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共产主义倡议（Communist Initiative of Cyprus (CIC)）的执行书记克里斯托斯·库特拉里斯（Christos Kourtellaris）接受了希腊《每日报》（Kathimerini）记者安德里亚斯·季米特里斯（Andreas Kimitris）的采访。《每日报》2024年8月4日星期日刊登了访谈内容。

库特拉里斯同志强调说，我们正在为工人阶级掌握权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而奋斗。访谈还涉及其他话题。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以光荣的锤头和镰刀作为徽章的共产党。这个党也将参与将来的选举。

下文是《每日报》发表的访谈全文。

问：创立“塞浦路斯共产主义倡议”协会是出于什么需要？

答：是出于这样的需要：要重建工人和人民运动；要提出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前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着令人窒息的死胡同，不断制造着贫困；要为建立工人阶级掌握权力的社会而斗争。

问：你们提倡何种制度？

答：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AKEL）候选人此前在2018年总统选举时所说的相反，我们认为存在着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因此也存在阶级斗争。因此，我们正为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而奋斗，在那个社会，工人阶级（即那些创造国家财富的人）将掌握权力。不同于曾经在我国执政的所有党派，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外提出了倡议。

问：你们所提倡的东西曾经被实施过，但是失败了。

答：它曾经被实施过70年，有弱点和错误，但是也有伟大的成就。单凭这一点不足以得出这个制度已经失败的结论。作为对比，资本主义制度两百年来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它毁坏了环境，把破坏性战争、贫穷和困苦的负担强加在人民头上。

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过的人们说，他们无法想象回到排队买面包的时代。

答：尽管存在各种反共宣传，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被推翻后的年代，所有调查都表明，那些国家的大多数人民认为那个时代比后来的时代更好。而在另一边，在塞浦路斯这样的所谓自由经济体中，却还有15万同胞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问：有没有可以支持你的观点的现成例子？例如中国或古巴？

答：必须说明，我们坚定地支持这座革命之岛，但是拉丁美洲的背景与我们不同。我们认为，一个明天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不一定要照抄别的国家。

问：在今天，谈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听起来像是要倒退。

答：然而我们却要说这是新的东西，是激励人们前进的东西。人们向我们的“倡议”组织靠拢，尤其是仍然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感兴趣的年轻人。

问：你们会发展成为政党吗？或者你们会继续作为一个协会存在？

答：我们的协会是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儿女的一次尝试的先导。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共产党。这个党也将参与选举。

问：是从2026年议会选举开始吗？

答：我认为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

问：这个党将叫做什么名字？它的徽章将是什么？

答：我们并不羞于自称共产主义者，因此这个党的名称将包含“共产主义”这个词。党徽一定会是锤头和镰刀，这是世界工人阶级斗争的光荣标志。

问：和“共产主义倡议”组织的其他成员一样，你也曾经积极参与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政治活动。然而你却决定退出该党，而不是在该党内部进行斗争。这是为什么？

答：许多年以来，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历史就是人民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这样做，不是要代替劳动人民进步党，而是在提出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离开劳动人民进步党，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不能代表我们。

问：所以，你们并不认为劳动人民进步党是一个共产主义党派。

答：目前在塞浦路斯议会中没有共产主义党派。

问：您的祖父也叫克里斯托斯·库特拉里斯，他曾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重要成员。该党有没有与你接触，来阻止你们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答：劳动人民进步党没有干涉我们。

问：你们和希腊共产党（KKE）是什么关系？

答：我们尊敬和赞赏希腊共产党，我们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

问：你们和希腊共产党有合作吗？

答：没有合作。

问：你们和“奥莫尼亚5·29”足球俱乐部（Omonoia 29th May）是什么关系？[1]

答：我们和任何足球俱乐部都没有关系。

问：你们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持何种基本立场？

答：我们正在为争取完整、独立、没有外国驻军和基地、不依靠外国保证和保护、拥有统一国际地位、统一公民身份、统一主权、统一经济的塞浦路斯而奋斗。我们反对两国并存方案，为塞浦路斯人民的一个国家而奋斗。只有这样，当前对抗的阶级本质才能凸显出来，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呈现为民族冲突。

问：你们是否接受“两族双区联邦”（Bicommunal Bizonal Federation (BBF)）作为解决方案的基础？

答：“两族双区联邦”方案是有特定内涵的，我们在安南计划（Annan Plan）和克莱恩·蒙塔纳谈判（Crans Montana）中都能看到这一点。“两族双区联邦”方案会强化民族隔离，它不是要建立联邦，而是要建立由两个并存的成员国组成的邦联。

问：但这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确定的解决方案的基础。

答：双区方案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联合国决议中的。而且，现今联合国中的力量平衡是偏向北约和土耳其的。

问：你们支持何种模式呢？

答：我们并不想给出一个特定的解决方案的名字，比如单一制国家或联邦。但我们正在拟定应当规束一切解决方案的原则。

问：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利用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

答：在我们“塞浦路斯共产主义倡议”组织中也有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是我们的同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建立统一的阶级战线作为目标。这个战线将能够对抗帝国主义，争取真正公正的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案，争取持久的和平。

问：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你们持何种立场？

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我们也应指出美国、北约和欧盟在泽连斯基背后扮演的肮脏角色。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为的是冲突中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战争的代价则由普通人承担，既包括乌克兰人也包括俄罗斯人，还包括欧盟各国人民。

问：你们如何看待加沙战争？

答：这不是加沙战争，而是以色列这个杀人犯国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

问：你刚刚提到了欧盟。塞浦路斯也是欧盟成员国。你们对塞浦路斯的欧盟成员国身份持何种立场？

答：不久以前，我们曾写过一份关于欧盟的深度分析报告，证明了欧盟的反动性质。在组织起来为新社会而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在为脱离欧盟而奋斗。

问：所以你们提议退出欧盟和欧元区。难道我们要重新使用塞浦路斯镑吗？

答：决定一个经济体性质的不是使用何种货币。我们用大量证据证明了，塞浦路斯人民在加入欧盟后变得更加贫困，小规模行业被摧毁，农业经济遭到打击，中小企业消失，合作化运动解体。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欧盟成员国身份在本质上决定了塞浦路斯倾向西方。

答：对我们来说，正确的倾向应当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利益。

[1] 2018年5月29日，原先为球迷所有的奥莫尼亚足球俱乐部因经营问题被转让给商人Stavros Papastavrou。一部分不同意的球迷另行成立了“奥莫尼亚5·29人民体育俱乐部”（People’s Athletic Club Omonia 29 May）。原奥莫尼亚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大多倾向于共产主义和左翼的意识形态。——译注

直到1989年解散前，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1]一直是缅甸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Burma (CPB)）领导下的武装力量。

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在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组建并开展活动，在过去4年里与各抵抗力量并肩战斗。

“缅甸民主之声”（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与人民解放军总书记尼尼觉（Ni Ni Kyaw）进行了交流，试图找寻这支力量在抵抗2021年军事政变的过程中得以重建的原因以及它所发挥的作用。

“缅甸民主之声”（以下简称“民”）：首先，您能分享一下人民解放军在2021年重建的原因吗？

尼尼觉（以下简称“尼”）：人民解放军之所以重建，是为了消灭法西斯分子，终结军事独裁统治，并最终将缅甸各族人民从压迫下解放出来。

民：人民解放军对缅甸未来的政策和立场是什么？

尼：人民解放军正在并将继续致力于实现缅甸人民长期翘首以盼的政治制度。

民：人民解放军目前在哪些地理区域活动？公众对它的支持度如何？

尼：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在掸邦北部、曼德勒、实皆、马圭和德林达依（northern Shan State, Mandalay, Sagaing, Magway and Tanintharyi）及其他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我们为在活动区域内获得越来越多的群众支持感到荣幸。

民：人民解放军关于推翻（政变后窃取权力的）军政府的承诺是怎样的？对未来后军政府时代的缅甸政局准备采取什么政策？

尼：我们已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打倒军事独裁者，并继续战斗直到全国解放。在此之后，我们会全力以赴，开展造福人民的工作。

民：人民解放军与盟友的合作情况如何？它取得了哪些胜利成果？

尼：我们的联盟正在壮大。我们并肩作战，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并建立互信。人民解放军的联盟政策，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我们正与少数民族武装以及民族团结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内外的力量紧密合作。

民：最后，你想对缅甸人民说些什么？

尼：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对人民流血流泪的苦难感同身受。我们如今重新归来，是为了把人民从军事统治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我们是为人民擦干眼泪的子弟兵。缅甸人民即将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想鼓励他们继续斗争。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对人民以及“缅甸民主之声”表示感谢。

[1] 1989年之前，缅甸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缅甸人民军。——译注

弗拉基米尔·伊先科（Volodymyr Ishchenko）是一位乌克兰社会学家，在2019年移居德国之前，曾在乌克兰参与过多项左翼倡议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目前，伊先科在柏林自由大学工作，并继续他对乌克兰“革命”、左翼和极右翼政治暴力的研究，他已经在这些领域研究了20年。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他还在多个国际媒体上就冲突的不同方面撰写了大量文章。近日，他接受了菲利普·阿尔科伊（Philippe Alcoy）和萨沙·亚罗波尔斯卡娅（Sasha Yaropolskaya）为《不断革命》（Révolution Permanente）[1]杂志所作的采访。

菲利普·阿尔科伊和萨沙·亚罗波尔斯卡娅（以下简称“菲-萨”）：在西方这边，关于乌克兰人保卫国家的热情有很多的报道。然而，如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年轻人逃避或拒服兵役的现象。你能告诉我们，目前乌克兰人民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如何吗？

弗拉基米尔·伊先科（以下简称“弗”）：（乌克兰人民）已经没有了这种热情，或者至少，拥有这种热情的的人群相比2022年已经小得多了。那时，这种热情不仅来自于俄罗斯的入侵，而且还来自于俄罗斯最初的入侵计划在几天内就遭遇了失败的事实。当时，人们不仅对俄罗斯攻击我们国家感到愤怒，而且还对在春季取得胜利抱有巨大希望，尤其是在2022年9月乌克兰反攻之后，人们更期待2023年的反攻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乌克兰最近一年的行动未能实现任何目标，相反，我们却目睹了俄罗斯军队相对成功的推进。这会影响到人们对战争的感受。特别是在公众舆论中，趋势十分明显：当前线战况对乌克兰有利并有机会推进时，公众对谈判的支持率就很低。但当局势恶化，乌克兰赢得战争的希望渺茫时，公众对谈判的支持就会增加，对泽连斯基的支持和信任就会减少。

