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左翼党成员们，

我们已经决定离开德国左翼党（DIE LINKE），成立一个新的党派。这一步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毕竟，左翼党是我们数年甚至数十年以来的政治家园。我们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活动伙伴，其中很多人成了同志，一些人成了朋友。我们在党内活动中与他们共度夜晚和周末，在竞选期间加班加点。无论出于政治因素还是个人因素，我们都很难把这一切抛在脑后。如果之前曾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当时也会欣然接受。因为我们感到自己与你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联系，所以我们想解释一下我们的决定。

近年来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德国左翼党的政治路线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指出，错误的优先事项，以及缺乏对社会公正与和平的关注，正在削弱党的形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警告说，对于城市、年轻人和积极分子群体的过分关注，正在赶走我们的传统选民。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通过改变党的政治路线来阻止党的衰落。我们没有成功——结果，党在选民中变得越来越不成功。自2019年欧洲大选以来，德国左翼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失败史。党的各级领导层以及在各州层面支持他们的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地不以批判方式讨论这一失败。他们没有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从中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论。相反，那些对党的领导层的路线持批评态度的人被认定是造成这些结果的罪魁祸首，并被进一步边缘化。

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我们的立场在党内不再有一席之地。2023年2月的“为和平而抗争”（Aufstand für den Frieden）就是一个例子。这是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和平集会，数万人聚集到了勃兰登堡门前。也正是因为大约一半的人口都反对政府的军事路线，所以整个国家的政治机构都反对这次集会诽谤它。左翼党领导层非但没有在这场争论中支持我们，反而与其他党派站在一边：他们指责集会的发起者“向右翼敞开大门”，从而为对我们的指责提供了借口。

我们在党内的政治空间变得如此狭小，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挺直腰杆融入其中。我们从各地组织中了解到，许多左翼党员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也希望通过建立新党为他们创造一个新的政治家园。

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内心的信念，因为组建党派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的动力是什么？我们不再愿意接受这样的政治发展。“红绿灯联盟”对社会造成的灾难性政策使大部分人失去了收入，降低了生活质量。德国的外交政策正在为战争火上浇油，而不是努力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国际冲突不断升级，正在形成的阵营结构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并将引发大规模的经济动荡。与此同时，反对这种政治发展的声音在公开辩论中越来越多地受到制裁和指责。但是民主需要的是意见的多样性和公开辩论。政府无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可接受的意见范围变得狭窄，这一切都将德国选择党（AfD）推上了高位。许多人不再知道如何表达他们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左翼党不再是一个清晰可辨的反对党，而是一个轻声细语的“是的，但是……”党。在这种情况下，党已经跌破了民众的认知底线。目前，各种迹象表明，下一届联邦议院将不再有德国左翼党的代表，而德国选择党的民调支持率则超过了20%。我们有责任再次认真对待关于政治方向和国家未来的斗争。为此，我们希望建立一支新的政治力量，为社会公正、和平、理性与自由发出民主的声音。

我们将不带任何怨恨地离开，也不会对再去抨击我们过去的党。对我们来说，冲突已经结束。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渴望迈出这一步，另一些人则会感到失望，还有一些人将静观事态的发展。我们想对你们说：我们希望像成年人一样分开。玫瑰战争[1]会损害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德国左翼党不是我们的政治对手。对于多年来我们一直本着信任的精神共同工作的许多人，我们也要说：我们已经做好了会谈的准备，并将很高兴在适当的时候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党。

致以诚挚的问候

[1] 代指内战。——译注

15年前，2007年6月16日，德国社会主义政党左翼党（Die Linke）的成立，鼓舞了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他们希望借此机会在这个欧盟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把左翼重新团结和组织起来。然而，今天，左翼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日益严重的危机，它的选举命运以及它作为一支全国性政治力量的未来岌岌可危。

为了促进党内的战略讨论和政治澄清，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作为德国左翼党领导下的政治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关于德国左翼党未来的工作组，凭借经验更近距离地审视了党的问题和潜力。下文是其首批成果之一的缩略版。

