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放弃了被称为“检测、追踪、治疗”的疫情应对策略。这一改变的前提是：奥密克戎使得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变成了一种更像流感的疾病。卫生官员称，奥密克戎的出现要求改变之前应对疫情的策略，转而采取“适应病毒特征的变化”的新策略。

到目前为之，随着奥密克戎的韩国之旅，这种关于“更温和病毒”的吹捧式承诺正在日益破产。当前的疫情形势发生了严峻的转变，新的变种导致的死亡和住院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

“奥密克戎将让我们自由”

1月24日，在每周分析病例的变异比例超过50%两天后，奥密克戎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根据该计划，韩国取消了控制疫情和管理患者的大部分措施。

接触者的追踪工作宣告结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隔离期被缩短至首次检测为阳性之后7天。最终，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要求也被取消。核酸检测等资源的获取受到限制，主要是60岁以上的人群才能获得。

奥密克戎时代早期的这一政策转变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更温和病毒导致的感染激增，能够帮助韩国抵达流行的阶段。

韩国保健福祉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发言人孙映莱（Son Young-rae）在1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与德尔塔不同。”

“随着感染数量继续增长，基于住院率和死亡率数据，疫情爆发看起来在我们医疗体系的承载范围内。一旦我们越过奥密克戎感染浪潮的顶峰，我们就能更加接近正常生活。”（3月23日）

他说：“虽然病例可能会暂时增加，但我相信我们的应对系统能够将整体损失降至最低。”他敦促人们“相信公共卫生主管部门提供的科学，不要对感染数量感到恐慌。”

他说，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只有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德尔塔变种的五分之一，被认为危害更小。后来这一数据被修正为三分之一。

在60岁以下人群中，奥密克戎的致死率“接近于零”。他说，总之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已被证明与季节性流感类似，尽管对未接种疫苗群体和老年群体来说，这又是另一回事。

他说，奥密克戎对一些人来说仍然危险，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温和的，像流感一样，因此有必要“精准地保护高危人群”。

这一计划实施两个月后，韩国的新增感染率和致死率达到了全世界最高水平。3月23日，孙映莱告诉记者这是“不可避免的”，“它迟早要发生”。他说，不过这种激增一旦过去，韩国就有可能朝着正常生活的目标迈进。

1月20日，韩国总理新冠病毒事务顾问郑在宪（Jung Jae-hun）医生在Facebook上发文称，奥密克戎感染浪潮“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新冠疫情的最后一次激增，在此期间，我们的社会对疫情的反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月4日，他说：“在我们确认这波感染浪潮的峰值已经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寻求走出疫情的策略。”

“我们已经接近这两年多旅途的最后一章。”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度过这场接近最后一次的危机。”

《大巴灵顿宣言》式的奥密克戎流行

韩国保健福祉部发言人3月2日称，实行奥密克戎计划的理由是，德尔塔时期严格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不再可行，且不再具有成本效益”。而且由于奥密克戎更温和，这样做对人们的威胁很小。

类似地，韩国疾病管理厅（Korea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gency）厅长郑银敬（Jeong Eun-kyeong）也在3月21日表示：“由于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社区中已经有大量接触，仅靠保持社交距离来控制疫情，效果十分有限。”

但首尔国立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公共卫生教授吴周焕（Oh Ju-hwan）表示，对社交距离的关注掩盖了卫生官员的失职，他们不应只是要求人们呆在家里，重复疫情早期的严格隔离。

他说，卫生官员把保持社交距离作为疫情控制措施的“总称”，向人们兜售不再需要牺牲自由来控制病毒的观点。“那种认为保持社交距离是唯一方法的说法是误导性的，它被用作当局少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的借口。”

他说，随着奥密克戎的扩散，首先放弃的就是造成最大行政负担的措施，比如韩国引以为傲的广泛的接触者追踪和检测。卫生官员迅速取消了全民免费检测政策和接触者追踪，但仍对公众保留了社交距离限制，尽管有所放松。对个人聚会规模的限制和商店的夜间宵禁仍然有效，但预计很快就会取消。

谷歌的流动趋势显示，自1月末奥密克戎成为主要病毒后，人员流动呈下降趋势。与2021年秋季德尔塔变种肆虐全国时相比，零售和娱乐设施的人流量大幅下降。

“当病例激增，医院人满为患时，人们会主动保持谨慎。” 吴教授说，“流动趋势数据表明，我们现在看到的激增实际上并不像一些官员和专家所说的那样，是由于缺乏社交距离。”

他说，尽管卫生官员喜欢强调保持社交距离的痛苦，以及这种痛苦是如何不再可持续的，但他们对于检测和追踪病例以及掌握疫情真实规模显然缺乏努力。

他说，积极追踪对“监测病毒变异也至关重要。因为让病毒在社区中横行，会给它更多进化的机会”。

吴教授说：“儿童自然感染、成人混合感染、只保护脆弱群体的奥密克戎应对策略，与疫情第一年的《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2]相似。该宣言主张重点保护高危人群，同时让那些不被视为高危人群的人过上接近正常的生活。

吴教授说，与该宣言起草时不同，现在有了疫苗和治疗方法；但是仍然没有证据表明，通过奥密克戎感染获得的自然免疫力能够为下一次变种暴发提供可靠的保护。

“如果自然免疫力确实优越，那么感染轻微疾病将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说，“目前，疫苗接种和自然感染相结合的‘超级免疫’充其量只是一个假设。”

事实上，指向相反方向的数据正在出现。3月17日发表在《细胞》（Cell）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称，奥密克戎突破感染的“免疫原性低于德尔塔，因此对再次感染或未来变种感染的保护能力较弱”。3月23日发布的一项预印本研究称，新冠病毒的再次感染“经常发生，并且可能达到很大的人口规模。”该报告称，再次感染的绝对负担“对卫生系统来说可能会变得巨大”。

吴教授说：“韩国正在以创纪录的死亡和住院为代价来推进奥密克戎计划。这一计划的假设是，到疫情结束时，社区将建立起保护性免疫，使我们能够恢复正常。”

“但是如果我们错了——很可能我们就是错了——那么，这么多人就会白白死去，甚至都不是附带伤害。”

韩国在奥密克戎感染浪潮中的死亡数量比以往都多

奥密克戎对死亡趋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奥密克戎的主导下，韩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从1月28日的6712人增加到3月22日的13432人，历时54天增加了一倍。

3月23日，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达到469人的单日最高水平，按七天滚动平均值计算，每天每100万人中约有6人死亡，高于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在各自奥密克戎感染高峰时的死亡人数。英国的奥密克戎感染浪潮的高峰在1月18日，当日每100万人中有4人死亡；澳大利亚的奥密克戎感染浪潮的高峰在1月29日，当日每100万人中有3人死亡。韩国的死亡人数如此之高，而奥密克戎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还未到来。

韩国疾病管理厅前官员李钟求（Lee Jong-koo）医生说，虽然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令人震惊，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实际死亡人数只会越来越多。

