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人早就明白教育的阶级性。在统治阶级建立并维护自己的领导权时，教育起着一个相当关键的作用。事实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许多教育工作者对此表示反对，但（公共或私人的）教育普及本身恰是使阶级差异再现和具体化的关键机制。

无论是通过对学生的公开选拔还是基于市场体系的分配，学校都是分层的，为的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并确保阶级的再生产。

在学校中，儿童和青年不仅获得了必要的技能，使他们能够胜任自己未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而且被教育要以“正确”的方式思考。这样的机制在学校里通过官方课程（被认为是公正和非政治性的）与“隐性教育”——来让人们习得那些为整个教育系统所认可的态度。

教育是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当作社会的普遍利益，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之一。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扭转这样的状况，创造一个建立本阶级领导权的教育系统。但这绝对不是同前述教育系统别无二致的、带有新的阶级偏见的教育系统。因为工人阶级的目标是彻底消灭阶级社会，我们必须发展真正的解放教育——旨在挑战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的教育。

为了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工人阶级在进行直接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同时，还必须在资本主义内部建立领导权。这些过程是不可分割的，这表明革命的工人阶级教育对于建设革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立即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我们如何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革命的工人阶级教育；第二，这种教育应该是怎样的。当然，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第二个。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绝不是一种狭隘的、只关注推翻资本主义的教育。如果我们要建立起革命意识和工人阶级领导权，就只能通过对整个世界的广泛而富有批判性的理解来实现。

正如葛兰西所说，这样一个计划“倾向于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新的生活和思想态度、新的感情；它通过在体力和脑力劳动者中提倡探究精神来实现。”这并不是要否认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光靠政治教育还不足以培养弗莱雷（Freire）所说的“批判意识”。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观点，那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为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者赋权，教育过程本身就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必须抛弃资产阶级的教育观念，即认为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空的容器，由教师来填充知识，而要采用一种将学生视为过程中的主体的模式。

“斗争的开始是以被压迫者认识到自己已被毁灭为标志。宣传、管理、操纵——一切统治手段——都不可能是他们再人道化的工具。唯一有效的工具是人道化的教育学。在这种教育学中，革命领袖和被压迫者建立了永久的对话关系……革命领袖必须相应地进行有着共同目标的教育。教师和学生（领袖和人民）共同关注现实，不仅在于揭露现实从而对现实做批判性认识方面，而且在重新产生这种认识的任务方面，他们都是主体。”（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

最后，这种教育绝不能也不能被视为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相分离的过程，而必须被视为这种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也是与环境相互作用并改变环境的自觉力量。我们努力改变我们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改变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一个社会过程，由我们的环境调节。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这最终让我们回到了“怎么办”的问题上。从上面的论点来看，很明显，我们必须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机会，努力发展我们所阐述的教育模式。这意味着在共产党和广泛的群众运动中进行革命教育，但也要抓住国家教育机构内部斗争的机会去发展这种革命的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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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4日）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由于各国的政府应对措施、公共基础设施状况以及经济和能力不同，疫情对各国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是最先能够控制感染病例和死亡数量的国家，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新冠疫情数据报告指出，如今德国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十，死亡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九。

为了解新冠危机对德国的冲击和极右翼势力兴起的相关情况，《人民快讯》（Peoples Dispatch。以下简称PD）的记者穆罕默德·夏贝尔（Muhammed Shabeer）采访了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Youth，SDAJ。译注：[1]德国的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国际委员会的卢卡·谢菲（Luca Schäfer。以下简称LS）。

PD：当前仍在肆虐的新冠疫情对德国，尤其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是怎样的？你们如何评价政府对此次危机的回应以及正在进行的疫苗接种行动？