德国左翼党发现自己的处境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它拥有相当大的潜力，可以接触到近五分之一的选民，但它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却越来越少。过去十年中，尽管左翼党新增了3万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但它并没有跟上其他党派的步伐。尽管党的社会运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党本身却没有。

那些最需要社会保障、最重视社会公正的人们不认为左翼党是一个榜样，也不认为左翼党在政治上代表他们。对三分之一的人口来说，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品是很重要的，但社会主义政党左翼党不是那个替代品。左翼党希望成为左翼政党，但近年来它在所有重大问题（移民、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上采取的立场不太一致，甚至相互矛盾。这些矛盾对党的完整性和生存构成了挑战。同时，作为一股能够在危机和动荡时期争取团结的力量，人们需要左翼党，但前提是它能够克服以下十大挑战。

毫无疑问，第一个也是最紧迫的挑战是为党建立一个集中的战略领导层，将左翼党与其在德国联邦议院的代表们团结在一起。德国左翼党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在2022年完成这项任务。

在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PDS)）与“劳动和社会公正-选举替代”（Electoral Alternative for Labour and Social Justice (WASG)）合并[1]以后，左翼党没有发展成为全新的巩固实体。左翼党由三个派别组成：一派是“左翼社会民主派”（主要集中在德国西部）；一派是“左翼运动派”，主要基础是党内年轻人以及更具行动主义的分子；还有一部分是内部比较复杂的“改革派”（主要集中在德国东部）。目前为止，这三个派别以一种不协调的方式运作，有时还相互抵触。如果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不考虑建立起战略的统一，左翼党作为一个政党将会走向失败。

第二，德国左翼党需要重新思考其作为社会主义的公正的党的核心价值。当民主社会主义党、“劳动和社会公正-选举替代”以及左翼党就社会公正问题表达令人信服的立场时，他们总是表现出色。大约96%的德国公民认为财富在德国分配不公。气候变化对下一代人来说也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72%的人希望看到这方面的根本变化。

社会公正是一个当代问题！但人们对德国左翼党能够采取实际措施实现社会公正缺乏信心。在环境和气候政策方面，只有3%的德国人信任左翼党；在经济政策方面，只有1%的人信任左翼党；在数字化方面，只有2%的人信任左翼党。德国左翼党并不被认为是未来的党。

第三，在当前形势下，德国左翼党如果能够将自己与社会-生态的制度性变革的党以及一贯支持和平的党区别开来，那么就只能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公正的党。我们生活在危机资本主义的时代，而且日益生活在灾害与战争资本主义的时代。更适于解决我们困境的方案是制度性变革，而不是气候改变。生态需求和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公正转型”的概念要同时抓住生态需求和社会需求这两方面。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态转型密不可分。

所有这些都表明，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社会制度、权力和财产关系的规制方式。这也表明需要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方式需要进行制度性的变革，同时还需考虑到和平与安全政策。德国左翼党应当成为推动建立联合国领导下新的国际安全架构的力量，该架构应禁止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减少战争和军事冲突是社会-生态转型的基本前提。

第四，迫切需要将社会保障与社会转型计划以及实施必要的制度变革结合起来，以应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有当德国左翼党能够令人信服地提出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的立场时，它才能成为德国政治体系中一个实际且有用的部分。

对社会保障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方向是相辅相成的。全面改变现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要求，必须同对于保障的具体、可信的承诺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对保障的承诺和对就业市场可靠性的保证，转型过程中就不可能有公正。

第五，任何此类保护、计划和系统性变革的组合，都必须建立在中间阶级与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联盟之上。像所有的左翼组织一样，德国左翼党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资本主义竞争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将欧洲乃至全球各个层面的雇佣劳动者按照性别、身份、年龄、公民身份和肤色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左翼政党必须促进享有较多特权的社会群体与弱势的中下阶级以及更低阶级之间的团结联系。这是大众倡议和大型左翼政党得以发展的唯一途径。正是这些群体，共同构成了左翼能够采取有意义行动的基础。这些群体，一方面，他们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特别是在对公正的社会结构的要求方面）而团结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在文化上被分裂。社会中享有较多特权的阶层有责任与相对较低的阶层建立联系。