李钟求曾在2009年H1N1流感疫情期间担任国家卫生保健机构负责人。他说，韩国“本质上是在追求一种自然免疫的战略”，而这种战略“没有任何科学和证据的依据”。他说：“没有人明确承认这一点，但这似乎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这正在产生适得其反的可怕后果。”

在过去一周内，韩国每天都有350多人死亡。3月登记的死亡人数为8172，约占疫情开始以来累计死亡人数16320的一半。[3]

李钟求说：“从来没有哪一天因为传染病死过这么多人。”

他说，随着奥密克戎感染浪潮压垮医院，那些正常情况下本可以活下来的人，将会因为没能或迟迟没能获得护理而死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超额’死亡”。

韩国统计局（Statistics Korea）在3月14日的报告中说，去年9月以来，每月死亡率“持续超过”之前三年同期记录的死亡率。

超额死亡人数的增加在老年人中间尤其明显。在去年12月重新开放后的病床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与2018至2020年同期的三年平均死亡人数相比，65至84岁人群的超额死亡率上升了18%，84岁以上人群的超额死亡率上升了21%。

韩国疾病管理厅（原韩国疾控中心）报道称，奥密克戎导致死亡的95%发生在60岁以上人群。

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传染病学教授金宇珠（Kim Woo-joo）表示，奥密克戎造成的老年人死亡，可能会导致韩国的平均年龄在今年夏季下降。“这就像经历了一场谋杀老人的噩梦。”他说。

金教授说，尽管奥密克戎病毒的致病性有所下降，但它能够同时传播并让很多人患病的能力抵消了这种下降。

“奥密克戎的毒性相比德尔塔有所下降，政策制定时却没有考虑到奥密克戎带来破坏的绝对值。”他说，“但是要明白一点。即便奥密克戎的死亡率低至十分之一，但如果感染的人数增加了十倍，那么最终造成的损害将抵消其低致病性带来的任何好处。”

根据韩国统计局的数据，在过去十年中，冬季流感最严重的时候，每年约有720人死亡。金教授曾在1991年至2001年期间负责领导国家流感中心（national influenza centers），他说，每年死于冬季流感的数字可能接近于2000至3000人。然而，仅在3月8日至21日的两周内，就有3661人死于奥密克戎。

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全国各地的火葬场和殡仪馆都在竭力跟上这种速度。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数据，在3月的前两周，每天有1100具遗体火化，比2018年至2020年的同期平均数字（719）高391。由于等待火化的死者人数空前增加，保健福祉部于3月16日下令让公营火葬场延长营业时间。

高丽大学的金教授说：“每天有300到400人死亡，而停尸房没有地方存放遗体。在我看来，没有理由为这种状况辩护。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这种病毒的最后一次。”

首尔附近的新冠病毒国家定点医院嘉泉大学医疗中心（Gacho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首席传染病专家严仲植（Eom Joong-sik）表示，医院最近订购了更多的停尸间冰柜。他说：“奥密克戎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疫情中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在与流感的比较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致病率、死亡率是缩小后的结果，因为我们采取了全民接种疫苗、保持距离等措施。我们对流感是不采取这些措施的。”

就像海滩上的波浪

国际疫苗研究所（International Vaccine Institute）总干事杰罗姆·金（Jerome Kim）发出了警告，反对认为奥密克戎感染浪潮是最后一关的想法。

他说：“卫生官员应该意识到很难扭转局面。他们不应该提高期望。”

“我们必须从运动而非静止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像对待流感那样，每年一次。它更像是海滩上的波浪，一波接着一波。下一波会更具传染性，更严重吗？可能。或者同样严重？也可能。它不同于流感。”

他说，从早些时候受到奥密克戎病毒袭击的国家来看，有证据表明“在两个月内再次感染是可能的，或者并不罕见”，这也不同于流感。

“奥密克戎及其变种BA.2、重组体以及更多变体，能够感染之前感染过的人，并将足够多的人送进医院，填满1100个重症监护病房（ICU），这也不同于流感。奥密克戎感染浪潮之后，病毒仍在欧洲流行，这也不像流感。一个新兴的亚变种正在取代原来的奥密克戎，这也不像流感。”

他说，即便在奥密克戎浪潮退去之后，韩国仍然有足够多的易感人群，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受到另一波浪潮的伤害，这是因为免疫力迅速下降，而且病毒很容易再次感染。

他说：“如果25%的韩国人最终被感染，仍然会有75%的人可能被新出现的或三四个月后新传入的与奥密克戎类似的新变种或亚变种感染。”

“虽然自然感染和接种疫苗可能会防止死亡之类的最坏结果，但却可能无法阻止相当数量的感染，重症监护病房可能再次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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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1日，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在众院代表质询中对菅义伟政府抗疫政策的不足提出批评，并要求菅义伟政府停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集中力量控制新冠疫情。

作为解释，志位委员长援引世界卫生组织主要科学家的发言，即便一部分国家已经开始接种疫苗，但“2021年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群体免疫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还补充说，即便部分国家已经开始接种疫苗，但“还不足以保护所有人。”

志位委员长还指出，不同国家的疫情呈现出多样性，使得各国运动员所处的训练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他说：“从‘运动员至上’的立场出发，我认为目前没有举办奥运会的条件。”

此外，志位委员长提出，奥运会期间应保证5000余医务人员来处理中暑问题。他认为如果奥运会要照计划举办，组织者需要增加参与抗疫的医务工作者。他补充说，以现在的情况，“在半年内，将大量医疗从业人员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调离并投入到奥运会中，是不现实的。”

志位委员长说：“我想问总理（译注：即日本首相，全称为“内阁总理大臣”），作为东道国政府，与其如期举办奥运会，我们不应该就此中止，并从零开始重新考虑举办奥运会的利弊，与东京都政府、组织委员会和国际奥委会展开讨论吗？请总理回答。”

除了要求取消奥运会，志位委员长还敦促政府采用日本共产党的建议以抗击新冠疫情。日本共产党建议政府实施积极的检测方式，以检测和保护无症状感染者；大力加强对医院、医务人员和社区公共医疗中心的支持；采取若干措施，维持疫情期间的就业和商业活动，同时对因新冠疫情相关限制而造成的收入损失给予适当补偿。

最后，志位委员长对政府及执政党在抗疫措施中引入刑事法规的举措表示反对。他说，努力获得公众的同意和理解、充分的帮助和社会团结，对于对抗疫情才是至关重要。

• 来源：《日本新闻周刊》

https://www.japan-press.co.jp/modules/news/index.php?id=13398

• 翻译：Renown

校对：Flank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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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民党声明（节选）

