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2007年6月16日，德国社会主义政党左翼党（Die Linke）的成立，鼓舞了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他们希望借此机会在这个欧盟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把左翼重新团结和组织起来。然而，今天，左翼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日益严重的危机，它的选举命运以及它作为一支全国性政治力量的未来岌岌可危。

为了促进党内的战略讨论和政治澄清，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作为德国左翼党领导下的政治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关于德国左翼党未来的工作组，凭借经验更近距离地审视了党的问题和潜力。下文是其首批成果之一的缩略版。

德国左翼党发现自己的处境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它拥有相当大的潜力，可以接触到近五分之一的选民，但它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却越来越少。过去十年中，尽管左翼党新增了3万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但它并没有跟上其他党派的步伐。尽管党的社会运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党本身却没有。

那些最需要社会保障、最重视社会公正的人们不认为左翼党是一个榜样，也不认为左翼党在政治上代表他们。对三分之一的人口来说，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品是很重要的，但社会主义政党左翼党不是那个替代品。左翼党希望成为左翼政党，但近年来它在所有重大问题（移民、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上采取的立场不太一致，甚至相互矛盾。这些矛盾对党的完整性和生存构成了挑战。同时，作为一股能够在危机和动荡时期争取团结的力量，人们需要左翼党，但前提是它能够克服以下十大挑战。

毫无疑问，第一个也是最紧迫的挑战是为党建立一个集中的战略领导层，将左翼党与其在德国联邦议院的代表们团结在一起。德国左翼党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在2022年完成这项任务。

在民主社会主义党（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PDS)）与“劳动和社会公正-选举替代”（Electoral Alternative for Labour and Social Justice (WASG)）合并[1]以后，左翼党没有发展成为全新的巩固实体。左翼党由三个派别组成：一派是“左翼社会民主派”（主要集中在德国西部）；一派是“左翼运动派”，主要基础是党内年轻人以及更具行动主义的分子；还有一部分是内部比较复杂的“改革派”（主要集中在德国东部）。目前为止，这三个派别以一种不协调的方式运作，有时还相互抵触。如果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不考虑建立起战略的统一，左翼党作为一个政党将会走向失败。

第二，德国左翼党需要重新思考其作为社会主义的公正的党的核心价值。当民主社会主义党、“劳动和社会公正-选举替代”以及左翼党就社会公正问题表达令人信服的立场时，他们总是表现出色。大约96%的德国公民认为财富在德国分配不公。气候变化对下一代人来说也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72%的人希望看到这方面的根本变化。

社会公正是一个当代问题！但人们对德国左翼党能够采取实际措施实现社会公正缺乏信心。在环境和气候政策方面，只有3%的德国人信任左翼党；在经济政策方面，只有1%的人信任左翼党；在数字化方面，只有2%的人信任左翼党。德国左翼党并不被认为是未来的党。

第三，在当前形势下，德国左翼党如果能够将自己与社会-生态的制度性变革的党以及一贯支持和平的党区别开来，那么就只能将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公正的党。我们生活在危机资本主义的时代，而且日益生活在灾害与战争资本主义的时代。更适于解决我们困境的方案是制度性变革，而不是气候改变。生态需求和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公正转型”的概念要同时抓住生态需求和社会需求这两方面。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态转型密不可分。

所有这些都表明，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社会制度、权力和财产关系的规制方式。这也表明需要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方式需要进行制度性的变革，同时还需考虑到和平与安全政策。德国左翼党应当成为推动建立联合国领导下新的国际安全架构的力量，该架构应禁止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减少战争和军事冲突是社会-生态转型的基本前提。

第四，迫切需要将社会保障与社会转型计划以及实施必要的制度变革结合起来，以应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有当德国左翼党能够令人信服地提出将这些方面结合起来的立场时，它才能成为德国政治体系中一个实际且有用的部分。

对社会保障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方向是相辅相成的。全面改变现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要求，必须同对于保障的具体、可信的承诺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对保障的承诺和对就业市场可靠性的保证，转型过程中就不可能有公正。