第六，德国左翼党只有与产业劳动者、公共事业、社会服务以及有助于解放的社会运动建立牢固的联系，才能发展出中间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特别是，它应当专注于发展同工会的密切联系，包括那些工厂里的工会。

2022年，德国左翼党成立了在全国范围内运作的工会委员会（Gewerkschaftsrat (Union Council)），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新的步伐。左翼党的许多年轻成员与社会运动和生态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与工会有联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促成改变。

第七，可以利用这些共性制定出具体的入门级计划，介入社会-生态的制度性变革，并争取新的和平与安全政策。在德国，左翼党目前还没有被视为一个能够可靠地影响社会-生态变革或塑造欧洲或提出和平政策的政党。从地方或州政府开始的倡议在国家层面没有产生共鸣。一个例外是对柏林“征用德国沃宁公司”（Exporate Deutsche Wohnen & Co.）[2]倡议的支持。

应当努力与工会、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社会福利组织、社会运动和公民紧密合作，以团结的方式替代绿色资本主义项目，并将这些工作联系转化为选举计划、地方行动和议会工作的统一基础。德国左翼党需要参与并干预已在进行的变革进程，帮助并为之提供政治方向。

关于核心的纲领性问题，必须在党内建立起用于倡导左翼立场的通道。首先，这事关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方向；其次，要对那些与德国左翼党的纲领完全不相容的立场表明明确的态度。与此同时，应启动一个为期一年的进程，以便克服该纲领中的不足之处。

第八，在此基础上，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由党员主导发展的政党也是一个挑战。重新审视党的发展过程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自2011年以来，德国左翼党的成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再将其称为同一政党已不可行。目前，约6万名党员中有一半以上是2011年之后加入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而许多较为年长的党员已经脱党或去世。那些在1990年之前加入的来自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以及西德左翼团体的党员现在只占一小部分。

为了吸引社会的目光，德国左翼党必须成为一个以团结为基础的、充满活力的、由党员主导的党。党员们想要更多的团结、更多的讨论，想要更多地与基层的党接触。左翼党必须张开双臂接纳所有认可左翼党的人。左翼党应当为党员创造机会，让他们在低风险的环境中会面，做出决定，参与政治辩论，交流经验，团结一致地解决冲突，享受乐趣，以及参与代际对话。党还应当教授基本的政治知识和实用的组织技能。一个有吸引力的、由党员主导的党必须公开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左翼组织也无法免受歧视与统治的社会结构的影响。

第九个挑战是，一个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将三个功能结合起来：日常生活的守护者、社会话语的干预者，以及在许多社区、地区和州的有效议会参与者。如果左翼政党能够首先证明自己是作为守护者的党，对社区和劳动人民日常关心的问题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它们就是强大的。其次，左翼政党必须干预公共言论，制定出党自己的议程，并在州议会和国家议会发声来表达大众的社会诉求。第三，左翼政党必须在立法机构，以及某些情况下在行政机构中有效地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需要修改党的章程，以保持多元化，最终实现党的全国组织和联邦议院议会党团的共同领导，提高党的工作效率，维护党内民主。

第十，社会主义政党需要对社会主义有一个当代的、崭新的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急剧走向危机的经历，使大部分人怀疑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人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社会-生态的制度性变革的提议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公共福利占据主导地位、民主计划和经济民主的作用、为共同利益而扩大经济并扭转许多公共服务的私有化进程、征收私人资产用于未来的社会任务、在急剧的结构变革时期尽可能采取最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建立转型委员会、在全球实现公正等。这些要素和概念可以为社会主义——也就是以团结一致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提供定义。