伊朗政权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轻率而有害

（2021年1月9日）

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

伊朗反人民政权最高宗教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2021年1月8日（星期五）宣布：“禁止进口英美生产的（新冠）疫苗（至伊朗）。”在同一段发言中，哈梅内伊指出了新冠疫情在美国造成的死亡案例，并补充道：“如果他们的辉瑞工厂可以生产疫苗，那么他们应该首先自己使用……也许他们想在其他国家测试疫苗！”这暴露了他对现有疫苗知识的完全不了解，以及他对疫苗背后的隐藏意图的荒诞臆测。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瑞安（Michael Ryan）博士对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表示，“世卫组织已一再强调不要将新冠病毒政治化，现在请我们也不要将这种疫苗政治化！”

世卫组织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司凯瑟琳·奥布赖恩（Katherine O’Brien）博士也对哈梅内伊的言论做出了回应。她说：“世卫组织，特别是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相关的机构，在其疫苗供应篮中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是为了根据各国的具体需求和条件，特别是在低温下的疫苗运输和存储设施能力，提供可用的选择……现存的疫苗是由多个国家的制药厂生产的。（根据各国的选择，）这将一定程度上使疫苗更加容易得到。”

对于哈梅内伊不负责任的谎言，应当指出的是，由辉瑞生物科技（Pfizer-BioNTech）、牛津大学阿斯利康（AstraZeneca-University of Oxford）和近来的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Moderna（Moderna-NIAID）生产的疫苗均已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

当世界陷入新冠疫情的第三轮爆发时，对于这种致命疾病的疫苗，伊朗神权政府的最高领袖发出的言论无异于拿数百万伊朗公民的生命进行危险的游戏——而这种疾病迄今已感染超过一百万伊朗人，导致数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住院病人遍布全国。

哈梅内伊与伊朗政权的其他领导人，就像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其他反人民政客一样，不仅从一开始就否认这种致命疫情的严重性，更是在伊朗造成了一场漠视本国公民健康和福祉的重大人道主义灾难。

阿里·哈梅内伊宣称去年3月的冠状病毒爆发是“一场不那么大的麻烦”，随后补充：“据说，通过研究伊朗人的基因（伊朗人民的基因组），（病毒的）一部分被调整制造以针对伊朗。”

伊朗人民党谴责阿里·哈梅内伊及其他领导人轻率的、反人民的言论，以及他们关于一款似乎由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研发的“伊朗疫苗”的谎言和欺诈，以及该政权的附属机构在黑市上销售该疫苗的行为。伊朗人民党认为，要进行公开的抗议，迫使现政权撤回这一破坏性的政策。

向所有人免费提供疫苗，是紧迫而绝对必要的。

伊朗人民党再次呼吁所有热爱自由、反对独裁的力量共同努力，帮助我国受苦的人民改善生活。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斗争与捍卫公共卫生作为全民族的目标！

伊朗人民党

2021年1月9日

• 来源：伊朗人民党网站

https://www.tudehpartyiran.org/en/2021/01/13/excerpts-from-the-statement-of-the-tudeh-party-of-iran-the-iranian-regimes-imprudent-and-harmful-policies-in-response-to-the-covid-19-pandemic/

• 翻译：正方

校对：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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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状况——应对疫情的必要措施

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热罗尼莫·德索萨（Jerónimo de Sousa）的声明

（2021年2月2日，里斯本）

新冠疫情爆发一年以来，尽管葡萄牙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

随着新冠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国内的公共卫生条件显著恶化，住院人数持续增加，重症监护室缺口越来越大，国家卫生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面临着巨大压力。

而当这些非常广泛且迫切的压力影响到人口组成中最脆弱的阶层，即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残疾人时，当这些压力导致失业率显著上升，且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中小微企业纷纷倒闭时，当这些压力引发的贫困和社会冲突现象加剧时，新冠疫情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演变就更加令人担忧。

在2020年底，已经饱受低迷经济影响的数以万计的工人和中小企业主们，在这次疫情带来的新的限制和封锁中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困局。

如此规模的疫情需要合适的对策和调动足够的社会资源。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共投资，对更多的家庭提供支持，需要不断地刺激经济活动和创造就业机会。而就国家预算而言，今年的预算相比2020年还低了24亿欧元，这是不可接受的。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加强疫情期间的限制并不是解决办法。鉴于本国的现实情况，确实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保护公众健康和生命。但不能让这些措施成为践踏工人权利和相应保障的武器，不能以这样的措施来关闭国民经济所需的公司，解雇成千上万的工人。

现实国情和未来的发展前景，需要相应措施作为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和体育活动的保障，以预防疫情、保护公众健康。

目前，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与这一流行病作斗争，特别要加强国家卫生服务方面的措施。这些措施必须有能力应对三种紧急情况：雇用更多的专业人员；在2月中旬之前增加200张床位，以确保住院病房的容量和重症监护病房的应对能力；调动公共领域的所有现有资源，包括武装部队现有的建筑和设备。此外，通过招募500名紧缺的专业人员来强化公共卫生体系。这些是打破感染链的决定性因素。

其中，在雇用专业人员方面应采取三方面的措施：第一，通过保证工作安全、提升工资以及许诺安排公平和有吸引力的职业生涯来鼓励海外2万多名葡萄牙医生和护士中的一些人返回葡萄牙。

第二，在确认外国医生的专业资质后，聘请他们。

第三，正如葡萄牙共产党长期提议的，为返聘那些退休后可以暂时回到国民医疗服务（NHS）机构工作的卫生专业人员创造条件。

在社会支持方面，国家预算中批准和规定的措施必须付诸实施，特别是针对那些已经受到流行病和过往政策影响严重的部门的措施，如旅游业、餐馆、旅馆和文化。

下岗职工必须得到100%的支持，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也必须得到支持。

考虑到学校的关闭和远程教育，也必须支持那些必须在家帮助子女的父母，保证他们100%的工资，而不是政府现在决定的66.6%。这一政策需要涵盖16岁以下的儿童，而不是目前规定的12岁。当夫妻中的一方在远程工作时，这一点也同样应当适用于他们中的另一方。

关于养老院的情况，正如葡萄牙共产党在3月初在共和国议会上警告的那样，要求在卫生和社会反应方面采取特殊和紧急措施，保证养老院的运作条件，确保老年人的福祉和健康。

在上述情况下，要执行2021年国家预算中规定的相应措施。对于确保健康防护、提供关于防护的教育、确保绝对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支持手段来说，这些措施是必须的。

政府保有所有可动用的法律手段，并为确保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必要的动员和指挥手段，包括在需要时始终将私营部门置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指导下。

在这一方面，疫苗接种成为防治病毒和保护生命的重要手段。公民获得疫苗接种必须被视为一个基本目标，这一目标不应受制于配给政策和企图垄断这一业务的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尤其是美国制药公司）的利益。

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让葡萄牙紧密依靠于欧洲联盟，正成为快速获得本国所需要（的疫苗）的条件因素。

必须明确界定获得疫苗接种的标准，坚决调查和打击滥用及非法使用。政府必须果断地承担在其他国家购买疫苗的主权决定，从而保证葡萄牙人能够最快地普及疫苗接种。

葡萄牙政府从欧盟已经批准的公司的范围外购买疫苗，屈从于这些公司的限制，是不合道理的。

葡萄牙不能接受这些大型制药公司自私地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民众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之上。