LS：首先，必须指出，新冠病毒引起的全球大流行恰逢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危机的信号在全球范围内早就初现端倪，尤其是在2019年最后一季度的德国。最初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时候，它对经济和统治阶级的应对措施起到了催化的作用。鉴于经济处于停滞的状态，德国资本的代表与“社会伙伴关系适应性工会”（social-partnership-attunedtrade union）[2]的领导人一道，立即呼吁政府给予垄断企业和银行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而这些钱，来自于德国工人阶级缴纳的税款。本次疫情的影响之一，是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当数十亿欧元被用于“拯救”大企业（德国政府对汉莎航空的援助计划[3]）时，德国国内的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以及大部分德国工业无产者却因紧缩和削减而遭受打击。短时工作津贴[4]制度、裁员，以及地区性的封锁（这影响了地方的餐饮业和闲时小生意）使数百万被剥夺的人民陷入贫困——目前还不能充分评估疫情和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

（译注：[2]一种调节劳资关系的工会组织，工会内部有德国政府、工人、资本三方的代表。）

[3]2020年5月德国汉莎航空宣布，已获得政府批准，从一个政府支持的基金，取得90亿欧元（760.44亿港元）的一篮子“稳定方案”援助金，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业务带来的冲击。[财华社]

[4]短时工作津贴，即政府由于企业缩短工时而为工人提供的补助。然而，即使有短时工作补贴，在2020年4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个德国家庭的平均损失仍达到年收入的25%，为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在文化领域和酒店业领域，平均收入损失更是高达30%。[央视]）

德国经济支配者的政治官员们对新冠大流行作出反应的特点，是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保护少部分垄断资产阶级。同时，教育和卫生系统却严重缺乏资金，学生在寒冷的房间中打颤，工人阶级因为私人休闲行业的严格封锁而备受打击，但大型的生产和雇佣劳动却仍在正常进行。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内外的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开始得很晚且进行得很慢，德国政府为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tech）和辉瑞公司（Pfizer）两家私人企业提供了3000亿欧元的补助用于疫苗的研发，并在竞争中购买了数百万支疫苗。然而，正常的疫苗供应却依旧不能保障。德国政府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失败了，现有确诊病例超过2万，数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这就是一意孤行执行保护资本主义剥削秩序的政策的恶果。

PD：疫情对德国的年轻人和学生群体有什么影响？是什么促使你们在德国几个城市组织学生运动？

LS：疫情的冲击和德国政府漫无目的且随意的防疫政策，使学生的核心利益受损——大学关闭，学业只能通过远程教学艰难进行，私人生活的活动空间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学校只是在疫情之初（2020年4月至6月）关闭了一段时间，随后因为感染人数的增加，直到大约12月15日的圣诞节假期（译注：[5]圣诞节假期一般在两周左右。）之前，政府才再次关闭学校——原因很明显：家长们更倾向于外出工作赚钱，而无法在家中与子女一起解决学习问题。更糟糕的是，学校电子设备的不足和部分家庭的低收入状况，使得有偿的远程教育难以继续——而执行这项任务的压力和额外的工作量全转移到了教师的头上。体育、文化、夜生活以及临时工作机会全部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数百万年轻人既无法通过副业赚取额外收入，也无法充实地度过休息时间。

许多年轻人现在找不到实习工作。而那些有培训场所的学生，尽管面临着职业学校关闭的状况，却不得不继续面对培训内容的困难，对前路感到迷茫，而且缺少资金。另一方面，平时需要通过兼职来赚取生活费的学生群体也面临着生活费用不足的窘境，而国家在此方面的补助实在是太低了。

在慕尼黑、卡塞尔、柏林、法兰克福和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中，我们主要关心的事情，是表明年轻人不会轻易接受这些以损害年轻人利益为代价的危机应对措施。尤其是在德国右翼势力简单地要求废除所有防疫措施，并组织规模最大的反对政府行为的抗议活动之时，对政府不合理的政策表达出另一种进步的回应就更显得重要。

PD：为什么一系列反封锁抗议、“卫生示威”[6]和阴谋论在整个德国蔓延？这些抗议者是谁，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6]译注：右翼势力参与的一系列反对政府实行居家隔离和要求废止政府防疫措施的抗议集会）