许多迹象表明，2022年出现的热情是相当脆弱的。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动态。在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广场革命”之后，人们曾抱有很高期待，但这些期待很快让位于失望。在2019年泽连斯基当选和2022年战争爆发时，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种解释是，这些事件是乌克兰民族崛起的表现，这一崛起带有某种神学性的动态，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最终结果而呈现。

你提到了逃避兵役。试图越境逃跑的人很多。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数据是，大多数18到60周岁适龄服役的男性并没有在征兵处更新他们的信息。适龄男性信息登记这项要求的出台，是为了使乌克兰的征兵能够稍微更有效一些，避免诉诸于直接在街上抓人的野蛮手段，而是试图收集所有潜在应征者的信息，然后开展更有效的动员。如果人们不更新个人信息，就将被处以高额罚款；而如果不缴纳罚款，他们将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更多麻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大多数乌克兰男性并没有遵守这一要求。至于在国外的乌克兰男性，尽管每个人都被要求更新个人信息，但据估计，只有少数人照做了。这意味着为国献身的真实意愿是非常低的。

征兵正变得越来越野蛮。已经出现了在公共场合逮捕应服兵役人员的视频，以及警察和军事人员与现场公民发生冲突的画面。

菲-萨：在征兵问题上，乌克兰的情况是否与俄罗斯相似？国家是否会担心，如果推动更大规模的征兵，可能招致社会不满，就像在俄罗斯那样，几年以来一直存在着被征召者的家属（尤其是妻子和母亲）动员起来支持她们的丈夫和儿子的运动？

弗：在俄罗斯，政权害怕发起大规模的征兵行动。他们已经尝试寻找不同的方法来避免大规模的征兵潮。但我觉得乌克兰别无他法，不得不采取降低征兵年龄的措施，尤其是在美国援助已经非常少的情况下。这一措施伴随着极大的警察暴行。

菲-萨：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潜在的社会抗议活动吗？

弗：关于这一点，可以说的东西很多。与俄罗斯不同，乌克兰一直在征兵。因此，这并非单次的征兵浪潮，像普京在2022年9月为应对乌克兰反攻而宣布的征兵那样。乌克兰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于征兵。志愿兵并不构成乌克兰军队的大多数，并且自2022年以来，他们的数量已变得微不足道。所有野蛮的动员手段都是志愿参军意向薄弱的结果。

菲-萨：为什么（志愿参军的意向）如此薄弱呢？

弗：对乌克兰国家来说，最仁慈的解释是，这仅仅是因为美国没有提供足够的武器，而这种解释也在某些圈子里被反复提及。这个论调暗示了如何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想法。但是，即使2022年拿到了所有的武器和补给，能否对俄罗斯取得决定性胜利也远非定论。我不会对此进行推测。但我认为军事专家们对此也没有一个共识。

另一方面，对乌克兰的武器输送是有条件的，这取决于乌克兰动员工作的效果。因此，今年对征兵法的修正是与美国的武器输送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得到了许多乌克兰政治家的证实。美国期望乌克兰的征兵工作变得更有成效。

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降低征兵年龄。最低年龄已经从27岁降低到25岁，现在又有巨大的压力要求进一步降低到22岁，甚至18岁。

对这种做法，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是乌克兰人口中生育力最强的群体，也是数量最少的群体之一。事实上，如果把这些年轻人送上战场去遭受屠杀，那么乌克兰人口在战后的恢复能力将进一步减弱。根据联合国对乌克兰人口的最新预测，到本世纪末，乌克兰人口将仅剩下1500万；相比之下，在苏联刚刚解体后的1992年，乌克兰有5200万人口。

而且，这甚至还不是最坏的情况，而是基于一个相当乐观的假设，即战争能在明年结束，数百万难民尤其是育龄妇女，将重返家园并能够有助于乌克兰人口的再生产，但这一点目前还极不确定。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纵观历史，许多民族都曾为抵抗帝国征服进行过长期的战争。而且，并不仅仅是对抗帝国征服。以大革命后的法国为例：1789年之后，法国能够击败最强大的欧洲国家联盟，直到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被击败。在那20年中，法国击败了整个欧洲。这就是革命的力量。1917年之后，革命的俄国能够击败所有干涉俄国的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盟，这是因为俄国革命的力量，以及它能够建立起一支高效、巨大且胜利的红军。在越南战争中，越南人用几十年击败了法国和美国。阿富汗在从1979年一直持续到2021年的战争中击败了苏联和美国。从理论上讲，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小国能够击败一个强大得多的敌人。但这需要的是与乌克兰当下现状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政治。

所有这些战争都是由拥有大量可以动员起来参与大规模革命战争或游击战争的农民人口的国家进行的。在越南，尽管美国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尽管力量对比悬殊，但几十年里越南的人口数据一直保持稳定。这就是革命的力量。

然而，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人口结构与越南、阿富汗，甚至是一百年前的乌克兰都大不相同。一百年前的乌克兰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有多支革命军队，如红军、马赫诺（Makhno）[2]的无政府主义军队，以及各种民族主义军阀的军队，这些军队都受益于农民的支持。但今天的乌克兰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人口正在不断下降。它无法进行持续数十年的战争。

而且，今天的乌克兰也没有发生任何革命性的变化。1990年、2004年和2014年的三次乌克兰“革命”[3]并没有创建一个能够建立有效机制以动员军队和经济的强大革命国家。这些“革命”背后的理念是，乌克兰应该融入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成为这种秩序中的一个边缘国家。而这种融入只会使少数中产阶级、一些机会主义寡头和跨国资本受益。

在战争进行了两年半之后，乌克兰政府仍在讨论一个相对温和的增税措施。这充分说明了乌克兰人对国家的信任程度，以及他们保卫国家的意愿水平。社会阶级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被征召的士兵主要来自下层阶级。这些人主要是无法贿赂征兵官员以逃避兵役的穷人，以及找不到途径逃离本国的人。

菲-萨：今年（2024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尼（Zaluzhnyi）和外交部长库列巴（Kuleba）都被解职了。你能谈谈乌克兰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吗？

弗：扎卢日尼是泽连斯基的潜在政治对手。对泽连斯基来说，看到一个受欢迎的将军变成政治家是危险的。这是泽连斯基派他去英国担任大使的动机之一。至于库列巴，也存在着信任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分析：这是为了建立一个垂直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是巩固精英阶层和治理国家的一种非正式方式，既利用了民主宪法和议会等正式机制，也利用了非正式的机制。历任乌克兰总统都尝试过构建这种非正式的权力。在俄罗斯入侵之前，泽连斯基就已经开始构建他的垂直权力了。但是战争为此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的办公室主任安德里·叶尔马克（Andrei Yermak）[4]被认为是该国第二有权势的人物，拥有巨大的非正式权力以及构建一个有效的非正式结构的能力，该结构能够围绕总统办公室来巩固权力。

这些冲突的动态，尽管有时会爆发出来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事件，但大多数时候仍然隐藏在幕后。它们主要与前线的战果和军事进展有关。一旦乌克兰军队进展不利，这些冲突就会加剧；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一些寡头，可能会趁机抬头，诸如此类。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欧盟的立场，以及特朗普将要选择的战略。即使乌克兰失去领土，泽连斯基也必须以一种能够向乌克兰公众呈现为胜利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例如获得欧盟或北约的成员国资格，或者为乌克兰争取一些慷慨的资金支持。如果战争的结果被看作是失败，泽连斯基可能就没有太多未来了。

菲-萨：极右翼在乌克兰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弗：西方媒体在整个战争期间广泛讨论着这个话题。一些自由主义媒体试图将乌克兰的极右翼描绘得不如西方的极右翼那样危险，因为他们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对抗着俄罗斯这个更重要的敌人。泽连斯基政权试图吸引这些极右翼势力，比如为亚速营（Azov Battalion）举行官方纪念活动，或庆祝极端民族主义者、纳粹同情者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生日。在法国，很难了解这种动态如何随着战争的推进而发展。

菲-萨：极右翼是否因为其在军队中的存在而成为一个规模虽小但却很有影响力的部分？又或者它正在极右翼传统领域之外获得支持？极右翼在乌克兰政治格局中是否扮演着重要角色，亦或其影响力被媒体夸大了？

弗：当西方人讨论乌克兰的极右翼时，我认为他们使用了错误的比较标准。例如，在法国，极右翼主要是勒庞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远没有我们讨论的乌克兰的极右翼运动那么极端。勒庞的政党大概不会使用纳粹符号，并且对维希政权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的合作持有一种更复杂的态度。他们正在试图洗白自己的形象。

但在乌克兰却并非如此。你提到的斯捷潘·班德拉在乌克兰被公开歌颂，尤其是他作为武装党卫军（Waffen-SS）的成员，受到了亚速营成员的特别推崇。乌克兰极右翼的极端程度远远超过了西方极右翼。

最近，在乌克兰西部最大城市利沃夫举行了一场名为“民族欧洲”（Nation Europa）的国际会议。会议邀请了包括德国的“第三条道路”（Dritte Weg）、意大利的“庞德之家”（CasaPound），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类似新纳粹团体在内的组织。乌克兰所有主要的极右翼组织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包括乌克兰自由党（Svoboda party）[5]和亚速营/国家军团党（Azov/National Corps）[6]。乌克兰的这些政党、组织和军事单位通常被称为极右翼，但它们与那些比主流极右翼政党更为极端和暴力的西方团体有着国际联系。顺便说一下，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乌克兰军事单位与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即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GUR）有联系。

乌克兰极右翼在意识形态上被认可的、用于实施政治暴力的能力，远远强于西方主流极右翼政党。他们拥有更多武器，以及许多围绕着有能力实施政治暴力的官方军事单位而建立的准军事运动。与主流西方极右翼政党寻求议会地位不同，乌克兰极右翼的力量始终依赖于其在街头的组织能力和暴力威慑的能力。除了极右翼的自由党在2012年的选举中赢得超过10%的选票之外，他们未能在选举中获得较大胜利。（不过，极右翼在乌克兰西部的许多地方议会中却获得了更显著的代表权，并形成了最大的派系。）