大约110亿欧元的公共资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医生、科学家、护士和病人的贡献，是成就新冠疫苗这项科学成就的关键。这些贡献让人们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研制出疫苗，而制药公司不能独占它，只考虑如何增加利润。疫苗应当被认为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全球公共资产。

对于目前所有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失去工作和工资、感到孤立或孤独的葡萄牙人，我们还要留下一句充满希望和信心的话：葡萄牙共产党对新冠疫情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给成千上万的人和家庭造成巨大伤害感同身受，我们将继续进行干预，督促通过更加坚定的社会解决措施来克服我们面对的问题。

图：葡共百年诞辰前后，葡共党员在各地街头悬挂党旗

• 来源：葡萄牙共产党网站

https://www.pcp.pt/en/health-situation-necessary-response-epidemic

• 翻译：小楼

校对：S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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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5日）

新冠病毒新增感染数量令人震惊，魁北克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Quebec。译注：即加拿大共产党魁北克省组织）对此表示关切。过去几天，每天新增2500例感染病例，我们的医疗系统确实有负担过重的危险，甚至到了作出不人道选择的地步。尤其是，所有专家都承认，感染人数只要稍有增加，就有人要延迟入院，我们不难想象最坏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公共卫生当局再次实施封锁。

然而，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出现如此之多的新增病例。数十年来，在公共卫生系统商品化的推动下，（当局）故意不给予充足资金并有意推动公共卫生系统的私有化，这才是导致当前情况的原因。

再次实施封锁等于是当局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公然证明了公共卫生系统的崩溃。医疗预算削减最严重的地方，疫情蔓延得最快，在这一点上，魁北克，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这绝不是巧合。去年春天，意大利成为疫情的“震中”。意大利公共卫生系统十年来资金不足和私有化导致赤字达到了370亿欧元，病床减少了15万张。英国，目前已是第三次封闭边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采取连续的紧缩措施，医疗系统亏空超过100亿英镑，病床减少了16万张。

魁北克“不甘落后”。在魁北克，对公共医疗的注资减少了20亿美元，劳动力减少了10%，仅蒙特利尔地区，就有7家医院关闭，公共医疗系统的财政收支达到了零赤字。无论是公私医疗系统合营（P3）①，还是公私医疗系统的竞争，医疗系统都遭受着冲击。乔伊里裁决（Chaouilli decision）、查理斯特“转移门诊”（virage ambulatoire）②、巴雷特改革（Barrette reform）③都是公共医疗系统遭受冲击的案例。在零赤字和冲击之间，我们不惊讶却失望地看到，我们的医疗卫生系统无法应对我们正在经历的疫情。

（译注：①P3，指的是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即公私合作合伙关系，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一种合作经营关系，它建立在双方各自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资源分配、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最好地满足事先清晰界定的公共需求。）

②“门诊转移”（法文：virage ambulatoire）指的是卫生机构必须将目标放在床位数减少的组织上，以便集中精力采用高技术水平的技术平台。这意味着医院支持服务将减少，甚至被认为可以外包托管。）

③“巴雷特改革”（Barrette reform）中的巴雷特（Gaétan Barrette）是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卫生和服务部部长，该改革旨在通过与医药集团进行谈判，降低医疗卫生系统的运营成本。）

不管是魁北克还是加拿大的其他地方都不能假装对此感到惊讶，因为早在2006年，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就写出了一份600页的报告，提出了很多可能爆发流行病的情况，这和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不幸的是，不管是省卫生局还是加拿大公共卫生局都没有把钱放在他们所说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恶果了。

毫无疑问，魁北克原本可以避免第二次隔离——如果医疗系统已经做好了面对疫情的准备（这并不是幻想：古巴、中国和越南等国家已经成功控制了新冠肺炎），如果去年6月解除隔离的决定是基于公共卫生利益而不是魁北克省长弗朗斯瓦索·勒格尔的公司或他的政治资本。这正是勒格尔试图隐瞒，且没有遭到在野党反对的事情。

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与“反口罩”者划清界限，并且谴责他们，他们支持的理论十分荒唐，他们以新冠疫情为借口，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相当于成为了全球阴谋集团的共谋者。但是，我们也批评媒体对疫情的描述：弗朗斯瓦索·勒格尔被描述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官员，对其措施的任何质疑都被等同于为了引起媒体关注而散布阴谋论。

这种情况让那些对第二次封锁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就结社权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利的保障提出质疑的人没有任何立足之地。这些权利受到宪法和《魁北克权利和自由宪章》的保护。即使是在疫情时期，政府也有责任保障这些权利。许多人面临失去住房，收入下降的风险；封锁期间家庭暴力案件也可能会增加。这种趋势会在封锁后继续下去，所以各协会、工会、政党和其他组织的作用极其重要。

去年3月，由于没有颁布隔离条例，所以有必要实施严格的封锁。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随后的10个月里，卫生当局一直未能制定出允许民主机构（执政者和反对者）在适当条件下开会的隔离条例。同样难以置信的是，自10月危机首次实行宵禁以来，宵禁措施一直未解除，这显然是在模仿法国，马克龙实施宵禁与其说是为了控制疫情，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所有抗议其反动政策的人示威。

要么是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在一年前低估了这一流行病的持续时间和规模，要么是他们不关心基本的民主权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应该受到谴责，特别是有很多例子表明，在疫情期间，集会、公开会议、政治和工会会议都在保障健康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了民主辩论。

面对新冠病毒，所有人并不在同一条船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生活和工作条件影响了接触病毒的风险。富裕阶层和统治阶级感染新冠病毒的概率只有10%，而对于那些不能在家工作、缺乏防护设备或居住在人口较密集地区的人来说，风险上升到了50%。

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租户协会、政党等的作用最为重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会和示威的权利最为重要，这尤其是因为，疫情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对魁北克经济生活加强控制的正当理由。

我们必须确保，实行封锁的同时不抛下任何人。我们必须努力确保，即使是关闭的企业也能继续支付工人的工资。我们必须动员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裁员，哪怕是临时性的裁员。在住房方面，我们知道许多人在这个前途不明和失业的时期很难支付他们的租金或抵押贷款，所以我们要求，封锁解除前，暂停支付租金和抵押贷款，并冻结利率。我们还要求停止所有的驱逐行动，不只是持续到解封，而是持续到冬季结束（5月）。

我们还要求暂停信用卡还款和银行手续费，并冻结利息。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即将实施的卫生措施。然而，需要确保的是，在第二次封锁期间没有人被丢下，为此，我们应当形成一个愿景，这个愿景的基础是公共服务的大规模再投资，以及捍卫基本民主权利，采取社会措施尽管勒格尔（译注：魁北克省长）表面和蔼温厚，但他没有给人们这些保证。我们不抱幻想：他的长期计划是确保资本家首先从危机中脱身。

