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初以来，世界范围内开始了以心理战操纵舆论的行动，目的是赢得群众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开始，国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作为一种全天候的影响，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维度。通过各自垄断的大众媒体，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发动了彻头彻尾的虚假信息战，直至公开鼓吹战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Bourgeois Ideology and of Opportunism）一书证明了：

“在危机中，当代价和负担被转嫁给群众时，当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发展或即将发动战争时——简而言之，当矛盾加剧时，机会主义就按照规律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它的指导原则是宣扬工人阶级完全服从本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2021年2月19日，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的“美好”的一年之前，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承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北约国家将“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拜登并没有放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这是大多数资产阶级分析家所掩盖的事实，而是使之系统化地成为美国霸权主张的战略和策略。为了掩盖其政策的核心，拜登以沙文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虚伪说辞——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使命——来推销这个项目。

这使得小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思维方式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际工人阶级无论如何都应该充满爱国心地认同各自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战争煽动，不应该追求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应该积极抵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不应该转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而应该接受“小恶”——美国或西欧帝国主义的“民主”，据说比俄罗斯或□□的“民主”要好得多。

早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在俄罗斯群众中煽动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在《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一文中，他散布了“本土运动”（völkisch）[1] 式的蛊惑言论：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是古罗斯的后裔，古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国家。”

有了这样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普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为入侵乌克兰，而且也为更多的征服活动做了准备。然而，在他“本土运动”式的民族主义幻想中，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基辅（古）罗斯是一个主要由乌克兰部落组成的封建国家。后来，俄罗斯沙皇把非俄罗斯的民族和领土纳入了他们的帝国，将俄罗斯变成了“各民族的监狱”。

所有那些为两个帝国主义交战方中的任何一方辩护的人，请好好看看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误导性解释所做的评论：

“至于哪一个集团首先开始军事攻击，或者首先宣战，这个问题对于确定社会党人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叫喊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进行防御性战争等等，这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言。”[2]

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影响着212个国家的超过10亿人，主要是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际频道；通过“今日俄罗斯”（RT）、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以及社交网络上有针对性的信息（这些也被称作网络纵队），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者也在100多个国家美化着他们的侵略战争。“今日俄罗斯”仅在拉丁美洲就有近3000万粉丝；“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也在以32种语言向五大洲的2.89亿“用户联系人”传播所谓“德国观点”。

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从早到晚地在战争中心进行“现场”报道——被炸毁的房屋和悲痛欲绝的乌克兰儿童的可怕画面、俄罗斯军队犯下暴行的照片、对受影响者的采访——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客观的印象，让人觉得自己是在近距离接触战争。然而除了士兵们正在“英勇”抵抗之外，人们听不到任何关于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消息。

同时，媒体注重于调动情绪。武器运送突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是一种表达同情心、同理心和团结的方式，而且别无选择。

在德国，新闻和谈话节目最新发生了普遍的军国主义化。对高级军官的访谈被认为理所应当，每天都在进行，这使大众参与到了德帝国主义战争进程的战略考量中来。几个星期以来，资产阶级媒体审查制度禁止了任何批评的、进步的或和平主义的观点的代表。即便他们偶尔被接纳，通常也会被称作“普京的朋友”。脱口秀主持人的“批判性询问”通常来自右翼。在大部分时候，他们不加批判地传达了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及其驻德国大使安德烈·梅利尼克（Andriy Melnyk）对大规模武器运送的煽动性立场。

随着向社会沙文主义路线的过度，所有改良主义党派的危机进程都展开了：之前在2021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的纲领还在承诺“结束对战区出口欧洲武器”。

但新政府的“责任”要求他们“塑造”德国外交政策战略的变化。安东·霍弗雷特（Anton Hofreiter）以前被称作绿党中的“左翼”代表人物，现在却被证明是最大的鹰派之一。他要求德帝国主义以“最残酷形式的现实政治”来回应俄罗斯新帝国主义“残酷无情的本性”。霍弗雷特奉行的反动的实用主义，在极短时间内就将这位反核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战争贩子。