LS：“卫生示威”的社会基础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他们受到了疫情和主要针对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限制所造成的社会衰退的威胁。但也有许多人只是对私人生活所受的持续限制感到不满。其标志是“横向思维”（Querdenken）运动，该运动由德国南部的小商人迈克尔·鲍尔韦格（Michael Ballweg）发起。“横向思维”组织了游行示威，并迅速蔓延到德国其他主要城市。它反对的是政客们为遏制病毒的必要传播而采取的“独裁”措施。运动的动机与参与者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其特点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保守的右翼分子和那些疫情带来的经济颓势所影响的人混杂在一起。但是，示威活动总是吸引法西斯势力，他们把示威群众作为煽动和集会的理想环境，有的甚至完全挟持了游行队伍。我们从一开始就强烈批评了这些示威活动，没有参加任何此类示威活动——尽管我们对政治和国家提出了各种合理的批评——作为以科学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严格反对把新冠疫情爆发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简单化，与法西斯势力联合示威是不可能的。

然而，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参加这些集会的人的世界观都是右翼的。我们分析认为，此类示威活动是一个受统治集团欢迎的宣泄口，被用于抵消左翼对这些措施的适当批评。这些运动认为这些措施是一种“阴谋论”，并将其引导到符合现行制度的渠道上去。这样看来，联邦政府面对疯狂的“横向思维”阴谋论所采取的行动，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就变得合理得多。因此，右翼的群众动员也为德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借口，使它能够将自己前后矛盾的措施归咎于这些抗议。尽管拥有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和法西斯骨干的参与，但反封锁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造不成什么威胁。因此，我们认为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左翼的反击运动，明确地孤立法西斯分子，唤醒危机中的受害者，将他们团结到阶级斗争中去。到2020年底，关于新冠病毒的示威活动已经明显地平息了下来——随着对病毒的胜利，它们将完全消失。

PD：你们怎么看待德国日益增长的极右翼、种族主义、反伊斯兰的暴力和仇恨犯罪？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和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针对极右翼攻击有什么对策？

LS：首先，右翼的暴力行为和法西斯恐怖主义一直都存在于西德国家，甚至能追溯到这个国家（译注：[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初。去纳粹化或者说拒绝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民主转向，从来就没有在联邦德国发生过——这是为了同苏联社会主义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制度性竞争。为了对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民主组织实行恐怖，西德统治阶级容许并保留了法西斯余孽，把他们当作达成这一目的和进行分裂的工具。198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爆炸案（Oktorberfest）[8]、索林根纵火案（Solingen）[9]，以及90年代初的罗斯托克利希滕哈根（Rostock-Lichtenhagen）[10]爆发的类似大屠杀的暴力事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证。目前的规模丝毫也没有削弱——哈瑙、哈勒的袭击或切姆尼茨的骚乱都是全面右转的表现。在过去的几年里，研究人员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已经在警察、行政部门和军队中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法西斯结构网络——但用于打击法西斯的要德国秘密机关本身也通过资金和指示来参与法西斯活动。

（译注：[8]由新纳粹分子实施，造成243人伤亡。

[9]1993年5月29日，极右翼势力和种族主义者针对土耳其人的房子进行纵火，造成2名妇女和3名女孩死亡，14人受伤。

[10]1992年8月针对外国人的极右翼和新纳粹主导的暴力事件。）

然而，对我们来说，法西斯恐怖网络和右翼的群众动员明显不是我们目前经历的向右转变的主要方面。所谓“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政党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取消公民权利（例如，通过监视法和扩大警察和秘密机关的权力）和破坏议会的共同决定。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在反法西斯工作中遵守两项核心原则：一方面，应当明确，我们力图防止任何法西斯示威或暴力的爆发；然而另一方面，仅仅阻止右翼示威或抗议法西斯运动是不够的。要削弱法西斯分子的基础，我们需要建设强大的工人运动，保卫我们自己的权利免受侵害——无论起源、宗教或性取向如何。那些与移民工友一起为反对裁员或争取改善工作环境而罢工的人，有更大希望认识到我们社会中的致命分裂在哪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而不是德国人和移民之间，或者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