不同于由寡头（大资本）或软弱的自由派组成的政党，乌克兰极右翼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他们在议会外的动员能力。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能够借鉴一种政治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OUN)）[7]，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族系中的一员。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经常直接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中汲取灵感。这种政治传统在乌克兰侨民，尤其是在北美的侨民中得到了延续。加拿大公众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其政府在二战后接纳了相当数量的乌克兰法西斯分子。相比之下，其他后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政治流派并不具备这种保存完好的政治传统。

今天，亚速营的成员已经被视为非常合法的战争英雄。他们享有超乎寻常的媒体关注，并将自己塑造为一支精英部队，而媒体也支持这一说法。许多亚速营的发言人已经成为公众人物。西方媒体的某种洗白也让他们从中受益。西方媒体虽然在2022年之前还将他们称为新纳粹，但今天却很容易地忘记了这段历史。

最后，我们不仅要思考极右翼本身，而且还要思考乌克兰和西方精英在为乌克兰极右翼和种族-民族主义洗白方面的狼狈为奸。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可能马上就会招致排斥或孤立，不管是在乌克兰，还是在西方，都是如此。例如，乌克兰历史学家玛尔塔·哈夫里什科（Marta Havryshko）移居美国后，仍继续撰写批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乌克兰种族-民族主义政治以及乌克兰极右翼的文章，因而就受到了成千上万次威胁，包括死亡威胁和强奸威胁。

菲-萨：在你看来，亚速营是乌克兰极右翼的主要力量吗？在马里乌波尔和巴赫穆特的战役中，它不是被大大削弱了吗？你认为它在未来极右翼的重组中仍然会发挥重要作用吗？

弗：恰恰相反，亚速营得到了发展壮大，目前已形成了两个旅——第3突击旅（3rd Assault Brigade）和国民警卫队亚速旅（Azov Brigade of the National Guard）。除此之外，还有一支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克拉肯”（Kraken）。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在媒体中的曝光度已经显著增长。他们的合法性也得到了加强。因此，他们没有被削弱，而是变得更加强大了。而且，与广为流行的传言相反，他们并没有变得去政治化。

菲-萨：你是否担心，在战争结束后，极右翼，尤其是那些曾在前线作战的极右翼分子，会成为乌克兰战后唯一拥有充分连贯的意识形态方案的政治力量？毕竟，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案在乌克兰已无处容身，而左翼力量又相当薄弱。

弗：这完全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目前来看，结果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核战争是一种可能的结局，尽管我们希望这最好不要发生。如果爆发核战争，我们今天讨论的一切都将无关紧要。当然，也可能会实现持久停火，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乌克兰极右翼的激进化程度将取决于泽连斯基政府和乌克兰经济的稳定性。如果国家机构解体，经济衰败，那么民族主义者就将拥有很好的机会来巩固他们的权力，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合法的、广为人知的且军事化程度很高的政治力量。

菲-萨：那么劳工运动的状况如何？自战争开始以来，乌克兰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罢工，尤其是在医疗行业。但很难了解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状况和能力如何？他们是否可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极右翼的崛起形成制衡？

弗：在当前形势下，工人阶级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乌克兰的劳工运动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非常薄弱了。乌克兰最后一次真正大规模的政治罢工是1993年顿巴斯矿工的大罢工。讽刺的是，当时他们的诉求是顿巴斯的自治以及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然而这次罢工实际上与原苏联企业的“红色高管”（red directors）有关，这些人在苏联瓦解后的最初几年仍然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他们利用这场罢工从政府那里争取到了一些让步。这场罢工最终导致了提前选举和政府更迭。但从那以后，乌克兰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罢工。

过去30年里，我们只看到了小规模罢工，通常局限于个别公司，最多涉及某些经济领域，而且很少带有政治色彩。此外，正是2014年“广场革命”期间未能发动政治罢工，才导致了暴力的升级，因为抗议运动无法对不愿让步的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这又给了激进民族主义者推广其暴力抗议策略的机会。

所以是的，自此次大规模入侵以来，罢工已被禁止。即便发生罢工，大概率也是非正式的。

战后会发生什么仍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争会如何结束。但根据我们的理解，劳工运动的壮大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这样工人才不会被解雇。而这又需要成功地重建乌克兰的经济。

在一些非常乐观，但不一定可能的情况下，当乌克兰士兵回来重新参与乌克兰经济之后，他们可能会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这确实在一些战争结束之后发生过，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这在今天仅仅是推测。现在看来更可能遇到的是一些更加黯淡的前景……

菲-萨：关于乌克兰左翼的状况和立场，在战争开始时，有许多文章和文字呈现了乌克兰左翼活动家的观点，并解释了一些西方左翼不支持北约提供更多武器的观点是多么的盲目。而在你的文章中，你试图对战争提出一个更具微妙差别的观点。

入侵发生以来的两年间，乌克兰左翼的立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组织的左翼，以及知识分子的立场有何变化？左翼是否对乌克兰政府及北约在冲突中的作用抱有更为批判的态度？

弗：乌克兰的左翼一直是非常多样化的。

讽刺的是，乌克兰最大的左翼政党乌克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Ukraine）支持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共产党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党……直到“广场革命”前。它在20世纪90年代是该国最受欢迎的政党。在1999年的总统选举中，乌克兰共产党的候选人获得了37%的选票。即便在“广场革命”前夕，乌克兰共产党依然赢得了13%的选票。虽然支持率有所下降，但它在议会中仍占有重要席位，并且有力地支持着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政府。“广场革命”之后，乌克兰共产党失去了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的选举根据地，因为这些地区从基辅的统治下分离了出去。该党也因乌克兰政府的“去共产主义化”政策而遭到镇压——被暂停活动，直到2022年被永久封禁，许多其他所谓的亲俄政党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1993年以来一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的彼得罗·西蒙年科（Petro Simonenko）于2022年3月逃往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他支持俄罗斯的入侵，将之视为针对“基辅政权”的反法西斯行动。俄罗斯占领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已经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合并，并参加了俄罗斯于2023年组织的地方选举，甚至进入了部分地方议会。在占领区，苏式的乌克兰工会也发生了同样的合并。这就是乌克兰大部分的所谓左翼。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规模较小、较年轻的左翼团体。他们一直对共产主义者持批判态度，而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由左翼结合得更为融洽。与共产主义者不同，他们的社会基础与中产阶级的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化的（NGO-ized）“公民社会”更为接近。在战争爆发后，他们能够通过一种身份政治的方式，更有效地将其立场传达给西方：“我们是乌克兰左翼。愚蠢且傲慢的西方左翼根本不理解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

当然，不夸张地说，这种立场从一开始就有很大问题。相比之下，乌克兰共产党在2014年有10万名党员。而这群年轻左翼即使在其发展得最好的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最多也只有1000名活跃分子和支持者，而自广场革命之后，他们的人数就一直在下降。这些左翼群体大多支持乌克兰，有不少人自愿参军，但他们无法像极右翼的军事单位那样，建立一个类似的、哪怕规模小的多的左翼军事单位。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参与了人道主义行动。

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重新审视他们对战争的立场，特别是在野蛮征兵的背景下。当大多数乌克兰人不愿参战时，很难声称这场战争仍然是某种类型的“人民战争”。他们是否愿意公开表达这一修正后的立场，还取决于他们对镇压的恐惧。在乌克兰的公共领域，发表批评战争的言论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批评大多存在于私人对话中，或在“仅朋友可见”的Facebook账号上，而且在出版物中通常只能非常谨慎地表达。

这种左翼环境也对民族主义提出了批评，因为很难忽视乌克兰在这两年间的变化，包括对俄语使用者的歧视的扩散以及政权的民族同化政策。例如，乌克兰学校不再教授俄语，即便是作为选修课，即便是在像敖德萨这样以俄语为主的城市。在敖德萨，可能有80%至90%的乌克兰族儿童用俄语与父母交谈。最近提出的一项法案可能会禁止在学校使用任何俄语，不仅是在课堂上与老师交流时，而且还包括课间休息时学生之间的私人对话。该法案已得到了教育部长的批准。

乌克兰左翼的第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我所说的在许多后苏联国家出现的“新苏维埃复兴”现象的一部分。他们通常以“圈子”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些“圈子”是原始的政治组织，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读书小组。他们在俄罗斯更受欢迎，能够创建拥有数十万订阅者的YouTube频道。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亚，这样的“圈子”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这些人从未在苏联的环境中生活过一天，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现实持批判态度，并在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找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尽管面临去共产主义化、反俄民族主义以及反共主义态度的压力，这种组织在乌克兰也依然存在并有所发展。

几乎从一开始，这些群体就反对他们的政府，采取革命失败主义的立场。人们可能会怀疑社会革命是否还有可能发生，就像一百年前在崩溃的俄罗斯帝国所属的乌克兰那样。然而，从一开始，这些群体就批评强制征兵，呼吁国际主义，并且从不试图为乌克兰政府的行动辩护。

受访者弗拉基米尔·伊先科是乌克兰的政治活动家，《Spiln`ya》杂志的编辑，柏林自由大学东欧研究所的研究员。

[1] “不断革命”（Révolution permanente (RP)）是法国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成立于2011年4月，出版同名杂志。——译注
[2] 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俄国内战期间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军队的指挥官。——译注
[3] 分别指1990年的“花岗岩革命”（由基辅的学生在十月广场发起的一场要求独立的自由主义抗议）、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广场革命”（又称“尊严革命”）。——译注
[4] 乌克兰律师、制片人、政治人物，被总统泽连斯基任命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任期从2020年2月11日开始。叶尔马克也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成员。他被称为泽连斯基的得力助手，是乌克兰“真正的权力经纪人”。——译注
[5] 全乌克兰联盟“自由”党，简称自由党，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党。——译注
[6] 国家军团党是乌克兰的一个极右翼政党，由亚速营的退伍军人创建。——译注
[7] 1929年成立于维也纳的乌克兰激进极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政治组织，起初在波兰治下的东加利西亚活动。由于其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多数历史学家将其视为法西斯主义组织。为了实现乌克兰独立，该组织针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运用了诸如暴力、恐怖主义的策略。1940年分裂，一派为安德里·梅利尼克领导的温和派，一派为斯捷潘·班德拉领导的激进派。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后，激进派在利沃夫宣布乌克兰独立，表示将与纳粹德国合作。二战后期，激进派在纳粹德国扶持下成立乌克兰反抗军，与苏军作战直至50年代。——译注