第五，任何此类保护、计划和系统性变革的组合，都必须建立在中间阶级与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联盟之上。像所有的左翼组织一样，德国左翼党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资本主义竞争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将欧洲乃至全球各个层面的雇佣劳动者按照性别、身份、年龄、公民身份和肤色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左翼政党必须促进享有较多特权的社会群体与弱势的中下阶级以及更低阶级之间的团结联系。这是大众倡议和大型左翼政党得以发展的唯一途径。正是这些群体，共同构成了左翼能够采取有意义行动的基础。这些群体，一方面，他们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特别是在对公正的社会结构的要求方面）而团结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在文化上被分裂。社会中享有较多特权的阶层有责任与相对较低的阶层建立联系。

第六，德国左翼党只有与产业劳动者、公共事业、社会服务以及有助于解放的社会运动建立牢固的联系，才能发展出中间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特别是，它应当专注于发展同工会的密切联系，包括那些工厂里的工会。

2022年，德国左翼党成立了在全国范围内运作的工会委员会（Gewerkschaftsrat (Union Council)），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新的步伐。左翼党的许多年轻成员与社会运动和生态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与工会有联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促成改变。

第七，可以利用这些共性制定出具体的入门级计划，介入社会-生态的制度性变革，并争取新的和平与安全政策。在德国，左翼党目前还没有被视为一个能够可靠地影响社会-生态变革或塑造欧洲或提出和平政策的政党。从地方或州政府开始的倡议在国家层面没有产生共鸣。一个例外是对柏林“征用德国沃宁公司”（Exporate Deutsche Wohnen & Co.）[2]倡议的支持。

应当努力与工会、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社会福利组织、社会运动和公民紧密合作，以团结的方式替代绿色资本主义项目，并将这些工作联系转化为选举计划、地方行动和议会工作的统一基础。德国左翼党需要参与并干预已在进行的变革进程，帮助并为之提供政治方向。

关于核心的纲领性问题，必须在党内建立起用于倡导左翼立场的通道。首先，这事关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方向；其次，要对那些与德国左翼党的纲领完全不相容的立场表明明确的态度。与此同时，应启动一个为期一年的进程，以便克服该纲领中的不足之处。

第八，在此基础上，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由党员主导发展的政党也是一个挑战。重新审视党的发展过程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自2011年以来，德国左翼党的成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再将其称为同一政党已不可行。目前，约6万名党员中有一半以上是2011年之后加入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而许多较为年长的党员已经脱党或去世。那些在1990年之前加入的来自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以及西德左翼团体的党员现在只占一小部分。

为了吸引社会的目光，德国左翼党必须成为一个以团结为基础的、充满活力的、由党员主导的党。党员们想要更多的团结、更多的讨论，想要更多地与基层的党接触。左翼党必须张开双臂接纳所有认可左翼党的人。左翼党应当为党员创造机会，让他们在低风险的环境中会面，做出决定，参与政治辩论，交流经验，团结一致地解决冲突，享受乐趣，以及参与代际对话。党还应当教授基本的政治知识和实用的组织技能。一个有吸引力的、由党员主导的党必须公开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左翼组织也无法免受歧视与统治的社会结构的影响。

第九个挑战是，一个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将三个功能结合起来：日常生活的守护者、社会话语的干预者，以及在许多社区、地区和州的有效议会参与者。如果左翼政党能够首先证明自己是作为守护者的党，对社区和劳动人民日常关心的问题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它们就是强大的。其次，左翼政党必须干预公共言论，制定出党自己的议程，并在州议会和国家议会发声来表达大众的社会诉求。第三，左翼政党必须在立法机构，以及某些情况下在行政机构中有效地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需要修改党的章程，以保持多元化，最终实现党的全国组织和联邦议院议会党团的共同领导，提高党的工作效率，维护党内民主。

第十，社会主义政党需要对社会主义有一个当代的、崭新的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急剧走向危机的经历，使大部分人怀疑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人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社会-生态的制度性变革的提议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公共福利占据主导地位、民主计划和经济民主的作用、为共同利益而扩大经济并扭转许多公共服务的私有化进程、征收私人资产用于未来的社会任务、在急剧的结构变革时期尽可能采取最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建立转型委员会、在全球实现公正等。这些要素和概念可以为社会主义——也就是以团结一致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提供定义。

德国左翼党正在被迫切需要——但要想满足这种需要，党必须进行自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