89名绿党成员表示了真诚的担忧，并有理有据地警告了党的领导人：“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你们要怎么做……？要让北约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吗？”这一警告并未成功。

左翼改良主义党派左翼党（Die Linke）在多年来对新帝国主义俄罗斯轻描淡写的企图公开失败后，踉跄地陷入了生存危机。对于联邦政府的重整军备计划，党内出现了激烈的矛盾。该党在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团投票反对重整军备计划，然而一些有代表性的领导人物却急切地支持这一计划。

例如，德国左翼党成员、图林根州州长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于2022年3月2日在格拉市（Gera）的和平示威活动中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军事行动。”

他还激烈地批评了党内仍然人数众多的反战人士：“简单地抨击北约并不解决任何问题。”

这位“左翼”州长就这样表明了他对德帝国主义的无条件忠诚。2019年1月14日，他还曾毫不犹豫地到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墓前献花，媒体对此做过广泛的报道。与李卜克内西这个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今天十分相关的口号：“一个人、一分钱都不能给这个制度！”[3]

沙文主义传播得如此之广，甚至在通常被认为是左翼自由主义的媒体中，法西斯主义也被轻描淡写。例如， “德国编辑者网”（RedaktionsNetzwerk Deutschland）于2022年5月20日发表了乌克兰大使梅利尼克的整版访谈，其中梅利尼克将亚速营（Azov Regiment）描绘成完全无害的“勇敢战士”。别忘了，这是一支使用法西斯党卫军标志的部队，自2014年起就参与了对顿巴斯人民的战争罪行。亚速营首任指挥官安德里·比列茨基（Andriy Biletsky）早在几年前就以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立场，公开支持“世界白人种族……反对犹太人领导的‘劣等人’（Untermenschen）[4]”的“十字军东征”。亚速营的主要赞助人是乌克兰第二大垄断资本家和寡头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Igor Kolomoisky）。此人曾决定性地支持了泽连斯基的竞选，在他的私人电视频道“1+1”上让泽连斯基一炮而红。

芬兰加入北约的理由，就像脱口秀里的口头禅一样：芬兰在1939年至1940年英勇“抗击”苏联的历史就是“明证”。而在当时，反动的芬兰政府——代表着亲法西斯的各国帝国主义政府——拒绝与社会主义苏联就边界调整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而这些边界调整对苏联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对芬兰来说也是有利的。这是事关保护列宁格勒的问题，特别是保护列宁格勒免遭希特勒法西斯的即将发生的入侵。但芬兰却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动了攻击。在击败主要反动分子曼纳海姆将军领导的芬兰军队后，苏联并没有占领芬兰。而仅在一年之后，芬兰政府就参加了希特勒对苏联的法西斯战争来“回报”此事。

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才能作为指南，来看穿那些由许多伤感所掩盖的沙文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和反共主义的论调，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反对战争及其扩大的情绪就越强烈。2022年3月中旬的民意调查显示，67%的德国民众赞成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而到5月3日，只有46%的人仍然赞成提供进攻性武器。关于北约和反对德国政府战争政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

当权者不可能让群众永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尽管他们声称拒绝提供武器是“忽视援助”，会把乌克兰人民“留给俄罗斯侵略者肆无忌惮的愤怒”。无论形势多么复杂，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联盟的战争从来都不是为了帮助和声援各国人民而发动的！目前只有一个替代的选择：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各国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用革命斗争来反对各自的政府，正是这些政府为了摧毁各自的敌人而发动了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反对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斗争给国际工人阶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追随资产阶级的人，如格留特利派，常常这样提出问题：

要么我们在原则上承认保卫祖国的职责，要么我们就使我们的国家没有防御能力。

这种提法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要么我们让自己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去送死，要么我们就使大多数被剥削者以及我们自己不断地进行准备，以便用比较小的牺牲达到夺得银行、剥夺资产阶级、最终地制止物价飞涨和结束战争的目的。”[5]