2024年12月，叙利亚局势出现重大变化。控制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Idlib）的圣战团伙先是占领了阿勒颇（Aleppo），随后又进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2024年12月7日，阿萨德政权被推翻，政权被移交给沙姆解放组织（HTS），后者是原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继承者。

在沙姆解放组织发动袭击的同时，土耳其国家及其附属的叙利亚国民军（Syrian National Army (SMO)）匪帮也袭击了叙利亚东北部自治政府（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East Syria）控制的地区。叙利亚民主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SDF)）向袭击自治政府控制区的叙利亚国民军匪帮做出了反击。冲突仍在继续，尤其是在曼比季、卡拉科扎克桥和蒂什林水坝（Manbij, Karakozak Bridge and Tishrin Dam）周围。土耳其国家的目标是占领这些地区，并对科巴尼市（Kobane）进行战略包围。我们采访了叙利亚民主军所属的“沙希德·努巴尔·奥赞扬”亚美尼亚旅（Shahid Nubar Ozanyan Armenian Brigade）”[1]的指挥员之一阿雷斯·梅尔科尼扬（Ares Melkonyan），他表示他们正在阵地上抵抗土耳其军队直接的或通过其匪帮发动的攻击。

问：我们首先要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随着阿萨德的倒台，叙利亚的一切开始迅速发展。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圣战联盟掌权后，正在与世界许多国家接触，以确保其在阿萨德之后的国际合法性。你认为沙姆解放组织在美-欧-俄三角关系[2]中将采取何种立场？

答：显然，从（夺得政权的）第一天起，沙姆解放组织就在努力改变其在公众舆论，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形象，并企图获得有助于巩固其国内影响力的国际合法性。可以预见，沙姆解放组织将亲美亲欧，并与俄罗斯及其同盟保持距离。这很自然，因为俄罗斯战略盟友阿萨德的政权被推翻后，叙利亚国内出现了新的平衡，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将随之下降，美国和欧洲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将随之上升。因此，大马士革的新统治者必将建立一个亲美亲欧的政权。

问：自沙姆解放组织掌权之日起，犹太复国主义就在一步步地占领叙利亚。它已经到了距离大马士革不到20公里的地方，而沙姆解放组织和其他圣战分子却视若无睹，宁愿与黎巴嫩发生冲突并威胁黎巴嫩。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局势？

答：的确，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的干预行动是以色列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以色列一年多之前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开始的战争的一部分。随着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被推翻，该政府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也终止了。此外，通过切断伊朗从巴格达经叙利亚领土通往贝鲁特的路线，以色列正试图扩大其势力范围，为以色列国创造更安全的环境。沙姆解放组织意识到了这一情况，但它力量太弱，无法抵御以色列的影响。过去，以色列对真主党（Hezbollah）和伊朗民兵的严酷攻击削弱了这些势力，导致阿萨德政权被推翻。现在，以色列不仅要在其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上保持永久存在，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削弱沙姆解放组织以确保自身安全。要知道，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以色列立即发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袭，彻底摧毁了叙利亚的海空防御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空军进行了800多次空袭。

当沙姆解放组织夺得政权时，它首先发表的声明之一就是不想与以色列开战，它针对的目标是伊朗和什叶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沙姆解放组织对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的所有干预行动视而不见。未来几天肯定会有一些事态发展，大马士革的新统治者将以保证以色列安全的方式行事。

当然，新政府也许不会要求以色列撤出其控制的领土，也不会承认这些领土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因为以色列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沙姆解放组织希望建立一个它尚未实现的伊斯兰教法（Sharia）国家，它还寻求与西方及美国和解。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不会大声反对目前受到的所有侵犯，而应该会顺从以色列的愿望，闭上眼睛。

“叙利亚人民的苦日子还在后头！”

问：沙姆解放组织从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发出“温和”的信息。该组织声称将对非穆斯林和阿拉维派（Alawites）采取包容态度，但公众却每天都能看到大规模屠杀、绑架和酷刑的画面，尤其是在基督徒和阿拉维派聚居区。沙姆解放组织是否以阿拉维派的身份为由，将阿萨德的所有罪行都归咎于阿拉维派？

答：事实上，言论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一回事。是的，沙姆解放组织谈论着正义和平等，但它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它已经犯下并仍在犯下的许多侵犯行为，却说明了另外一些问题。这是对基督徒和阿拉维派的犯罪。如果说这说明了什么，那就是：在沙姆解放组织中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阿拉维派代表旧政权，即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这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观念，绝对不是事实。逊尼派阿拉伯人是阿萨德政权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角色。然而，在阿萨德政权之后，沙姆解放组织需要一个“敌人”，以便建立和维持自己的政权。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等待叙利亚人民的将是艰难的日子。因为叙利亚人民是一个有着多种信仰和民族身份的群体。

问：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是否也面临类似的危险？

答：当然，侵犯、威胁或排斥叙利亚人民中的任何一员，对叙利亚的其他成员和阶层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问：你们“努巴尔·奥赞扬”亚美尼亚旅在战斗中的情况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来说，前线或战场的冲突进程如何？你能告诉我们吗？

答：我们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存在，并以最高水平履行军事职责。我们正与其他部门和叙利亚民主军一起，为反对土耳其对我们地区的日常威胁和攻击而作战。此外，我们还在幼发拉底河地区部署了一些同志，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我们的部队已部署到位，以应对土耳其占领当局的可能袭击，特别是对科巴尼市的袭击。

“北部和东部叙利亚自治区正受到威胁！”

问：作为一支旅级部队，你们对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阿拉维派以及其他民族和信仰的人们有什么呼吁吗？

答：首先，我们呼吁我们各族人民与军队[3]站在一起，抵制土耳其支持的雇佣军发动的袭击，特别是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并支持军队反对土耳其当局旨在破坏这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计划。我们还向所有叙利亚人发出信息，呼吁他们与叙利亚人民的所有群体团结起来，创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叙利亚。我们呼吁达成谅解，保护所有叙利亚人的权利，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摒弃任何单一色彩的统治，转而代表所有光谱和色彩的叙利亚人。

问：你想对叙利亚境外的亚美尼亚人和敏感的公众舆论说些什么？

答：我们呼吁亚美尼亚人民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继续支持叙利亚人民。因为叙利亚尚未恢复，仍然处于危险之中。特别是我们的地区，北部和东部叙利亚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 of Northern and Eastern Syria）仍然受到威胁。土耳其国家及其匪帮的攻击仍在继续。有了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有了全世界自由人民的支持，有了他们与我们的团结，我们人民的儿女将能够获得解放，摆脱一切危险。

问：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

答：我们向你表示感谢。

[1] 该旅同时是土耳其共产党/马列（Communist Party of Turkey/Marxist–Leninist）领导下的土耳其工农解放军（Liberation Army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of Turkey (TIKKO)）的一部分。该旅以出生于土耳其的亚美尼亚革命者沙希德·努巴尔·奥赞扬的名字命名。2017年，担任土耳其工农解放军指挥员的奥赞扬在拉卡战役中牺牲。——译注
[2] 原文为“美-美-俄三角关系”（US-US-Russia triangle），疑似有误。已结合下文内容修改为“美-欧-俄三角关系”。——译注
[3] 这里指的应当是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民主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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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德夫吉同志访谈

（2021年6月5日）

在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成立20周年之际，《人民前进》（People’s March）在一个游击区采访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军事委员会（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负责人德夫吉同志（Com Devji）。他详细谈论了人民解放游击军的相关问题和目标、胜利和失败以及未来进程。

问：向德夫吉同志致以红色的敬礼！先给我们说说现在的情况吧。

答：致以红色的敬礼！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决定在2020 年 12 月 2 日起的一年内庆祝人民解放游击军成立20周年。感谢《人民前进》让我有机会讲述我们光荣的人民解放游击军。

问：您如何定义人民解放游击军？

答：我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卡尔·马克思曾说革命将是暴力的。我们党认为，只有摧毁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打倒由帝国主义者、买办官僚资本家和封建地主构成的的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属于被压迫的阶级、社会阶层和民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即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新国家，才能解决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导致的全国人民的根本问题。人民解放游击军继承了纳萨尔巴里（Naxalbari）革命农民起义以及坎克沙（Kanksha）、索纳普尔（Sonarpur）、斯里卡库兰（Srikakulam）、伯布姆（Bhirbhum）、拉欣布尔-凯里（Lakhimpur-Kheri）等地斗争的光荣传统。

在上述斗争之后的几十年中，在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统一的军事形式的斗争发展了起来。人民军队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了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形式。它是党手中的三大武器之一。人民解放游击军是一支为我国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级、被压迫社会阶层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而工作的政治军队。人民解放游击军将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PLA）。它通过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在农村建立解放区，并将最终包围城市，在全国建立人民政权。现在，在全国有革命运动的17个邦中，有13个邦存在着不同发展程度的游击组织。在阶级斗争和游击战争激烈、实践中处理政权问题的地方，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发展程度较高。

问：人民解放游击军在印度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我们可以从印度社会的具体特点来理解人民解放游击军在印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我国72年的形式独立或虚假独立，并没有解决各被压迫阶级、社会阶层和民族的根本问题。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全体劳动群众受到了严重的剥削和残酷的压迫。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被抛上街头。近一半的农村人口没有土地。85%的有地农民属于每户土地不到5亩的贫下中农。在过去35年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中，我国有超过30万农民自杀。贫困正在急剧上升。我国的学生和青年对失业率上升感到沮丧。由于莫迪政府偏袒帝国主义者及其在我国的买办分子的挑衅政策，中小微企业遭受重创。被压迫的阶层越来越多地受到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政策的攻击。针对妇女的暴行日益增多。对达利特人（贱民种姓）的不人道和无耻的袭击也在增加。数以百万计的部落民和农民被法西斯国家从他们过去几个世纪一直耕种的土地上赶走。所有被压迫民族都处于印度扩张主义者的铁蹄之下，后者正在压制前者争取自决权的正义斗争。

问：法西斯国家通过他们雇佣的中央和各邦军队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攻势，请告诉我们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最近20年来的反击经验。