不管疫情是否存在，我们都不能放松警惕。当我们被隔离的时候，统治阶级将尽一切可能筹划策略。管他封锁不封锁，我们都必须继续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组织起来，包括在网上和街头。

• 来源：《人民之声》[加拿大]

http://peoplesvoice.ca/2021/01/25/quebec-communists-lockdown-or-not-we-must-continue-to-organize/

• 翻译：小狼

校对：三角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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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7日星期四，共产主义青年阵线（Communist Youth Front，FGC。译注：共产党（意大利）的青年组织）在意大利多个城市组织示威，要求更安全的教室。意大利各地的学校本应在那天重新开放，但是政府将重新开放的时间推迟到了下个星期一。共产主义青年阵线在罗马、米兰、那不勒斯、都灵、佛罗伦萨、佩鲁贾、卡塔尼亚、帕多瓦、萨勒诺、塔兰托、科森扎、戈里齐亚和阿斯科利皮切诺等城市组织了抗议活动。抗议者表示，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来确保学校里的安全，或在网络课堂上尊重学生的权利。

共产主义青年阵线还呼吁全国学生在1月29日动员起来，要求政府保障校园安全，并声援工会和其他进步团体发起的全国总罢工，抗议新冠疫情期间工人阶级岌岌可危的处境。

共产主义青年阵线指出，“政府再次改变了主意，决定在（2021年）1月11日重新开放学校。学生们陷入了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政府对公共教育缺乏明确的认识，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做出了精确的政治选择。政府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Confindustria。译注：意大利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商会组织）和企业的需要”。

共产主义青年阵线表示，当权者一致希望将社会成本转嫁给工人，因此也影响了学生。“1月29日，我们将参加总罢工，将学生与工人的努力结合起来，将全国的学生都动员起来，”共产主义青年阵线补充说。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Communist Refoundation Party，PRC）也对政府在学校重新开学后对确保学生安全漠不关心表示严重关切。

尽管在第一轮针对新冠疫情的封锁后，意大利在（2020年）9月份重新开放学校，但由于病例数量再次激增，意大利被迫再次关闭学校。截至（2021年）1月9日，意大利已经确诊了大约2257866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78394例死亡。截至同一天，意大利已经为全国512824人接种了疫苗。

来自意大利青年共产主义者（Young Communists，GC。译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青年组织）的文森佐·科拉普里斯（Vincenzo Colaprice）告诉《人民快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确保每个人的健康权得到尊重，确保公众对疫苗接种运动的控制，约束私人利润，并确保与跨国公司签订的协议的透明度。”

• 来源：《人民快讯》[印度]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1/10/communist-youth-mobilize-across-italy-demanding-safety-in-schools/

• 翻译：小胡

校对：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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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马列主义党（MLPD）中央委员会声明

（2020年10月29日）

1、现任政府的危机应对措施已然失败。 德国已经有超过1万人死亡，重症患者的人数也显然呈现出再次上升的趋势。第二轮新冠疫情正在以创纪录水平失去控制。而与V型复苏的愿景相左，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正进一步加深。这场危机发源于新冠疫情尚未出现的2018年，那时垄断企业消灭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而这些应急措施的失败，根源在于资产阶级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举措和应对疫情的手段是互相矛盾，彼此拮抗的。如果你大难临头却还想着照顾垄断企业的利益，那么高效率地抗击疫情就无异于白日做梦。而对各种垄断企业协会们唯唯诺诺的现任当局恰恰正是试图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月2日，德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ies，BDI）向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在没有充分病毒防护措施的情况下重启社会，以保持“经济效率”——换言之，保持最大化的利润。这样要求放松防疫措施的举措极不谨慎，而且无疑使广大群众面临着第二轮疫情的风险。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当下所面对的！

2、德国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10月28日呼吁开展“全国性努力”。然而，总理和地方部长主席们（Minister-Presidents。译注：德国16个州中的13个州的州元首和政府首脑。其他三州各有称呼，但可以用部长主席统称这16位州元首。例如，16名官员的定期会议称为部长主席会议。）的实际决定却是另外一般模样：负责承担“全国性努力”代价的只有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他们的子女、青年人、无数家庭和难民、个体户、艺术和演出从业者和小微企业主们。 而国家的统治阶级——主要是垄断企业，则只负责享受“全国性努力”的成果。默克尔、泽霍费尔（德国内政部长）和舒尔茨（德国财长）的政府计划严格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利益。 而其原则就是垄断企业需要什么，防疫措施就要绕过什么。更具体地说，就是工业生产、贸易、公共运输、学校和托儿设施必须在没有充足防疫措施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然而这些正是最主要的公众聚集场所。垄断组织德国雇主协会总会（Confederation of German Employers’ Associations，BDA。译注：代表德国100多万家企业雇主利益的伞状组织，这些企业总共雇用了2000多万工人。）总裁卡姆佩特（Steffen Kampeter。译注：曾在德国议会任职超过25年，并担任联邦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议会国务秘书。2016年，他成为德国雇主协会总会的的首席执行官。）在10月28日公然宣布：“生产决不能停滞”。他说他支持限制私人聚会和其他不创造价值的活动。于是人民的自由行动和社会生活受到了严厉的限制。现在最多只能有两个家庭的十个人聚在一起。度假旅行、运动、泡吧和外出就餐——统统被严格禁止 。然而，只要有适当的卫生观念，与他人保持足够距离、戴口罩、通风，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要知道，政府甚至信任工厂这么做！政府的决定宽容地表示：希望工业和其他部门“尽可能全面地”“使安全工作成为可能”。它压根就不想给企业设定任何规则，企业只需要“树立卫生观念”就够了。然而，如果人的生命最为重要的话（看来德国政府显然不这么认为），更多更坚决的防疫措施恰恰最需要在工作场所实施。为了更有效地保护人民健康，必须反对将全部防疫限制和负担单方面转移给普罗大众的行为！

3、政府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不适合长久有效地抗击新冠病毒。默克尔宣称：“控制传染病的最重要手段是追踪接触者”。没错，这当然很重要——然而，控制疫情更重要的手段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坚决执行 卫生措施，包括检测、教育和说服工作。不像短期的拍脑门决策，这将有持久的好处。越来越多的报告指出，对护理人员、工厂工人和学童感染者的流行病学调查遭到了有意识地压制和阻挠，以掩盖病毒感染的真正源头，从而让违背客观规律的现行政策延续下去。

4、垄断集团正在对工人展开剥削攻势 。公然计划大规模裁员的戴姆勒集团却在近日披露了它22亿欧元的惊人利润。通过支付短期补偿金，垄断集团已将这场危机的负担转嫁给了整个社会。而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不得不在没有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工作，或者在短时间内只领取相当于正常工资的60%或67%的薪水。我们要求：只有在充分的卫生防疫措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允许复工！ 此外，疫情带来的负担不应当被不负责任地额外转嫁给工人，而应当由管理层来承担工作流程重组，减少生产周期次数；每小时休息五分钟来补偿额外负担。在隔离、包括孩子被隔离期间，应当全额支付工资！反对将新冠和经济危机的负担转嫁给工人阶级！为每一个实习机会和工作而战！争取每周30小时的全薪工资补偿，这将保护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让就业与未就业人口一同受益！