德国左翼党正在被迫切需要——但要想满足这种需要，党必须进行自我更新。

德国虽然早已正式统一，但却一直被两股势力左右。一些经济集团，如天然气进口商、制造业及农产品出口商，希望与俄罗斯（乃至□□）和睦相处，这一政策以默克尔和“北溪2号”[1]为标志。

这遭到了华盛顿波托马克河畔[2]、查尔斯-科赫的威奇塔总部[3]以及类似地方的人恼羞成怒的反对，他们不仅想出口页岩气，而且想要阻止哪怕是有限的德俄和解。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最终击败俄罗斯，然后是□□。他们打着“秩序规则”、民主、自由（以及自由市场！）和反对“威权主义”的幌子，将这两国视作其世界霸权计划的主要障碍。

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相互交织的企业和金融利益，甚至可能是个人的职业期望，与这些人士关系密切的是德国的大西洋主义者——那些希望德国更紧密地融入美英主导的跨大西洋联盟的人。

在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德国的大西洋主义者在执政联盟内外赢得了全面胜利——他们在媒体上愤怒地谴责关于俄罗斯的一切；拿“北溪2号”开刀，试图永久切断与莫斯科的所有商业联系，尽管这很可能导致国内工业瘫痪，甚至可能让德国的室内温度创下新低。

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自由民主党（FDP）以及首当其冲的绿党（Green Party）[4]加入了进攻。年轻的绿党籍外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要求向基辅运送尽可能多的重型武器，以实现她“毁灭俄罗斯”的伟大构想。

而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则有些暧昧，总理舒尔茨对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和深度卷入北约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热战犹豫不决。但媒体的抨击越来越猛烈，舒尔茨屈服了，他决定站在北约和华盛顿一边，在立陶宛部署更多的德国军队，并要求国会划拨史无前例的1000亿欧元（约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增加军备以“保卫德国安全”。

谴责俄罗斯的“竞赛”日趋白热化，以至于重新唤起了20世纪30年代某种快被遗忘的声音，比如社会民主党党魁拉尔斯·克林贝尔（Lars Klingbeil）声称：“德国的盟友有很大的期望，而德国必须实现这些期望……经过近80年的停滞，是时候走出‘历史的终结’，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力量了。”

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语！更让人恐惧的是德国空军参谋长英戈·格哈茨（Ingo Gerhartz）的言论：“为了实现可靠的威慑，我们既需要手段，也需要政治意愿（如果有必要的话）来实施核威慑。”建制派政党中的“守旧派”开始追忆过去的“荣光”了。

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为了那些过去的“荣光”更是全力以赴，但他们与欧洲其他一些极右分子一样，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口头攻击，甚至反对为乌克兰提供军备。他们在几乎所有事务中的主要任务都是反对——首先是反对欧盟。但作为死硬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也支持德国大力建设军队，进一步扩军并对青年男性实行义务兵役制（正如施泰因迈尔（Steinmeier）总统所建议的那样）。

左翼党（Die linke）一直是一个主张和平，反对在塞尔维亚、阿富汗、马里或德国境外的任何地方驻军的党。而它现在也陷入了分裂，主要争论的焦点是乌克兰战争。事实上，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很少有像6月下旬的党代会这样唇枪舌剑的情况。

对于左翼党来说，过去的一年是灾难性的。在去年（2021年）9月的选举中，该党仅获得4.9%的选票，低于4年前的6.9%。不幸中的万幸是，因为联邦议会的一条特殊规定，左翼党保住了自己的议会党团：如果有3名或3名以上的代表在他们的选区直接胜选，即使该党没有达到规定的5%的议席门槛，也能设立议会党团。然而，依照比例代表制，左翼党现在只有39个议席，而不是之前的69个。它不再是最强的反对党，而是沦为最弱的。

面对这样的政治灾难，左翼党似乎无能为力，又接连在三个州的选举中惨败：萨尔州从12.8%降至2.6%；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从3.8%降至1.7%；而在关键的工业地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也从4.9%降至2.7%。