答：印度国家一直遵循美帝国主义的“低烈度冲突”政策，试图消灭我国的革命运动。它不断地发动着针对革命运动（即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的反革命攻势，以便彻底破坏他们的革命成果。各种反游击武装纷纷组建，包括县级的县预备役警卫队（DRG）、县义务队（DVF）、县武装队（DF），邦级的灰狗（Greyhounds）、C-60、鹰部队（Hawk Force）、特别工作队（STF）、SOG、猎豹（Jaguar）和霹雳（Thunderbolt）以及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眼镜蛇部队（COBRA of the CRPF），再加上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BSF、ITBP、SSB、CISF 和中央预备营（Central Reserved Battalions）等其他准军事部队，合计超过60万人。在这些部队之外，统治阶级在2020年还变相地部署了印度军队的特种部队。人民解放游击军能够在群众的支持下英勇地反击这些武装。20年间，有4520名同志为推进印度人民战争而献身。我军还在存在革命运动的各邦反击了白色民兵武装，如扬·贾加兰（Jan Jagaran）、森德拉（Sendra）、和平委员会（Peace Committee）、哈马德·瓦希尼（Harmad Vahini）和萨尔瓦·居杜（Salwa Judum）。所有这些反革命攻势在消灭国内的革命运动方面都变得徒劳无功。之后，印度统治阶级再次发起了一场全印度的攻势，这场攻势始于2009年，以绿色狩猎行动（Operation Green Hunt，OGH）的名义开始。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并在人民的积极参与下，人民解放游击军胜利地反击了敌人的这些野蛮进攻。在人民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的英勇抵抗下，中央和各邦政府的反革命绿色狩猎行动再次失败。随着我国几个地区的游击战的加剧，统治阶级需要另一次反革命攻势。作为全世界经济危机结果的一部分，帝国主义一心想进一步掠夺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的自然资源。买办统治者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签订了数百项协议。在印共（毛）的指导下，全国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强，人民解放游击军的英勇战斗挡住了剥削阶级的道路。为了消灭革命运动，他们在 2017 年开始了多管齐下的反革命战略“SAMADHAN”攻势。人民知道，他们必须摧毁这个罪恶的社会制度，并建立自己新的国家政权。人民与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站在一起。这就是人民的真正力量，这就是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的真正力量。

问：请向我们解释一下人民解放游击军的胜利和失败。

答：人民解放游击军的胜利建立在党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基础上。我们的路线经历了持久人民战争的检验和锻造。根据党的路线，人民解放游击军高度重视建设群众基础，在战争中尽最大可能消灭敌军和保存革命力量。夺取国家政权是革命的中心任务，需要武力。在人民解放游击军强力反击敌军的一些农村地区，我们摧毁了地方当局，并建立起人民的国家政权机关。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胜利。

我们正在通过创造性地应用持久人民战争的理论来发展人民解放游击军，并将其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我们通过政治和组织工作，扩大和加强游击战争和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不断努力积累我们的主观力量和我们的战斗力，扩大革命运动的区域。在这一过程中，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们发动了几次具有运动战特点的大型游击行动。我们通过伏击战歼灭了数量相对较多的敌军，比如在DK和BJ的穆卡拉姆（Mukram）和卡哈拉（Kajara）等。一次我们歼灭了敌军的一个排，另一次我们歼灭了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一个连。几乎在所有这些重大战斗中，我们人民军队都从敌军手中夺取了大量武器并武装了自己。在这些大型游击战中，出现了运动战的一些特点。在过去的20年里，人民解放游击军击毙了中央和各邦武装部队的3058人，打伤了3604 人，并从他们那里缴获了3240件武器和154247发弹药（最新数字）。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暂时遏制了这些雇佣军的好战性。2020年3月的米纳帕（Minapa）伏击战对人民解放游击军来说是一次新的更高水平的经验，当时敌军包括一支伪装成中央和各邦部队的特种部队。这是另一个重大的胜利。

武器装备在任何战争中都是一个重要因素，人民解放游击军也在发展军事装备。2018年3月牺牲的阿文德同志（Com. Arvind）即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会成员德夫·辛格同志（Com. Dev Singh），在游击军的帮助下自制了简易炸药，这一行动堪称典范。他在比哈尔邦-贾坎德邦的游击区进行了化学品试验，并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播到所有地区。尽管国家在绿色狩猎行动以来包围了革命运动的所有主要地区，剥夺了民用和军用供应，并且正在攻击人民、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但我们正在准备几种基于当地资源的简易武器和爆炸材料，以进行游击战战争。尽管面对国家的严厉封锁，人民解放游击军仍然能够通过人民获得战争的物质资料。这是人民战争的又一成就。上面这些就是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的主要胜利。我们相信，在这些正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反击敌人一切数量的法西斯进攻。

接下来谈谈主要的失败。一旦忽视游击战规律的运用，人民解放游击军就会遭遇失败。人民解放游击军未能通过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来保护其实力，这是失败的地方。在敌人对全国几个地区的重大进攻中，我们失去了许多干部。2011年以来，我们主要遭受了损失。这些损失又带来了其他负面影响。战士的招募受到了影响，少数干部失去信心，软弱分子向敌人投降，有的甚至成为叛徒。我们正在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这些情况，并试图纠正我们实践中的错误。我们一定会克服我们的弱点和缺点。但我们并没有被失败吓倒。人民战争必定胜利，人民军队必定胜利。

问：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如何与人民相结合的？

答：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唯一利益是为人民服务，与敌人作战，以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人民军队不遗余力地宣传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大剥削阶级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敌人，唤起人民参与革命政治，动员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组织他们争取摆脱剥削和压迫的解放，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印共（毛）创造性地将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同志所总结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规律和任务，应用于我国的具体条件。党不仅尊重人民和人民的文化，而且广泛参与人民的文化活动。党严格遵循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党以多种方式为人民服务。党为人民提供医疗保健。党参与人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党帮助人民收集森林里的产品。它赢得了人民的极大爱戴和热情。人民送他们亲爱的年轻儿女去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以此承担他们加强人民战争和推进人民战争的责任。人民与人民解放游击军非常亲密，毫不避讳批评其错误。因此，人民解放游击军正在而且仍将继续被锻造为一支真正强大的人民军队。在这个过程中，它加强了党和统一战线。

问：我们看到了关于人民解放游击军女干部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你们是如何实现这一发展的？

答：妇女是社会中最受压迫的社会群体。她们是社会的一半。她们拥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领导了反对包括反父权制在内的敌人的许多阶级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带来了变化。我们党在党、人民解放游击军、统一阵线组织三条战线中的干部中大力根除父权的价值观，发掘女干部的力量和创造力。在我国，妇女约占人民解放游击军各部队的20%至50%，这一事实反映了她们的愿望。我们的任务是把她们培养成各条战线不同层面的领导干部。

问：人民解放游击军在军事行动中的政策是什么？

答：党制定了以阶级路线-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军事行动政策。人民解放游击军围绕这一政策开展行动。剥削、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主要由被压迫群众组成。因此，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呼吁武装部队将武器对准他们的主人而不是人民。人民解放游击军还一再呼吁他们退出。人民解放游击军不会消灭投降的敌方人员。它为受伤的敌方人员提供治疗。但每当敌军对人民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干部进行野蛮袭击时，我们都会进行猛烈的反击。它还会消灭顽固的向警察告密者和阶级敌人。党的政治和组织任务之一，就是像对待任何被压迫阶级、阶层一样，对敌军开展组织工作。对违反军事政策的人员，党委将采取纪律措施。

问：人民解放游击军与其他国家的毛主义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联系吗？

答：我们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与在意识形态上和我们党一致的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有思想上的联系。多年前，人民解放游击军曾对尼泊尔的人民解放军干部进行过培训。我们党支持我国东北地区武装组织（North East armed organisations）的斗争。我们正在研究菲律宾、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等地人民战争和其他类似武装斗争的经验。印度人民解放游击军与菲律宾新人民军（NPA）和土耳其共产党（马列）（TKP (ML)）领导的游击武装土耳其工农解放军（TIKKO），在思想上携手并进。

问：您还有什么信息想告诉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

答：全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必须学习持久人民战争的理论和规律，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和越南的持久人民战争以及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的持久人民战争的经验，从中学习，增进认识，提高人民战争中的积极性和效率。党委和军事指挥部必须高度重视在具体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毛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理论的规律。他们还要学习我国革命运动在过去50年中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人民解放游击军成立20年来游击战争的经验，掌握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军事工作，重新获得和积累力量，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将持久人民战争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暂时的挫折，为取得伟大胜利铺平道路。被压迫的阶级、社会阶层和民族的人民必须了解我们党的宗旨和目标，了解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团结于真正的民主统一战线，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这是解放我国13亿广大群众的唯一道路。

• 来源：支持印度人民战争国际委员会网站

https://icspwindia.wordpress.com/2021/06/05/there-is-nothing-for-the-people-without-the-peoples-army-central-military-commission-of-cpi-maoist-comrade-devji-peoples-march/

• 翻译：乐一

校对：索洛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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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纪念以色列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海报（2019年）

就近期暴力活动升级[1]的问题，以色列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的领导成员、争取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Hadash）及“联合名单”（Joint List）的国会议员奥弗·卡希夫（Ofer Cassif）同《雅各宾》杂志[2]的丽娜·达拉莎（Leena Dallasheh）进行了对话。卡希夫指出，暴力升级同以色列当前的政治僵局与内塔尼亚胡继续维持对国家掌控的企图有直接关系。他详细阐述了以色列共产党对结束冲突的愿景，并强调：要想缔造一个能支持难民回归权和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平等权利的公平解决方案，结束占领是要迈出的第一步。《雅各宾》杂志于2021年5月27日发表了采访内容，以下是访谈摘录。

译注：[1]2021年5月10日至起，以色列和加沙地带武装组织之间爆发严重冲突，造成以方12人死亡、300余人受伤，巴方232人死亡、1900余人受伤。双方于5月21日开始停火。

[2]美国左翼杂志。下文《雅各宾》杂志简称“雅”，奥弗·卡希夫简称“卡”。

雅：您能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自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以来的局势吗？