5、一场胜利：成功保卫了集会示威的权利！ 2020年3月，政府曾禁止了大部分示威。但工人阶级和群众运动打赢了这场仗，成功保卫了在遵守严格卫生标准前提下，人民集会示威的权利与自由，而德国马列主义党无疑在其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2020年的五一游行则标志着这一突破。这之后一直到现在，政府都还不敢出台任何取消人民示威权利的决定。这是十分重要的成功！然而，随着接触禁令的实施，企业工人等群体现在被禁止进行集会，哪怕这些集会完全遵循一切卫生保障条例。德国马列主义党将保持警惕，继续支持和发起示威、抗议、罢工的斗争，并做出必要的规劝和科普工作，保障这些活动在拥有所有必要保护措施的状态下进行。

6、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以新冠疫情为借口进一步右倾化，并推动国家机器的法西斯化 。当局大规模部署警力，希望在未来进行“全面”和“随机”的检查。大批联邦警察被派往市中心。而在明年预算中，政府额外支出了6.66亿欧元专用于装备暴力装置，其中绝大部分将用于武装联邦警察。出于让人民习惯德国联邦军队境内部署的目的，士兵被派遣到公共卫生部门。而在新冠危机之下，驱逐出境人数仍在增加，难民收容所则依然拥挤。针对以上现象，我们的态度是：

- 保卫健康，好；不民主的紧急措施，不好！

- 同社会军事化企图做斗争！

- 各部门和联邦政府不能拥有等同于紧急状态法的特殊权力！

- 捍卫和扩大民主权利和自由！

7、政府在青年政策上的决定是其抹不去的污点 。为了保护垄断企业的利润，我们的孩子像沙丁鱼罐头一般被迫坐在拥挤的公共汽车和教室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学校和儿童日托机构是非常重要的传染中心。我们要求：每天减半上课，减少线下课堂教学，并实行轮班制。为参与工作的实习教师和教育专业学生支付适当报酬。免费为教师、学生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定期进行快速检测。为学校和儿童日托机构配备空气净化器和可打开的窗户。我们需要安全的上学线路：大量增加校车和遵守核定载客数上限；增加班次，发展公共交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8、什么经验都没有吸取！卫生系统正处于危机之中。 重症监护床位（intensive care beds）不少，但护理人员不足。有消息称，在一些医院，无症状感染的员工也必须上班工作。这是严重的疏忽！在联邦和州政府做出的所有决定中，都没有提到扩大检测能力的事宜。

在集体谈判环节，大约15万人参与了德国服务行业工会（ver.di）发起的罢工。他们获得了更多收入和部分单一领域的改善，尤其是在卫生部门。联邦政府、市政部门和工会领导人没有扩大罢工规模，而是达成了一项可耻的妥协。要知道，只有战斗才能赢得胜利！放弃战斗等于认输投降！我们呼吁：

- 普及免费、定期的核酸检测！

- 为人民提供免费口罩！

- 给予适当的报酬，动员诸如医学生这样的额外劳动力参与抗疫！

- 在护理领域创造15万新增就业岗位！

- 主动参与到疫苗研究的合作中去，不要为了尽快上市而放宽必要的临床测试标准！

9、保护小自由职业者、艺术和表演从业人员，以及小微企业，而不是彻底封锁社会生活。

受危机影响最大的是小餐馆老板和文化产业工人。据估计，到今年年底，将有110万小企业员工失业；一场巨大的破产浪潮正在袭来。政府承诺提供100亿欧元的财政援助，可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这场危机应对计划的总规模为1.3万亿欧元，是这个数字的130倍！大部分的财政资金流向了大公司和银行！10月28日，德国餐饮与旅馆业协会（German Hotel and Restaurant Association，DEHOGA）首席执行官英格·哈特斯（Ingrid Hartges）批评说，餐馆经营者被迫做出“特殊的牺牲，以避免德国经济的全面停工。”餐饮行业为提供卫生防护所做的努力被忽视了。因此，我们要求：

- 为个体艺术家和表演者以及小微企业主提供充分和持续的援助！

- 支持满足防疫标准的餐饮业及会议、度假和娱乐相关行业！

10、谴责新冠怀疑论者对人类生命的蔑视！ 尽管有110万人死亡，新冠怀疑论者依然以一种严重误导和轻忽大意的方式谈论“被渲染的疫情”。他们唱着与极端反动的法西斯总统——美国的特朗普和巴西的博尔索纳罗一般无二的调子，摇身一变，伪装成了超民主（hyper-democratic）示威者。他们不过是那帮践踏人民健康的寡头们的傀儡。是的，我们抗议政府，但这声音理应来自左边！禁止一切法西斯组织！

11、引领潮流的德国马列主义党——不给反共分子任何机会！

德国马列主义党作为一个先进榜样证明了在满足防疫标准前提下，以负责任的形式进行示威、罢工、举行活动和会议的可能性。德国马列主义党很早就指出，按照现行处理方式，危机应对是必然会失败的。用引发问题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是必然不可能成功的。公众情感已经出现了积极的、进步的变化，数百万人正在以行动展现他们的无私、团结和纪律性。对于不接受这一变化的人群，系统性的教育和说服工作是有必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将能够超越对抗和商业利润的逻辑，采取有计划的行动。科学知识、保障人民健康的要求以及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将相互协调。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甚至连疫苗的研发都是建立在寻求最大利益的商业竞争之上的。唐纳德·特朗普现在甚至让共产主义为新冠疫情负责，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被他当成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以下口号也就显得愈发重要：不给反共主义机会！ 在资本主义处于危机的当下，是时候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替代计划的公开讨论了！

是时候给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注入新动力了！在德国马列主义党和“造反者”青年团（Youth League Rebell）的旗帜下组织起来！

• 来源：德国马列主义党网站

https://www.mlpd.de/english/2020/resolute-health-protection-instead-of-double-standards

• 翻译：食语虫

校对：Bache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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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8日）

不可避免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新冠疫情正在被围困的加沙地带肆虐。2020年8月24日，在指定的检疫区外发现了数例新冠肺炎病例后，加沙当局实施了全面的封锁。自那以后，（加沙地区）有超过1000人确诊并且有10人死亡。专家估计实际数字远高于此。

如今企业、清真寺、学校、咖啡馆，以及几乎所有其他设施都处于封锁状态。当地政府与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助机构近东工程处（UNRWA。译注：全称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与众多志愿者一同展开工作。尽管资源有限且仍在不断缩减，他们仍在全力保持加沙地区运转并限制疫情蔓延。

加沙的危机是多方面的。以色列的包围以及上次战争*的大规模破坏，使加沙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由于每天停电长达20小时，并且燃料供应不足，加沙地区起初几乎无法正常运转。