很少有工人投票给左翼党，一些重要党员也退出了。《明镜》（Der Spiegel）周刊将一场与性有关的事件（一些不知名的党员声称被性侵）伪造成一场恶意的“Me Too”攻击，攻击的对象是左翼党两位联合主席中间相对激进的珍妮·威斯勒（Janine Wissler），据称她掩盖了此事。这导致另一位联合主席——来自“改革派”的苏珊娜·亨尼格-韦尔索（Susanne Hennig-Wellsow）一怒之下辞去了领导职务，因此左翼党现在不得不举行新的领导人选举。严肃地说，该党正面临着彻底失败，甚至分裂和灭亡的结局。

在主要的争论中，所谓的“改革派”软化了该党对北约的基本反对立场，希望自己被亲北约的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联盟接纳。但左翼党糟糕的选举结果使这种缥缈的希望变得完全不可能。但“改革派”仍然倾向于淡化或忽略北约目前的角色，将乌克兰的悲剧全部归咎于俄罗斯和普京。另一方面，该党的“激进派”则将北约，尤其是美国视为挑衅者，认为其在俄罗斯边境部署军备、举行演习的扩张主义政策显然是在寻找麻烦——不幸的是，他们的担忧都一一应验了。

这场争论反映了左翼党内更深的裂痕：一边是那些呼吁改善儿童保育、养老金和最低工资的人，他们在模糊的陈词滥调中只把社会主义看作是“遥远的地平线”，同时对体制的现状保持默认，尽管亿万富翁的威胁越来越大，但他们还是选择努力捏着鼻子忍受。另一边是“激进派”，虽然还不至于像某些极左派一样呼吁明天就革命，但坚称拒绝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是该党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

简单来说，左翼党的“改革派”接受了北约，“激进派”则反对北约。他们的分歧使党代会的辩论十分“多彩”。但辩论基本由“改革派”主导，他们最终以大约60：30的比例获胜，并设法将一些非常热心的亲北约倡导者推上党内领导职位。作为制衡，“激进派”的珍妮·维斯勒则再次当选联合主席（从而否定了媒体有关性侵案的恶意诽谤）。

左翼党的联合主席，按照通常的男配女、东配西、“激进派”配“改革派”的平衡模式得到了维持。来自莱比锡的、通过在选区赢得一个席位来拯救左翼党议会党团的三名代表之一、激进而受欢迎的索伦·佩尔曼（Sören Pellmann），输给了相对温和派的马丁·施德万（Martin Schirdewan），后者还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他承诺在反对向乌克兰出售军备和为和平组织斗争的同时，更强调工人阶级的斗争。他似乎也在寻求左翼内部的和解，并最终采取行动。

左翼党的部分成员谴责党代会的结果；另一些人则很庆幸党没有进一步分裂。一些政治立场得到了重申：对“性别问题”（甚至是在语法和标点符号上）的威胁得以避免，并达成了脆弱的妥协。

左翼党能否及时在劳动人民中间重新站稳脚跟，以应对当前迫在眉睫的诸多困难和巨大威胁，还有待观察。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它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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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肺炎而不得不多次推迟的左翼党代表大会，终于在2021年1月26与27日以线上方式召开。在被选出的580名代表中，有一半是女性，这符合于该党的联邦章程；560多名代表参加了该党历史上第一次线上代表大会。会议的目标，是对主要的政策动议进行讨论，以便确定该党未来两年的政治议程，同时选举产生新的执行委员会和新的领导层。现任领导人（译注：左翼党的两位主席）卡佳·基平（Katja Kipping）和伯恩德·里辛格（Bernd Riexinger）已担任该职务8年，无法再次参选。

尽管这两项任务都是以线上方式进行的，但在党员的大力参与下，这两项任务都圆满完成。大会通过了为党确定未来方向的主要政策动议，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党的新领导层更加年轻，更具女性主义色彩，与德国西部关系更为密切。

与今年早些时候保守派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举行的线上会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左翼党的代表们更热衷于辩论问题，并强调党内的不同意见。大多数人对政策动议表示支持，以此作为未来战斗的共同基础。