卡：只要占领还在持续，停火就改变不了什么东西。当然，对于遭受着最近流血冲突的平民来说还是改变了很多的，但就总体局势而言，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停火并不意味着以色列政府，特别是内塔尼亚胡和他手底下的匪帮准备做出任何改变——如果他真的想要做出什么改变的话，我只怕事情还会变得更糟。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特别是当你进入以色列占领下的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南部，或者是其他的占领区，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紧张和焦灼。在这些地区，停火前后就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图：以色列国会议员奥弗·卡希夫前往以色列占领下的东耶路撒冷访问居住在谢赫杰拉[3]（Sheikh Jarrah）巴勒斯坦社区的家庭，《这就是道路》[4]周刊摄于2021年4月23日

译注：[3]谢赫杰拉是一个位于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巴勒斯坦混合定居点，是本次巴以冲突的直接导火索。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前此地即已成为两民族的混合定居点，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作为对以色列武力驱逐在以定居的巴勒斯坦人的报复，约旦武力驱逐了居住于此的犹太人。1956年经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近东救济工程处）批准，约旦将28户来自海法等地的巴勒斯坦难民安置于此，但由于各种原因，直至1967年以色列完全占据东耶路撒冷时，该28户巴勒斯坦家庭依然没有获得法理地契，处于无产权状态。本次巴以冲突中，以色列驱逐这些巴勒斯坦家庭成为了整场冲突的导火索。

[4]《这就是道路》周刊，即Zo HaDerech (“This is the Way”)，是以色列共产党的希伯来语左翼周刊。该周刊以希伯来语写作新闻、评论和专栏周刊为特色，主要介绍全球的工人运动、阿拉伯社会的风土人情，并在结束占领以及工运、女权等问题上同右翼统治集团开展论战。

雅：您前几天发推特说：“内塔尼亚胡四处煽风点火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我们得在一切地方用一切语言说这个事。”实际上，这正和我想问您的最近一轮暴力升级的问题有关。正如您所说，在长期的历史视角下这种升级是自然合理的，但若聚焦在最近一轮升级的这个时间点上，这似乎也与以色列内部的政治僵局有关，即内塔尼亚胡未能组建政府，他的力量非常薄弱。您能详细的阐述一下当前的这部分冲突么？

卡：内塔尼亚胡就是个煽风点火的神经病。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说的人——甚至那些和我政治派别不同的人也同意这么说。只要占领持续一天，停火就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5]（他根本算不上什么左翼）两周前警告说，内塔尼亚胡为了保住他的权力，准备“点一把火”，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地区，他实际上是在暴力升级前两三天说的。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参谋长丹·哈卢茨[6]（Dan Halutz）（他显而易见不是左翼）也说了一些相似的话。昨天或者是前天，《以色列晚报》[7]（Maariv）上有一篇文章称，内塔尼亚胡自己的利库德党内部都有人说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想要让紧张局势持续升级，还说内塔尼亚胡相信，如果要举行第五轮大选，他肯定能从这场冲突中捞到更多的席位。

译注：[5]埃胡德·奥尔默特在2006年至2009年间任以色列总理，其2005年与前总理沙龙退出利库德党组建前进党，该党总体上是一个中右翼政党，推行温和的锡安主义。奥尔默特执政奉行沙龙主义路线，主张从占领区撤离。在他下台后，以色列即开启长达十余年的内塔尼亚胡时代。）

[6]丹·哈卢茨在2005年至2007年间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以色列国防空军司令，他于1966年开始于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曾策划指挥了2006年的针对平民的贝鲁特大空袭，称“真主党每朝海法发射一枚导弹，我们就摧毁贝鲁特的一座建筑”，是一个典型的鹰派司令官和战争狂人。

[7]以色列第二大报刊，于1948年创刊，长期秉持中间偏右的意识形态。2011年由于投资人严重拖欠工资，该报工人成功组织抗议活动结束了财团控制该报的历史。2012年该报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内塔尼亚胡，意识形态上有所转变。

我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就像我说的，内塔尼亚胡是一个煽风点火的神经病，精神病患者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他们不关心任何人。内塔尼亚胡只想继续掌权——这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他不想因腐败指控而入狱[8]。

译注：[8]腐败问题是以色列政界军界进入21世纪以后的老大难问题。上文所提的埃胡德·奥尔默特因腐败入狱直至2017年才获释，丹·哈卢茨也长期受到腐败指控。

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指控包括与企业进行利益交换、收受价值巨大的礼物等。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如果内塔尼亚胡罪名成立，他因受贿罪可被判最高10年监禁，因欺诈罪和违背公众信任罪可总共被判最高3年监禁。[新华社2020年5月25日耶路撒冷电]

再次强调，我们不应忽视此次暴力升级的开始与内塔尼亚胡失去执政权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内塔尼亚胡可能会输给竞争对手亚伊尔·拉皮德[9]（Yair Lapid）。事实上内塔尼亚胡为筹划这种暴力升级已经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2019年，他命令警察在大马士革门[10]设置围栏，他知道这样做会引发许多争议，因为大马士革门是许多巴勒斯坦年轻人在斋戒之后聚集的传统场所。他就这么下令修围栏，然后引起争议——他就是故意这么做的。

译注：[9]以色列“拥有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当地时间2021年6月11日与其他7个党派签署最终联合执政协议，为这一执政联盟在13日通过议会投票、结束已执政12年的内塔尼亚胡政府铺平了道路。根据协议，以色列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将首先出任总理一职至2023年，此后由拉皮德接任总理一职至2025年11月。[央视新闻]

[10]事实上，大马士革门近年来一直是以色列政府镇压巴勒斯坦人的重要场所，由于大马士革门是巴勒斯坦人的传统聚集区，也是本地的一个伊斯兰宗教中心，多年来以色列政府和军方都尝试找各种理由和借口驱逐甚至血腥攻击巴勒斯坦人。在本次巴以冲突中，内塔尼亚胡也组织了极右翼游行专门打击在大马士革门活动的巴勒斯坦人。

在谢赫杰拉也长期存在着种族清洗政策（不只是此地有种族清洗）。在暴力升级的前几天，这种种族清洗事实上已经到了极为残酷的程度。

有人说极右翼的以色列国会议员和（犹太）定居点领袖伊塔马尔·本·格维尔[11]（Itamar Ben-Gvir）应对在谢赫杰拉煽动暴力负责，但我认为内塔尼亚胡应对此负责。对我来说，本·格维尔只是一个代理人。本·格维尔的确是跑到了谢赫杰拉的巴勒斯坦社群中，在那些主人即将被驱逐、即将授予犹太人的房产前安置他的办公室，但我认为内塔尼亚胡的所作所为就是把“火柴”交给了本·格维尔，让他去煽风点火。在哈马斯发射导弹的前两天，内塔尼亚胡还告诉本·格维尔：“快离开谢赫·杰拉，因为你要是不离开的话，哈马斯就要朝耶路撒冷发射火箭弹了。”

译注：[11]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是著名以色列锡安种族主义者，其早年频繁接触锡安恐怖主义卡汉主义及其组织，该主义主张完全驱逐阿拉伯人，并通过战争建立一个国土从尼罗河到两河流域的犹太国。本·格维尔于2019年发表社评，声称“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全都是不忠的，必须全部驱逐”，此人极为崇拜恐怖分子巴鲁克·戈尔茨坦，后者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希伯伦惨案，当时他闯入清真寺向正在礼拜的穆斯林开火，导致29人死亡，125人不同程度受伤。2021年本·格维尔组建极右翼政党锡安主义宗教党，获得以色列国会议席，正式迈入政坛。

雅：您已经提到这一点了，那么就本·格维尔及其同伙领导的定居者运动正在1948年（巴勒斯坦一方的）边界内扩张这一问题，您是否能做更多的补充？

卡：多年以来——一次又一次地，特别是在内塔尼亚胡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者自称所谓“土地之主”。他们把自己看成是这片土地的领主，好像可以无法无天了。在这些占领区里，他们射杀巴勒斯坦人，烧毁他们的田地，砍伐他们的树木，他们扔石头砸死或者直接开枪杀死巴勒斯坦人——同时法律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

一次又一次地，这种殖民主义立场也开始反噬以色列自身了。那些狂热者做了我说的那些事却受不到任何惩罚，总理先生一直把他们看作是“先驱”“英雄”。最终，他们也把这种暴力的枪口对准了犹太人。我的朋友，拉比阿里克·阿舍尔曼[12]（Rabbi Arik Ascherman），也遭到了（犹太）定居者们的恶毒攻击。既然他们能被允许攻击巴勒斯坦人，那怎么可能保证不会对人权活动家做同样的事呢，哪怕他都不是个巴勒斯坦人——或者说，哪怕他就是个犹太人呢。

译注：[12]阿里克·阿舍尔曼是犹太人，是一名改革派拉比（犹太教神职人员），他从1995年以后参与“人权拉比”（Rabbis for Human Rights）组织，并于2012-2017年担任该大会主席，“人权拉比”组织是一个由部分犹太拉比组成的公益组织，主张保护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反对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政策和暴力活动。2017年后他创立了“正义律法”（TORAH OF JUSTICE）组织并担任主席至今。2021年4月7日，阿里克在约旦河西岸遭到犹太定居者的袭击，伤重送医，这段袭击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事实上，阿里克近年来经常受到极端锡安主义者的袭击。

这些定居者在所谓的“混居城市”[13]——比如阿卡、雅法、海法、卢德——搭建他们的“巢穴”，而他们这么做根本就不是为了在那里生活或者同他们的巴勒斯坦邻居构建好的关系，他们去那里就是为了取代那些原住民邻居们，所以说那里永远都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译注：[13]“混居城市”一般指的是阿卡、雅法、海法、卢德、拉姆拉五个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其中根据1948年边界，拉姆拉应当是巴勒斯坦城市。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定义“混居城市”为犹太人占绝对多数，阿拉伯人占少数的城市，这样一来加利利地区的上拿撒勒和马阿洛特塔希哈也都可以算为“混居城市”。

像卢德、雅法和阿卡这种地方本身就是冲突的种子，他们只是等待着正确的时机。由于这种占领，以及总理的政策，这种3K党一样的氛围也渗透进了以色列内部。内塔尼亚胡说他永远不会允许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制造“宗教屠杀”[14]（pogrom），但他从未对犹太人对阿拉伯人处以私刑（lynch）的行为提出反对，甚至是对此事只字不提。这也暗示了犹太人完全可以对阿拉伯人处以私刑（lynching）。