PD：在今天的德国青年中，左翼的影响力有多大？青年对极右翼的支持是否有所增加？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LS：在德国土地上第一次、划时代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statist socialism。译注：[11]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失败30年后，政治上的左翼一直遭受打击。如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30年来对社会主义成就的诋毁、胡萝卜加大棒的宣传和谎言，深深渗透到整个阶级的意识中。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有时成功地扼杀了阶级意识的萌芽。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特别是共产主义力量在青年中的影响有时是有限的。虽然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巩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并通过有针对性地解决同志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来扩大组织的规模——但我们还没有能力和规模去进行独立且广泛的斗争。

然而，我们认为，德国青年没有围绕我们的政治对手组织起来的倾向。相反，许多年轻人自发地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发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在德国青年中也很常见，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拒绝竞争逻辑，并看透了资本主义如何破坏我们的环境。包括另类选择党（AfD）在内的法西斯团体也接触到了年轻人，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成为吸引那些政治倾向不明确的年轻人的磁石。

PD：请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最近在争取气候正义[12]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了怎样的最新行动？

（译注：[12]气候正义将人权和发展联系起来，以实现以人为本的方针，保障最弱势人群的权利，公平公正地分担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带来的负担和利益。）

LS：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认为反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科学证明的事实是，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像每个阶级社会中最顶尖的百分之一，是碳排放的主要制造者，跨国集团和垄断企业不顾自然和环境地进行生产，肆无忌惮地利用自然条件谋取利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为追求利润，破坏了人类生活的基础。为了反对这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行为，从瑞典开始，数十万学生在每周五举行罢课活动。

一直以来，我们的地方组织都在支持“为了未来的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FFF。译注：[13]也称“气候大罢课”，是青年学生争取环保政策的运动）。从内容上讲，我们总是着眼于反资本主义的影响方向。在这样做的时候，把“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这样的大运动和工人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学生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罢课，但他们缺乏推进他们诉求的力量。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种力量。因此，我们正在工会中努力，以确保与“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进行协调并相互支持，例如，将各种罢工活动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在“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内部努力确保它不会提出反劳动人民的要求（例如，在不以财产税作为补偿的情况下征收二氧化碳税）。尽管“为了未来的星期五”动员群众起来抗议的持续时间比我们最初预期的要长，但这场运动现在开始衰落，主要是因为这场运动缺少果断的行动。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向“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内已经政治化的年轻人提出政治建议，并与他们一起组织长期形式的抗争。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我们自己的”帝国主义上——正如卡尔·李卜克内西（译注：[14]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所言，德国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就是德帝国主义。德帝国主义在国内的任何削弱，都减少了它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进行剥削的可能性。我们要打击德帝国主义“安稳的国内环境”。例如，我们通过运动将军队和重整军备的成本与亟需的医疗和教育投资进行对比，要求裁军，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曝光德国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战争行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译注：[15]主要由各国共青团和反帝青年组织组成的国际组织）内的反帝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了联系。在分析当前世界形势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德国的帝国主义，还要看到美国这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清楚地表明，就像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一样，这场冲突中的主要好斗者来自北约，特别是美国和欧盟。我们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声援社会主义的古巴、查韦斯主义的委内瑞拉、伊朗人民和遭受以色列种族隔离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

PD：警察为什么对历年都举行过的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集会进行攻击？民众对警方反集会的粗暴行为有何反应？

LS：警方声称，阻止今年柏林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活动的原因是，一小群参与者携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FDJ）的旗帜，穿着该组织的制服。尽管该组织的服装和旗帜没有被法律禁止，而且示威领袖和左翼党议员也认为没有违反法律，但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柏林，警方却进行了暴力执法的行动。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位坐轮椅者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一位年轻同志。对我们来说，他们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利用新冠疫情下参与纪念活动人数较少，柏林警察对进步势力进行镇压并取得了成效。事实上，统治阶级为镇压这次示威活动做了充足的准备。