谁当选了？他们代表什么？

左翼党将首次由两名女性领导，两人背景不同，代表党内不同运动（译注：即派别）。詹妮·威斯勒（Janine Wissler）来自德国西部，曾是左翼党黑森州议会党团的领袖。她还曾是“马克思21”（Marx21）的成员，左翼党内的这个派别倾向于左翼激进和反资本主义政策。苏珊娜·亨尼格·韦尔索（Susanne Hennig-Wellsow）来自德国东部，曾与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一起担任左翼党图林根州领袖。博多·拉梅洛是德国唯一一位来自左翼党的州长，他在该州上次选举中赢得了30%以上的选票。两位女性都意识到左翼议会政治的潜力和局限性。此外，两人都赞成建立能够得到广泛社会支持的广泛社会联盟和实行政策转变，而这些转变只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Greens）结成联盟才能实现。

图：德国左翼党新一届共同主席詹妮·威斯勒和苏珊娜·亨尼格·韦尔索

在他们副手的选举中，最终，在党的全部44名执行委员中，可以看到党内权力的明显转移。左翼党内部的传统派系，如“反资本主义左派”（Anti-Capitalist Left ，AKL）（其拥护者包括萨赫拉·瓦根克内克特[Sahra Wagenknecht]）和“社会主义左派”（Socialist Left ，SL）（曾经受其影响的团体包括德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显然不像从前那么有影响力。同样，那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人，在左翼党还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译注：2007年，原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改组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与来自德国西部的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合并为德国左翼党）的时候，仅仅在执行委员会中赢得了一个席位。

总体而言，左翼党现在更年轻，更具学术性，更能代表德国西部和LGBTQI社区。很明显，党的执行委员候选人增多，凸显了党面临的环境和社会挑战。左翼党与气候变化和环境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代表人和活动家有着新的联系，特别是那些服务业工人工会的成员，如德国服务业工会。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中间，地方政治行动者也正在获得影响力，从而能够把党的基层的观点摆到桌面上。

另一个积极发展的事态是，左翼党的执行委员会现在还将包括欧洲议会左翼党团的共同主席马丁·席尔德万（Martin Schirdewan），这将使党在欧洲政策方面的专长得到加强。此外，欧洲左翼党书记处成员沃尔特劳德·弗里茨-克拉克尔（Waltraud Fritz-Klackl）向这次大会致以问候，他强调了德国左翼党对欧洲左翼党的重要性和责任，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

所有这一切无疑是令人鼓舞的。毕竟，一个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左派不仅需要能够具体说明民主社会主义的好处，还需要真正体现这些联盟并理解其意义的战略、政治和社会联盟和个人。此外，左翼政治必须使目光超越德国的边界，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上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它们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并集中精力寻找解决人们日常困难的办法：它需要特别关注那些政治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领域。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政治指南针，就像党代会上主要政策动议中提出的那样。

未来斗争的基础

在这份长达27页的文件中，左翼党将自己描述为：希望抵制对利润的无休止追求、并将人民置于其政策的核心地位的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政党；一个希望推行激进现实政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政党。因此，左翼党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希望实现社会和生态政策转变的政党，这要求提出所有权问题，将大公司和银行收归公共所有，从而使它们处于民主控制之下，确保它们为公共利益服务。

左翼党支持一种新的“社会繁荣模式”，即人们共同控制自己的就业和生活条件，并保证消除贫困，以及获得教育和职业培训、普遍健康的生活条件和时间上的充裕，即每周工作4天或30小时，这样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时间用于他们的社会关系、家庭、参与和放松。

这种繁荣模式与左翼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在公共服务的发展方面有许多共同的理念，包括：本地医疗保健、托儿设施、学校、公共出资建设的住房，以及通过发展免费使用的当地公共交通网络为所有人提供零碳出行。为了资助这些措施，左翼党正在争取更公正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其措施包括：资本税、遗产税改革，用于更好应对前采矿地区发生的结构变化的团结协议。