译注：[14]“pogrom”原意即是指针对犹太人，犹太教徒的大屠杀，带有极强的种族主义色彩。

以色列共产党编者按：在希伯来语俚语或者那些用英语来说话、写作的以色列人那里，“lynch”和“lynching”这两个术语用于表示一种针对“他者”族裔或民族集体的，针对一个人或一群其他族裔进行的，自发性或巧合性的暴力活动，这有可能导致重伤与死亡，但也不一定会如此。此处使用这两个词，不应该被理解成美国南北内战后南方常见的针对黑人的那种法外吊死、勒死或者分尸行为。

卡：我希望非常清楚地强调，针对平民的暴力活动是我和我的伙伴们所完全拒绝的，无论是巴勒斯坦人攻击犹太人还是犹太人攻击巴勒斯坦人都是如此。我们与3K党那样的私刑氛围做对抗，这种氛围已经由于占领，特别是总理的政策渗入了以色列内部。我们反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不代表我们就支持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反之亦是如此。

雅：你多次提到以色列的殖民体系。在此体系下，你如何看待你们与“联合名单”（Joint List）[15]的政治方案？

译注：[15]该联盟成立于2015年1月23日，由“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哈达什。以色列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阿拉伯复兴运动”（塔阿勒）、“联合阿拉伯名单”（拉阿姆）和“民族民主联盟”（巴拉德）四党组成。该联盟在2015年选举中赢得了 13 个席位，但内部斗争导致其在 2019 年 4 月的选举中分崩离析。然而，在接下来的两次选举（2019 年 9 月和 2020 年）中，四党决定再次联合竞选，分别获得 13 和 15 个席位。该联盟在意识形态上是多样的，包括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卡：目前最重要的是彻底归还在1967年所占领的领土。这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就像是身体里的肿瘤。在过去两周内我们经历的许多事情都是由这次占领所带来的副产物。以色列的殖民体系必须被尽快摧毁。在这里我谴责国际社会多年以来对这种情况失声罔顾。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对目前局势的持续恶化和流血事件负责，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措施来结束这场冲突。

这场分裂并不在于犹太人和在以巴勒斯坦人之间，相反是在那些支持犹太霸权和支持平等与民主的人之间。我所做的斗争并非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而是反对那些使以色列变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的政策。首先应彻底结束1967年的占领，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独立主权国家。此外，对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也必须要有个公正的解决方案，并接受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故乡的权利的决策等。这是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告诉以色列——不管它会以什么新名字命名——它必须变成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公民之间不因种族、国籍、宗教或其他方面而有所不同。当世界上如此多的领导人和国家称以色列为民主国家时，我感到震惊。每个人都知道，现代民主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之上的，那就是平等。

我们也许会因平等究竟是什么或是其包含的东西的不同而意见相左。作为共产主义者，我当然认为其深层含义必须包含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但现代民主制度最起码要有民事平等，而以色列甚至连这都没有。

雅：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你说的一些地方有所矛盾，因为一方面你列举了殖民体系并强调了这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相似之处。但在另一方面，你似乎维护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和以色列共产党的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16]，但许多人争论这已不再可行。你对此有何回应?

译注：[16]两国方案，即为两个民族建立两个国家以解决以巴冲突的方案。

卡：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尤其是在过去几年。对此我想说两点。首先，在立场上，我们支持两国方案，因为巴勒斯坦人民从来没拥有过民族自决，并且我们相信人民自决是与列宁留下的共产主义传统相符合的（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之前）。我们也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应当拥有民族自决权和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例如，在列宁时期，有一场关于乌克兰人民自决的辩论，而列宁支持乌克兰自决。他解释说，为了减少处于战争状态的人民之间的敌意，人民自决和民族自由是必须的。在人民之间存在敌意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且这也是我们所说：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不仅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联盟的一部分，而且是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的一种手段。

这是我们支持两国方案的两个原因（当然，我们也支持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权利）。我们支持的两国方案是基于这两项原则：民族自决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别忘了，巴勒斯坦人是原住民。

现在，我不认为党内有人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一国方案。但我们都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国方案将造就一个种族隔离国家。它不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因为权力掌握在多数民族即犹太人手中。

我们必须为争取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与反对日益残酷的占领而斗争。并且我们也必须为实现以色列国内严肃而意义深远的平等而斗争。

• 来源：以色列共产党网站

http://maki.org.il/en/?p=27837

• 翻译：高君宇、月白

校对：阳阳

This is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2021年5月25日）

本文是爱尔兰社会主义共和党（Irish Republican Socialist Party）的一位活动家对两位越南共产主义者的采访记录。

首先，我想热情地向我们的越南同志们问好。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同意参加这次采访。我很感谢他们花时间教给我们如下这些知识。在爱尔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人对我们国外同志们的事情很感兴趣，也很想在他们的帮助下，从世界各地获得一些独特的视角。这些研究事物的新角度常常会挑战已有的认识。这是一个良性的过程。我们越是拓展我们的视野，越是与国外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向他们学习，我们就越是有能力在国内发展自己的政治。

我想再次表达对这两位越南同志的感谢和尊重，因为我们的这些对话很有价值。他们一同回答我的提问——可以理解，这是保持匿名的一种方法。

1、你们好。首先，我想稍微了解一下你们生活的地区。

我们生活在越南南部。这里的历史和文化很复杂。你们大概已经知道，在日本人被赶出越南后，美国猪猡们和法国人一道对抗我们。为了让越南人民错误地以为越南是自治的，他们在越南的南半部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这里的文化建立在中国的文化、语言、民俗和建筑等的基础上。农历新年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例子。人们庆祝新年的方式也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同时许多建筑也是中国式的。大多数人都信佛——这是从中国舶来的宗教。

然而，仅仅指出如下事实——越南南部生活着超过300万天主教徒——也就足以展示天主教的影响力了。越南南部的天主教是法国人在殖民时期输入的，而许多天主教堂最初也是法国人建的。在胡志明市，有一座“圣母院”（Notre Dame Cathedral）——显然，这是法国殖民时期由法国人建造的。另一个例子是粉色的“耶稣圣心堂”（Tan Dinh Church），它也是法国人于150年前在殖民时期建造的。

2、你们认为越南目前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什么位置？越南与当代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国际舞台上，越南打着“现代化”的幌子，已经几乎把自己完全出卖给了外国投资者。根据“越南资讯网”[1]（Vietnam Briefing），外国直接投资部门（FDI sector）占2020年出口总额的72%、进口总额的63%。另外，在2020年1至11月，外国投资者共向越南投资了170亿美元。虽然越南宣称他们这是在积极践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实际上却实行着与买办资产阶级彻底合作的政策，并公开邀请他们来越南投资。

（译注：[1]该网站主要提供关于越南的商业信息。）

3、给我讲讲越南的经济吧。

虽然越南政府称他们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社会主义”，但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明白市场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共存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完全不能兼容的。不仅如此，不管西方左派怎么为它辩护，越南已在更大规模地开展私有化。我稍后再展开讲这一点。但直到2020年之前，独立的工会还是完全非法的[2]，而劳工组织者都会被逮捕。政府这么做是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向越南投资：他们害怕允许组建独立的工会将会吓跑这些投资者。如果你的经济总体上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你就不能称它为社会主义；更重要是的是，如果你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置于本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之上，就更不能称为社会主义。

（译注：[2]越南于2020年初修订了劳动法，允许工人组建、加入独立的工会。）

4、给我讲讲你们国家的阶级关系现状吧。

越南社会的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一样的。越南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剥削关系，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被大肆榨取，同时在城市地区存在着日益壮大的小资产阶级。很多越南工人对自己不得不在外企工作叫苦不迭。据估计，在外企工作的越南无产者中，最高工资不超过每小时50美分（即半美元）。不仅如此，2020年越南的最低工资只有160万越南盾，约合68美元[3]。

（译注：[3]指的是月工资。）

5、最近，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你们对这个党、对它治理越南的工作看法如何？

虽然越南政府也做了点好事——比如反腐败——但越南最近的十三大表明越南完全不想回归社会主义。他们列出的目标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国家现代化”，而极少关注越南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越南不断向外国猪猡们开放市场，而十三大只是更加表明了他们渴望与外国企业和资产阶级合作。

6、马克思主义者在越南面临着怎样的特殊政治挑战？

我们在越南面临的挑战就是：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被消灭。如果我们想抗议什么事情——即便是从马列主义的角度抗议——我们都会被指控为“滥用民主权利，企图颠覆国家”。

7、越南人民公开批评政府是否容易？政府会如何接纳这些批评？

不，公开批评政府并不容易。就像我刚说的一样，绝大多数批评都被解释成“滥用民主权利”。2006年，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劳工组织者们被全部逮捕，而仅2个月后，他们的组织“越南联合工农组织”（United Workers and Farmers Organization of Vietnam）就被彻底消灭。

8、现在外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是史上最多的。你们认为，为什么外国公司把越南视为如此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

外国投资者把越南视作如此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是因为越南共产党非常愿意向他们的利益低头。直到今年早些时候，组建工人自己的工会还是完全非法的，因此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允许资产阶级仅给越南工人以最低的工资，以使工人再活一天。

9、越南的劳工状况如何？

越南的劳工状况纸面上看是好的，但实际上是极差的。工人不断抱怨、抗议，然而越南政府很早就向帝国主义猪猡们的利益投降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呼声不管不顾。2006年，“越南联合工农组织”成立了，然而仅仅2个月内，所有创建者都被冠以“滥用民主权利，企图侵害国家利益”的反国家罪名而被捕。直到2020年，组织独立的工会还是完全非法的，越南官方对此的借口是“这会吓走外国投资者”。直到最近，工人们通过参与许多野猫罢工，才获取了进行独立的工会活动的权利。越南官方相信，如果让这种野猫罢工[4]持续下去，将会损害国家利益。

（译注：[4]没有工会领导的、劳动者自发的、无组织的罢工，称作“野猫罢工”。）

10、越南是否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如果有，政府是否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越南有很严重的贫困问题。2016年的最新估计表明，越南的贫困率在6%左右。越南人口是1亿，那么6%也就是600万人。高一点的估计是在900万到1000万人之间。这不比美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好——美国的贫困人口是3000万。而要知道，美国总人口是越南的4倍。