（*译注：以色列对加沙的上一次战争是2014年7月8日至31日的“护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共空袭逾650个目标，包括炸毁巴人武装人员通往以色列境内的秘密通道、哈马斯指挥中心和训练营地。行动造成134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600多人受伤，死伤者大多数为平民。）

新冠肺炎让本已严峻的局势雪上加霜。

通常来说，可以听到成年人——无论是官员、国际工作者、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百姓——的发言，而儿童的表态常常被忽视。近年来，加沙地带的儿童成为该地许多灾害的主要受害者。他们饱受战争的侵害，在面对营养不良和健康危机时脆弱不堪，他们的确正在遭受苦难。然而，他们的大声呼救却渺不可闻，或无人理会。

尽管条件有限，为了给加沙最无助的群体们提供发声的平台，我们走访了加沙地带的数个家庭，在征得同意后，让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反映当前的封锁，他们在围困中的生活以及看似永恒的战争。我们也邀请孩子们讨论自己的兴趣爱好，对未来的希望以及梦想。

这些是他们的心里话。

玛拉克 · 犹大（ 9 岁，居住在加沙城）：

我的名字是玛拉克·犹大（Malak Judah），我9岁了，住在加沙城里。我从3岁起就有了唱歌与背诗的爱好。我有很多自己唱歌和背诗的录像。我写出来的、背下来的诗都在讲巴勒斯坦、讲我们渴望回归故乡。

我从一开始（2018年3月）就加入了回归大游行*。我曾经和家人一起去主讲台那儿背诗、唱歌，讲台距离把加沙和我们在巴勒斯坦被占的城镇隔开的围墙只有700米（约2300英尺）。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都会对我们打实弹和催泪瓦斯。我吸过好几回催泪瓦斯，每次我都差点憋死。

（*译注：回归大游行指2018-2019年加沙边界抗议活动，是从2018年3月30日开始，每周五在加沙地带举行的一系列示威活动。）

除了巴勒斯坦，我也试过唱别的东西，可我唱不出来。因为自从出生到这个世上，我听到的，看到的一切都与占领政策和对我们的压迫有关……他们一直在断电，我们的水也不适合人喝——甚至连这样的水也不是总能有。每隔几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会对加沙发动新的侵犯。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诗总和我们经历的困难生活有关。

我做梦都想旅行和参加国际音乐节，但因为封锁政策和旅途的困难，我从没离开过加沙。现在情况甚至更严峻了，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扩散之后。我想念我的学校、老师和早间广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上课，这感觉就像我们正在经历另一场以色列对加沙发起的战争。

我的愿望是巴勒斯坦能够解放，这样我们就能回到家乡了。

拉赞 · 齐丹（ 9 岁，居住在汗尤尼斯）：

我叫拉赞·齐丹（Razan Zidan），今年9岁。我梦想着成为一名时尚设计师，这样我就可以给我的家人和所有巴勒斯坦的孩子设计漂亮的衣服穿了。等我长大了，我想送给他们礼物和好看的玩具，给他们带来发自内心的幸福。

我叫拉赞·齐丹，今年九岁。我梦想着成为一名时尚设计师，这样我就可以给我的家人和所有巴勒斯坦的孩子设计漂亮的衣服穿了。等我长大了，我想送给他们礼物和好看的玩具，给他们带来发自内心的幸福。

我害怕很多东西。我讨厌新冠病毒，因为它，我没法和朋友见面了。我想念和他们一起玩的时光，也想念我的学校。我也害怕战争，打仗非常非常吓人，我讨厌战机轰鸣和炮弹爆炸的声音。我也害怕看新闻。停电的时候，我很快就会睡着，所以我不是很怕黑。

但，我也热爱着许多事物。我热爱绘画和色彩，我热爱玫瑰和漂亮的衣服，也喜欢和家人们在一起。

我热爱着巴勒斯坦，这是我的祖国。然而以色列的占领很邪恶。我的父亲总说：“当没有以色列的占领时，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了。”这就是我想要的，为了使世界更美好。

我爷爷说过，我们曾经住在一个叫做巴希特（Bashsheet，阿拉伯语：بشيت）的美丽小镇，它坐落在海边，是我们的故乡。我问爷爷，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他说因为先知希特（Prophet Sheet）被葬在那里。爷爷还说这是个风景秀丽的小镇，以非常好吃的橘子闻名。我真想见识一下我的故乡有多么美丽，真希望能够和我的家人一起回到巴希特。

我希望有一天，我和所有朋友们的梦想能够成真——巴勒斯坦可以摆脱以色列的占领。

穆萨 · 阿布 · 贾扎尔（ 12 岁，居住在拉法）：

我的名字是穆萨·萨拉·阿布·贾扎尔（Musa Abu Jazar）。我12岁了，住在拉法城里。我是从故乡萨拉凡德·阿玛尔（Sarafand Al-Amar，阿拉伯语：صرفندالعمار，位于拉姆拉西北5公里）逃来的难民。我是天生的聋哑人，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报了手语班，这样她就能和我交流了。

我身边大多数的人不懂手语，没法和我交流，我因为这个吃了很多苦。在每个地方，我都呼吁大家来学手语，这样他们就能明白我的意思，就能理解所有聋哑人了。

尽管我有听力障碍，我一直在努力克服自己面临的所有困难。在学校里，我一直是尖子生，总能拿到最高分。我可以骑车上学，单程要好几公里呢。我的爱好是踢足球，骑自行车和摄影，我会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踢球。几个月前，我加入了一所足球学校来提高球技。然而新冠病毒让加沙和整个世界停摆，我也很难练球了。我不能再去上学，连骑车都不行了。

在加沙，我们有两个敌人：新冠病毒和以色列占领军。占领军不让我们享受任何基本权利和个人爱好，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连着好几个小时的停电了。我想成为一个著名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我也想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摄影师。我希望有一台好的相机，来记录下自己的斗争和所有加沙孩子的苦难，这样全世界就能知道，我们的权利已经被剥夺得一点不剩了。

• 来源：《人民世界》[美国]

https://peoplesworld.org/article/we-are-the-children-of-gaza-now-we-face-the-coronavirus/

• 翻译：承泽

校对：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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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共产党的声明：必须允许世界各国生产共享的新冠疫苗

（2020年12月28日）

新冠病毒疫苗应公开、免费地提供给所有人。应允许各国就地生产自己的疫苗，并立即开始其疫苗接种计划。

私有化医疗体系与公共需求之间的矛盾从未如此明显。

今年（2020年）11月，南非和印度在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下，向世贸组织提出了合理提议：应允许各国与新冠病毒疫苗的大型制药生产商进行经济且有效的合作，并允许这些国家生产出共享的疫苗品种，以对抗这种病毒的传播，挽救人们的生命。