左翼党正在争取每小时13欧元的最低工资，并在不降低工资或人员配备水平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间。该党要求为所有在医疗行业工作的人，包括代理工作人员，加薪500欧元。该党还呼吁以不同方式计算医疗行业的人员配置的安全水平，并取消医疗行业里与诊断相关的标准费用。

左翼党要求改善生活和就业条件，更好地保护护理部门以及建筑、运输、农业和食品行业的移民工人，其中还包括亚马逊等物流公司雇佣的员工。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也凸显了对自由职业者、艺术家和学生提供更好的社会保护的必要性，不仅是在疫情期间，而且是在未来一些年。左翼党支持失业救济金改革以及为所有工人缴纳的养老金计划。

事实上，左翼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同时考虑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政党，主要关注那些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必须在不稳定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人，如果他们仍然有工作的话。

左翼党永远不会接受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该党主张结束德国军队在国外的部署，反对欧盟军事化，反对欧盟层面的军备合作，反对欧洲购买无人战斗机。该党拒绝接受拥有70亿欧元巨额预算的欧洲防卫基金。这一数字不应增加至全部预算的2%，而应大幅削减。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多数人对一项将这一比例降低到1%并将剩余款项分配给发展政策预算的提案予以否定，并赞成对任何军事预算持反对意见。大会还否决了另一项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提案。

欧洲政策的基石

此外，大会代表确认了左翼党在2011年宣言中提出的某些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措施是：解散北约，转而建立一个涉及俄罗斯的集体安全体系，解散作为边境和海岸警卫机构的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恢复庇护权。

在欧洲政策方面，左翼党呼吁彻底审查《欧盟条约》。它还认为，应提供1万亿欧元，以建立一个通过几个国家发行债券（即欧元/科罗纳债券）提供资金的欧洲支出和投资计划。这些将专门提供给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资助社会生态产业政策，促进医疗保健、数字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以及支持欧盟国家向更绿色的运输和能源形式过渡。到2030年应逐步淘汰煤炭，到2035年应实现碳中和。

联邦选举的重点领域

左翼党还将继续与地方支部和在地方政府中任职的党员商讨，以便制定其组织政策。他们将被邀请在2021年9月举行的联邦选举前分享他们对竞选活动的看法。大会代表提出了以下要点：

解决护士短缺问题；

停止租金上涨；

推行措施，促进巴士和火车旅行及免费使用公共交通系统；

努力保住工作，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就业条件。

左翼党及其领导层提出了这样一个愿景：一个随时准备为社会和环境变革而斗争的党，如果能就所有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它愿意与社民党和绿党结成联盟。绝大多数——80%以上的代表同意这种做法。“别再等了，我们得做好准备！”苏珊娜·亨尼格·韦尔索大声疾呼，表达了左翼党多数人几个月来一直希望看到的：改变。有希望的是，随着政治上和社会上更新（renewed）左派的出现，这一转变也将反映在今年举行的许多选举中，包括今年9月的联邦选举。

• 来源：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德国]

https://www.rosalux.de/en/news/id/43967/winds-of-change-in-die-linke?cHash=37bcec65ca18cc4f43b16b9407517bef

• 翻译：surrender

校对：三角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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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ohn Wojcik

全世界的评论员和新闻发布者都说，9月24日的选举结果已经确定，会有利于总理默克尔。在这个时候，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希望能有所不同。

德国左翼党全国共同主席卡佳·基平

背后写着“为了全民的社会保障”

大选前夕探访德国左翼党总部 来自国际红色通讯00:0012:24

昨天（2017年9月14日），在柏林历史悠久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Karl-Liebknecht-Haus）、现在德国左翼党的总部，左翼党国际政策部的领导人安德烈亚斯·冈瑟（Andreas Gunther）告诉我，“事实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还没定。”

他说，“9月24日会发生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翼党的得票。”

民意调查显示，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有35%的支持率，社会民主党（SPD）有20%的支持率。它们将分别成为第一和第二大党。真正的战斗，是关于谁将成为德国第三大党。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德国左翼党有11%的支持率，新纳粹的德国选择党（AfD）也有10%的支持率。主要的反对党将会挑战默克尔在联邦议院的提案，并将得到一些部长的提名。