尽管警方进行了更多袭击和大规模拖延，他们还是没有得逞，示威活动仍得以重新组织和进行。对我们和德国的共产党来说，很明显，这次袭击不仅是针对“自由德国青年团”，而是针对整个示威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参与者的想法和所属组织各有不同，但团结一致地捍卫示威活动是完全正确的。非法使用警力必须承担法律后果。示威结束后，资产阶级媒体对警方的不法行为轻描淡写，并且公开为之辩护，《青年世界报》（Junge Welt）等日报的批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被审查和删除。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照片后来被用来公开诋毁示威活动：示威者尝试通过建立人墙来保护自己，媒体后来强调，这一人墙没有遵守卫生保护措施条例。我们从一开始就有遵守卫生条例的意识，但警察的暴力攻击使我们无法做到全程遵守条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传统上是强烈反共的，它隐瞒了这些事件的真相，将示威者妖魔化。然而，除了左翼团体之外，公众为保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反抗几乎是看不到的。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继续下去，好在有国际上的同志和全国的参与者与我们站在一起，镇压绝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 来源：《人民快讯》[印度]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3/04/the-pandemic-and-the-rise-of-the-right-in-germany/

• 翻译：Dasein Weber

校对：三角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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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学生和青年团体要求政府废除使一代学生背上沉重债务的现行学生贷款制度。他们要求政府提供基本补助金或类似形式的普遍资助。

2021年6月3日星期四，荷兰的众多学生团体共同见证了以“非我之过”（#NotMyFault）为主题的全国学生罢课。学生要求政府实行非债务性的基本奖学金制度，对因贷款制度而负债累累的几代学生提供补偿，并保持教育质量。在全国学生会（National Student Union，LSVb）和荷兰工会联合会青年联合组织（FNV-Young&United）等学生和青年团体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的学生举行罢课，并在遵守新冠病毒防控措施的情况下参加了海牙的玛利广场（Malieveld）上的示威。荷兰新共产党（New Communist Party of the Netherlands，NCPN。译注：成立于1992年）、荷兰共产主义青年运动（Communist Youth Movement，CJB。译注：荷兰新共产党的青年组织）、社会党红色青年（Red Youth of the Socialist Party）等进步团体也参加了动员活动，声援学生。

进行抗议的学生团体引起了几代学生的关注，他们在这场流行病造成的破坏和苦难中背负着贷款的沉重负担。抗议者要求为每个在荷兰学习的人提供基本助学金或类似形式的普遍基本补助。学生团体还发起了一项呼吁废除现行贷款制度的请愿书。截至6月5日，约有41337人表态支持这一请愿。

2015年之前，荷兰实行的是学生基本助学金制度，为离家在外的学生提供每月260欧元（316.33美元）的助学金。之后，基本助学金制度被官方学生贷款制度所取代，该制度允许学生最多贷款1016欧元（1236.12美元）。这笔款项需在15至35年内偿还（根据贷款条件不同）。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可以选择申请额外的补助金。

独立研究机构ResearchNed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关于学生贷款制度的研究报告显示，虽然借款不是学习的障碍，但荷兰大多数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的平均债务约为25000欧元（30416美元）。此外，在他们日后申请按揭贷款时，学生时期的债务也会成为银行考虑的一个因素。

荷兰几乎所有主要政党，除人民自由民主党（People’s Party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VVD，译注：荷兰的保守自由主义政党）外，都早已呼吁全面改革现行的助学贷款制度。

在周四的动员之后，荷兰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发表了一份声明，要求重新为学生提供基本的非债务性奖学金，对背负债务的学生进行补偿，并在教育方面增加投资。“我们荷兰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正在争取免费教育、免费的书籍和学习材料，以及学生赖以生存的基本收入。我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习才能真正免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代表。”该组织称。

• 来源：《人民快讯》[印度]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6/08/student-groups-in-netherlands-seek-abolition-of-student-loan-system/

• 翻译：surrender

校对：三角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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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军政府宣布暂停国内相当一部分教师的职务，向教师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他们在6月开始的新学期前回到学校。