机会主义的表现通常分为右倾、“左”倾和中派。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存在单纯表现为“左”、中或右的机会主义，所有的机会主义都会表现为右倾和“左”倾的混合体。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是指支持共产党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公开立场，它美化执政至上主义（governmentalism），拒绝革命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曾遭受过这种机会主义带来的破坏。

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的一种狡诈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中派主义。考茨基是这股潮流的最主要代表。中派主义作为一股潮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潮流出现于1914年。然而，它的根源早就存在了。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考茨基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伯恩斯坦在党代会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所表达的修正主义思想。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考茨基也从未提出与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组织决裂的关键问题；他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并对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进行调和。

1914年，机会主义的脓疮破裂了，这导致了社会沙文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社会沙文主义者“保卫自己的祖国”，他们投票支持战争债券，并参加到政府中去。作为一股潮流的考茨基主义表现了企图挽救联合的努力；因此它被称为中派主义。列宁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

考茨基主义者在口头上并不拒绝革命，但他们拒绝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号召工人：“……不去劝说工人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不想方设法去支持、加深、扩展和加强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和游行示威”，因为“革命从来不会完全现成地从天而降，而且在革命风潮开始时，从来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会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形成为‘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革命。”[2]考茨基主义者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乌托邦的”、“冒险主义的”和“疯狂的”。列宁则回答说：

“当人们向我们说这种‘俄国策略’……不适于欧洲的时候，我们只需用事实来回答。10月30日在柏林，一个柏林妇女同志代表团来到党执行委员会声明说：‘今天，只要有巨大的组织机构，要散发秘密小册子和传单，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比在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容易办到……缺乏的不是办法和手段，而显然是决心。’

难道是俄国的‘宗派主义者’等等把这些坏同志引入歧途的吗？难道代表真正的群众的不是这些同志，而是列金和考茨基吗？……

工人已经在要求出版‘不受检查的’小册子和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就是说，要求建立秘密组织来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只有这样‘以战争反对战争’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不是空话。”[3]

十月革命爆发后，考茨基主义——中派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考茨基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机会主义地歪曲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还反对布尔什维克，指责他们实行领袖独裁等等。

考茨基主义者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样，他们在1919年德国革命遭遇失败和镇压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后来，他们重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成为其中的“左派”部分。

20世纪20年代，在革命运动兴起的条件下，右倾机会主义引发了天然的“左”倾反应，这是非辩证的教条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的争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实了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工具之间的联系。

列宁分析了1920年“左”倾教条主义出现的原因。那是在一个革命浪潮尚未平息的时期。这场革命浪潮是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连续地震撼着一系列欧洲国家。

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向一些国家的先进工人表明，布尔什维主义及其理论、战略和政治实践构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模范。列宁阐述了上述结论的重要性：“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4]

在此基础上，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完成了极重要的工作，以使阶级导向的路线取得胜利，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叛卖作用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四年里以及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起义中得到了证明。在许多国家，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左”倾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力量对比有利于右翼机会主义的严酷环境下，犯了一些极“左”的错误，例如拒绝参加社会民主党叛徒主导的议会和工会，一些革命者甚至选择拒绝一切妥协来表明原则立场等等。

列宁在其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各国共产党纠正其极“左”的错误。

今天，所有这些特征的总和并不能表现那些当时被共产主义运动定性为极“左”的力量的本质。显然，当代“左”倾机会主义潮流并不构成列宁在他的时代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甚至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潮流相比也有所不同。它与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区别在于，它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是要用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并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特别明显的是，当代的“左”倾机会主义受到了某些“无政府主义-自治主义”和“反威权主义”观点的影响，在新托洛茨基主义、其他右倾机会主义潮流和欧洲共产主义的更深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当代“左”倾机会主义是以“左”的口号出现的，但它走向了虚无主义和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排斥。这种势力毫不犹豫地同社会民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协商它们的立场，攻击始终如一的共产党，并指责希腊共产党是宗派主义。他们在过去的“反新自由主义”战线和今天的“反备忘录”战线上都是自觉的盟友，客观上促成了运动与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同化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