在联邦议院的600个议席中，左翼党占据了64个，而德国选择党一个也没有。如果可能的话，左翼党愿意维持现状，或者至少要防止德国选择党成为第三大党和主要的反对党。

冈瑟解释说，“我们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我们是唯一不受大集团金钱支持的党。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在美国的胜选，使得德国左翼党的日子更加艰难了。”

他说，“特朗普是多么的坏，以至于默克尔看起来还不错。与特朗普相比，默克尔看起来像是理性的社会民主派。”

然而，冈瑟拒绝了认为默克尔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世界领袖”的观点。美国媒体有时是这样宣称的。

他说，“默克尔是大型跨国集团的旗手。她首先要保卫他们的利益。她听起来稍好一点，是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做。为了保住政权，她不得不和社会民主党结盟，不得不至少听起来进步。”

我问冈瑟，在下个星期，为了达到选举的目标，左翼党靠什么吸引足够的选民？

他回答说，“靠的是我们的纲领。我们正在争取社会公正、裁军与和平。我们对此是明确的，我们能够坚持这些，人们可以信赖我们。我们艰苦战斗，为的是让人们知道，我们永远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孩子们在贫穷中长大，同时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数量却在增长。”

冈瑟说，特朗普要求德国大幅增长军费，左翼党是唯一反对这一要求的党。“我们坚决反对这一要求，绝不接受政府让我们在军事方面成倍花钱的企图。”

在左翼党和其他政党之间存在着两个重大区别，他相信这对吸引选民有帮助。

“第一，我们永远不会像其他政党那样与默克尔结盟。第二，我们反对战争。选民们知道，如果他们想要从海外撤回所有的德国士兵，就必须投票给我们。我们想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学校建设。德国军队不应参与北约或联合国的任何海外行动。”

在冈瑟的办公室楼下，竞选工作者们正在忙着裁剪海报，捆扎印有左翼党2017年竞选纲领的传单。纲领中包括提高养老金和失业救济，提高工资，对富人征收重税，改善医疗，还有从阿富汗等地撤回德国军队。

1932 年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

号召德国人反对战争、饥饿和法西斯的竞选条幅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当时的这座大楼是德国共产党的总部，以遭到暗杀的德共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命名。它建立与1919年，本来是当作工厂，却在法西斯上台前成为了德共中央的办公室。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五天，这里还发生过反纳粹的示威。今天，大楼里的人们仍在斗争。

作为竞选工作者之一的康斯坦丁·克雷克斯（Konstantin Krex）正在接电话。他说，“很多人打电话过来，想要知道我们对于各种问题的立场。我试着回答他们。”

克雷克斯还说，他在社交媒体尤其是Facebook上也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比任何人都强。”

我问克雷克斯，有没有上门的、面对面的游说活动？

德国左翼党的竞选工作者康斯坦丁·克雷克斯

他说，“你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有困难。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德国人不喜欢别人敲门问他们问题。我知道，在美国你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很难那样做。我个人支持这种方式，因为我认为人们最喜欢的还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现在，重点放在了Facebook、著作和集会上。”

尽管如此，德国左翼党的全国共同主席卡佳·基平（Katja Kipping）支持采用上门游说的方法。据柏林等地一些区的竞选工作者反映，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同时，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的竞选工作者继续着他们传统的竞选方式。

维拉·沃登堡（Vera Vordenbaumen）正在克雷克斯旁边的办公桌前接电话。她正在同妇女组织的成员交谈。她们计划周末在柏林举行示威。

放下电话后，她向我解释说，“在德国选择党的支持下，生命权利运动正计划明天在柏林举行反堕胎示威。我们想加入反对他们的抗议。我们将有机会表明，在生殖权利和经济平等方面，德国左翼党与这个国家的妇女们站在一起。”

• 来源：人民世界[美国]

• 翻译：mud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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