12.59万名学校教师因参加公民不服从运动和反对在2月推翻民选政府的缅甸军事当局的行为而遭到停职。5月23日，路透社援引缅甸教师联合会（Myanmar Teachers Federation）一位工作人员的话说，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学年前遭到了停职。

目前缅甸全国有43万名注册教师。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他自己也被指控“煽动不满情绪”。

缅甸教师联合会同时表示，将近1.95万名高校教职工也遭到了停职。

继2月1日的军事政变，以及对相当数量的领导人、工会成员、政治活动家和政变反对者被逮捕后，缅甸联邦已经卷入了群众游行示威和持续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混乱之中，这给这个东南亚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为了生存，数以千计的民众逃亡到印度和泰国等邻国。缅甸本国的通讯和社交媒体受到持续不断的打压。政治犯援助协会（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表示，到目前为止，已有750名平民在群众抗争中丧生，超过2000名平民被逮捕，并因为反对政变而遭到罚款或者判刑。数十万平民参与了抵抗敏昂莱（Min Aung Hlaing）军事政权的行动。

报告显示，缅甸的教育系统仍是东南亚地区最贫困的教育系统之一。在2020年的一项全球调查中，它在93个国家中排名第92位。

• 来源：《人民快讯》[印度]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5/26/125900-teachers-dismissed-for-opposing-military-coup-in-myanmar/

• 翻译：杨子辰

校对：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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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了2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欧洲共产党倡议（The European Communist Initiative）高度重视教育这个大问题。它关系到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家长、教师以及全体人民。教育应该是一项权利，不应是一种只为少数人存在的特权商品。

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体制并不提供真正的教育，而且十分昂贵，这是已经被证实的。它反映并增强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它的基础。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体制的任务，是在意识形态上让未来的工人做好准备，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被剥削体制同化，这样他们才能适应于垄断者赚取利润的需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体制是用以维持阶级社会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利益的关键工具。

欧盟正在推动反动的改革，资产阶级政府加强了商业对各层次教育的渗透和干涉，政府支出正在被减少，教育的商业化盛行，而研究的内容和结果也被这些势力所控制。

在自然和社会方面反科学的、甚至是反启蒙的学说，例如破坏和隐瞒进化论以及再生产男女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企图，这些都支配着教育体制。碎片化的知识和“技能”，妨碍了批判思维和科学理解的发展。

不断积聚的经验，都强调着这样的事实：一个计划正在被实施，其目的是指定和转变工人阶级和大众阶层的孩子，使其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支持者。这项计划正通过预定的程序实施，并给宣扬资本及其相关组织“价值”的课程、项目和游学提供资金。

在每一个国家，工人阶级和大众阶层家庭以及他们的孩子，正在承受着资产阶级政府反人民政治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教师和基础设施缺乏的状况还在继续和加剧。

资本主义的教育体制有着深刻的等级特性，其目的是制造顺从的、不会挑战剥削体制的工人。反共产主义的“毒药”被用在了很多学校教材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受到歪曲和诽谤，工人-人民运动的斗争历史也受到了同样的遭遇。存在着一种狡猾的非历史企图，想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怪物等同起来。今年，我们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100周年，这次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废除了人对人的剥削。

文盲的彻底消除，对高层次、专门、公共、免费、为全民服务的教育的保障，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及失业的消灭，都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与教育基础设施、餐饮提供、学生住宿等有关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仍然是得不到解决的，这是社会主义要解决的问题。

“欧洲共产党倡议”强调要加强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中心和资本主义政府扶持的反动势力，反对教育的长期资金短缺，反对篡改历史，反对学校里反科学学说的抬头。

我们号召中学、大学和学院的同学、家长和老师们参与到工人-人民运动中来，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为与我们时代的要求相一致的儿童的真实教育权力而加强斗争。只有这样，教育才能成为改善人类生活的方式，而不是维持资本主义剥削和资产阶级盈利的工具。

2017年10月9日

• 来源：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

• 翻译：K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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