这些合理的提议将导致相关的知识产权被开放，因此它们被欧盟、美国、英国的投票代表拒绝。

爱尔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reland）明确要求（制药公司）放弃新冠病毒疫苗的所有知识产权，以允许在各个国家共享生产该疫苗。首要任务是挽救生命并阻止病毒传播。任何利润或财产权利都不能超越这个任务。

近一年来，人类一直努力遏制和阻止病毒的传播。各国和欧盟赞助下的大制药公司却利用疫苗盈利并限制其出口，因此每个人都有所牺牲，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这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本质。

大公司的利润被优先重视，并先于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而受到保护，这其中包括被忽视的工人、农民和穷人，特别是南方国家、前殖民地的人民，这是（资本主义）持续掠夺和公然无视人民生命的又一个例子。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保护跨国公司的利润这一点上，美国、欧盟和英国之间没有分歧。他们对此完全一致。

所有进步势力都应要求爱尔兰政府支持来自南方国家的提议，以确保全世界人民都能迅速获得这种疫苗。

各个国家分配疫苗，应优先考虑一线工人，即使这减缓了疫苗在其他阶层大众中的普及。现在是爱尔兰实行平等、团结和进步外交政策的时候了。

• 来源：爱尔兰共产党网站

https://www.communistpartyofireland.ie/r-2020-12-28.html

• 翻译：红小飞

校对：三角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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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6日，土耳其共产党机关报《左翼报》（soL）就土耳其政府宣布的“新措施”、疫情的发展过程以及当前形势采访了土耳其共产党（TKP）总书记凯末尔·奥库扬（Kemal Okuyan）。

土耳其共产党建议将卫生系统完全国有化以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该病导致该国卫生状况陷入混乱。《左翼报》向土耳其共产党总书记凯末尔·奥库扬询问了土耳其政府目前针对新冠的措施，以及土耳其共产党如何解读这些措施。奥库扬表示，正义与发展党（AKP）针对新冠的措施旨在在不超过重症监护能力的前提下维护市场活力。

问：土耳其科学委员会（ Science Committee ）召开会议后，土耳其内阁也召开了会议，总统雷杰普 · 塔伊普 · 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宣布了近期针对新冠病毒的措施。这些措施意味着什么？

答：我们不能说这些措施是新的。正义与发展党试图继续表演。正义与发展党一直在担心两件事，他们也在坚持这两件事。第一，剥削制度应该继续。第二，在新冠疫苗研发出来之前，重症监护能力不应不堪重负。最近的措施针对的是这两点。比如，商场要保持开放。

问：这些措施不会奏效吗？

答：这只会减缓新感染病人数量的增长速度。对正义与发展党来说，唯一的标准就是重症监护病房的满员情况。正义与发展党只是在释放这方面的压力，以不影响资本家、大型企业的方式（来应对疫情）。这些措施只针对极少数地方和极少数活动。

问：措施覆盖了哪些地方？

答：病毒有了新的进展和数据。科学家们强调，防控目标应该是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医院、商场、餐厅和咖啡馆、学校、寺庙和葬礼。而正义与发展党却只关注实行防控措施时对资本主义制度影响最小的地方。餐馆和咖啡馆的数量虽多，但大部分都是小型的。大多数的私立学校也是小型的，它们是洗钱的副产品或场所。大多数学校被认为是一种负担，因为教育被认为是一种负担。因此，这些措施是针对它们的。

问：土耳其共产党要求重新开放学校，捍卫受教育的权利。然而数据显示，学校重新开学后，确诊病例有所增加。

答：土耳其共产党没有说“重新开放学校”，而是说“采取措施，使学校能够重新开放”。正义与发展党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开放了学校。而开放学校不能通过这样简陋的步骤来完成。正义与发展党不是在开放学校，它只是假装这样做。重开学校对确诊病例增加的影响目前很难判断。凡是不违背市场经济的行为，都（被政府认为）是违背科学、理性和公共利益的。我们认为，政府应该雇佣长期的教员，修建新的教室，将私立学校国有化，关闭没有学生的伊玛目·哈蒂普中学（译注：宗教学校，为政府培养伊斯兰教职人员伊玛目）。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的措施。卫生系统也是如此。

问：没有人能关闭医院。所以这将对卫生系统造成什么影响？

答：是的，医院是不能关闭的。然而，医院是病毒容易传播的地方。这一点可以从卫生工作者的大量死亡中看出。土耳其共产党呼吁将私立医院国有化。医院国有化之后，其他基本经济领域也应响应这一号召。我们的呼吁从卫生系统开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正在为一个紧急情况提供解决办法。所有的私立医院都应该被关闭。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所有的卫生服务和相关生产领域都应该国有化。医院、药品生产、医疗设备的生产，以及它们的分配，都应该国有化。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为公共利益进行规划、协调和使用资源。我们要结束对卫生工作者的剥削。应当聘用新的长期的卫生工作者，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取消基于绩效的薪酬，应采取保护/预防性卫生措施。修建医院并不意味着卫生服务，它是为建筑部门服务的。卫生系统应该为公众利益而组织起来。今天的公立和私立医院不可能不传播病毒。今天的一切都是非理性的。卫生部长呼吁公民要理智，但国立医院的情况很糟糕。设备不足，医护人员少，排队长，不通风。组织化程度几乎为零。街头的不负责任同样也发生在医院里。卫生工作者深受其害。

问：哪些事情是本应该做的？

答：如果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停产15天，实行一个月的宵禁，有组织地满足公民的需要，病毒就可以得到控制。资本家阻止了这一点。本可以在一开始就通过有效的检疫将病毒隔离开来。市场之神阻止了这一切。现在病毒大面积流行，市场之神无处不在。疫情控制在市场之神手里，而不是控制在科学和社会手中。

问：现在为时已晚吗？

答：土耳其政府会继续这样下去，直到研发出疫苗和药物，然后大型制药公司受益。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没有任何基础设施来实施控制这种广泛传播的病毒所需的隔离。极少数垄断企业手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们会把隔离变成人民的贫困和饥荒。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不合理、不人道的制度。这里面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没有规划，公众利益没有得到任何保护，经济竞争带来的是非理性。不过现在还不算太晚。人类需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终结资本主义。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不能再拖延了。要为中央计划的、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经济而斗争。工人需要追求权利，活下去的权利。

问：生产在继续，工厂在开工，工作场所在开放。工人要如何争取权益？

答：政治权力和体制说他们不能停止生产，因为工人会因此失业。工人们就会回答，他们希望大幅增加免费公共交通。他们应当要求在工作场所采取措施，在工作场所进行通风。如果公民必须佩戴口罩，那么就应当发放免费的口罩和免费的卫生用品。这些都是斗争的话题。斗争，或者说风暴，无论如何都是要发生的！这个制度是腐朽的，是扼杀人性的，是让人成为活着的奴隶的。我们要与这个制度作斗争并打败它。

• 来源：《左翼报》[土耳其]

https://news.sol.org.tr/tkp-gs-kemal-okuyan-rumble-shall-begin-177031

• 翻译：渔夫

校对：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