，它严重损害了民主的发展。许多左翼人士和新闻工作者、历史协会和纪念馆都在揭露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对于左翼人士，始终必须从反斯大林主义的角度批评反共主义，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德国共产党禁令颁布60年后，现在是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承认所犯错误，并向受害者道歉的时候了。

记者拉尔夫·佐丹奴（Ralph Giordano）总结了反共主义的本质：“从历史的深渊来说，反共主义是一种不断寻求迫害对象的毁灭性力量，是一种仇恨的产物，民主的敌人。如果其合法的话，民主原则就会受到侵犯。”

现在正是如此。

• 来源：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网站[德国]

https://www.rosalux.de/fileadmin/rls_uploads/pdfs/Materialien/Materialien_60_Jahre_KPD-Verbot.pdf

• 翻译：吐气泡的鱼

校对：gang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