11、有很多关于越南存在“血汗工厂”的指控。这些指控是真的吗？

是的，越南是有血汗工厂。离我这儿15分钟路程，就有一家血汗工厂，生产的是迷彩帽，供美国的校办商店销售。（原作者注：这个例子是其中一个同志给出的，不适用于另一个同志。）在我之前的回答中也提过，有很多血汗工厂的工人抱怨连天，但是为了照顾外国猪猡的利益，他们的呼声截至目前也还是被忽视的。

12、你们认为爱尔兰和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什么共通之处？

爱尔兰和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共通之处就在于两国都曾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糟蹋得一团糟，并且两国都曾被分割以便他们尽量保存一点点土地。越南的情况是：南半边曾是一个服务于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虽然南半边看似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被西方完全控制。爱尔兰的情况是：北半边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帝国主义直接管辖和建立傀儡政府为他们服务，两者基本没有什么实际区别。

13、你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简单讲讲越南历史吗？

几千年来，越南成功抵御了外国入侵者，例如封建主义中国；甚至连当时几乎无人能敌的蒙古人也没能征服越南。1885年，法国在中法战争中成功击败了中国，于是不久之后就占领了越南、老挝、柬埔寨，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不久之后，法国被纳粹征服，这使法国对越南的控制变得十分脆弱。日本人趁虚而入，占领了越南，他们在越南又待了5年。在这段时间里，胡志明同志回到了越南，组织越南人民开展民族解放斗争。他应用了他在苏联和中国学到的知识，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Vietnam Independence League，Vietminh）。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共产主义者们抗击日寇。而日本在二战中被击败后，把他们从越南清理出去就变得易如反掌，因为他们（日本侵略者）的统治被削弱了。

1946年，法国人回到了越南，企图夺回他们的殖民地。和法国殖民者打了8年的仗之后，1954年，越南最终击败了法国。法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正式撤离越南。然而，独立与自由之战仍未结束。在法国人撤离之后，一个傀儡政权在南部建立，它承诺以后会有民主选举来统一全国。然而，美国明白如果真的进行这种选举，越南群众将会选择共产主义。于是，根据肯尼迪总统的“多米诺效应”理论，美国不允许进行民主选举，并积极镇压越南民心所向的统一运动。

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预在东京湾事件[5]后猛增。美国宣称该事件是对美国海军“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毫无征兆”的袭击。虽然船上的人最后向约翰逊总统坦白承认实际上没有发生袭击，约翰逊还是推进了战争，最终超过20万美军被派往越南，这标志着战争的开始。越南人民应用了毛的持久人民战争理论对付美国，成功开展了持续约16年的斗争。在1975年4月30日，越南人民军把坦克开进了南越总统府，正式结束了战争。

（译注：[5]北部湾，越南称东京湾。）

美国意识到在这片不熟悉的土地上对抗越南共产主义者的游击战是完全无用的。不久之后，美国从越南撤军。这时候，思乡之情也渗透进了美国军队，作战效率呈指数式下降。越南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式统一了。然而，战后时代并非人人享受社会主义的时代。胡志明于1969年逝世，顽固的修正主义者黎笋取代了他在党内的地位。1986年，总书记阮文灵（他在黎笋死后5个月被选上）领导的黎笋修正主义集团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发动了“革新开放”（Doi Moi）。这一系列改革与□的□□改革十分接近。很快，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发生了。今天，当代越南仍坚持资本主义复辟——这在我们采访的前面部分已经解释过了。

14、爱尔兰共产主义者们现在正在处理国家分裂的问题。在分裂时代过去后的环境下，住在越南原边界北方和南方的人们之间还有敌意吗？如何化解这些差别？

越南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想要以共产主义统一国家。这是美国不允许越南发生公平选举的原因之一——他们非常明白这种选举的结果肯定是共产主义统一越南。因此，住在北方和南方的人之间没多少敌意。现在，只有“越南流民”（Vietnamese Diaspora）——那些越南统一后逃离越南的人——才和越南人有矛盾。这些越南人怀念南方存在傀儡政权的那些日子。然而，这种人大多生活在国外，被生活在越南的群众鄙视。

整体上看，越南人民生活得很团结，集体热爱祖国。而对于信新教的北爱尔兰——我们承认，我们现在对此还不很了解——如果在统一后表现出了和南方的对立，那么化解敌意的最好方法是开展教育，永远避免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中国，过去有人支持匈牙利的法西斯暴乱，还支持用类似的方法颠覆中国共产党。毛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不应用强制措施来纠正这样的错误路线。相反，我们必须用劝说、教育来说服人民群众。用毛的话说：

“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6]

（译注：[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7月）

15、你们的政府宣称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想对西方认为越南是或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说些什么？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我们不认为当代越南是社会主义的。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发生，并且我们前面也举了很多例子证明执政的越南共产党已经向外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投降，并镇压工人阶级。工人害怕公开反对工厂中的暴行——这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吗？超过600万人民仍在贫困线以下——这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吗？长久以来，工会活动这种最简单的工人阶级组织形式，被严格管制，而那些挑战这些管制、让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人全被逮捕，他们的组织也被官方借口“滥用民主权利，损害国家利益”而消灭——这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吗？

这样的社会更像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对于西方那些相信越南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们，我们请你们在选定这种立场前，先深入研究越南这个国家。扔掉你先入为主的观念，客观地看看我们的现实情况。而对那些立场跟我们一致的同志们，也请你们更深入地研究我国，以便让你的批判更切中要害。无论如何，我们祝两种观点的同志们都在未来的斗争中顺利。

16、最后，你们还有什么建议给到爱尔兰的同志们吗？

最后我们想建议爱尔兰的同志们：作为共产主义者，要不断成长。这是说，要避免自由主义心态，比如自私、与同志们敌对、说别人闲话，等等。我们推荐阅读毛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它很好地列出了有原则的共产主义者要避免的东西。另外，我也建议，要应用“团结-斗争-团结”的策略。这是在辩论中得出正确结论的最好方法。永远要抱着团结地结束斗争的心态，团结地开始斗争。要耐心对待坚持错误路线的同志们，和他们共事的时候要避免傲慢心态和命令主义。

作为人类，我们都可能有错误观念，我们必须明白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我们知道我们又在复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必须避免自由主义。不要抱着自由主义的心态参与辩论——也就是说，不要故意让辩论对手难堪，不要把自己的形象抬高到群众和其他同志之上。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明白，对立的双方之中也有统一，斗争必须要以有成果的方式解决。不要怕在一些事情上犯错。如果你在某些事上自己犯了错，或看到别人做了错事，必须要愿意去抱着团结的目标，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总结一下这一部分：要记住，永远要愿意为了自己的自由作出牺牲。把自己完全投入斗争中，并记住这些牺牲会帮助你获得自由。永远记住，要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和耐心地和他们结合在一起。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面前会是艰难的道路，我们永远不应当丧失我们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最艰苦地奋斗。

• 来源：《反帝行动》[爱尔兰]

https://anti-imperialist-action-ireland.com/blog/2021/05/25/vietnamese-maoists-speak/

• 翻译：VIU

校对：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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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4日）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由于各国的政府应对措施、公共基础设施状况以及经济和能力不同，疫情对各国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是最先能够控制感染病例和死亡数量的国家，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新冠疫情数据报告指出，如今德国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十，死亡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九。

为了解新冠危机对德国的冲击和极右翼势力兴起的相关情况，《人民快讯》（Peoples Dispatch。以下简称PD）的记者穆罕默德·夏贝尔（Muhammed Shabeer）采访了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Youth，SDAJ。译注：[1]德国的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国际委员会的卢卡·谢菲（Luca Schäfer。以下简称LS）。

PD：当前仍在肆虐的新冠疫情对德国，尤其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是怎样的？你们如何评价政府对此次危机的回应以及正在进行的疫苗接种行动？

LS：首先，必须指出，新冠病毒引起的全球大流行恰逢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危机的信号在全球范围内早就初现端倪，尤其是在2019年最后一季度的德国。最初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时候，它对经济和统治阶级的应对措施起到了催化的作用。鉴于经济处于停滞的状态，德国资本的代表与“社会伙伴关系适应性工会”（social-partnership-attunedtrade union）[2]的领导人一道，立即呼吁政府给予垄断企业和银行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而这些钱，来自于德国工人阶级缴纳的税款。本次疫情的影响之一，是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当数十亿欧元被用于“拯救”大企业（德国政府对汉莎航空的援助计划[3]）时，德国国内的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以及大部分德国工业无产者却因紧缩和削减而遭受打击。短时工作津贴[4]制度、裁员，以及地区性的封锁（这影响了地方的餐饮业和闲时小生意）使数百万被剥夺的人民陷入贫困——目前还不能充分评估疫情和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

（译注：[2]一种调节劳资关系的工会组织，工会内部有德国政府、工人、资本三方的代表。）

[3]2020年5月德国汉莎航空宣布，已获得政府批准，从一个政府支持的基金，取得90亿欧元（760.44亿港元）的一篮子“稳定方案”援助金，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业务带来的冲击。[财华社]

[4]短时工作津贴，即政府由于企业缩短工时而为工人提供的补助。然而，即使有短时工作补贴，在2020年4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个德国家庭的平均损失仍达到年收入的25%，为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在文化领域和酒店业领域，平均收入损失更是高达30%。[央视]）

德国经济支配者的政治官员们对新冠大流行作出反应的特点，是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保护少部分垄断资产阶级。同时，教育和卫生系统却严重缺乏资金，学生在寒冷的房间中打颤，工人阶级因为私人休闲行业的严格封锁而备受打击，但大型的生产和雇佣劳动却仍在正常进行。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内外的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开始得很晚且进行得很慢，德国政府为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tech）和辉瑞公司（Pfizer）两家私人企业提供了3000亿欧元的补助用于疫苗的研发，并在竞争中购买了数百万支疫苗。然而，正常的疫苗供应却依旧不能保障。德国政府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失败了，现有确诊病例超过2万，数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这就是一意孤行执行保护资本主义剥削秩序的政策的恶果。

PD：疫情对德国的年轻人和学生群体有什么影响？是什么促使你们在德国几个城市组织学生运动？

LS：疫情的冲击和德国政府漫无目的且随意的防疫政策，使学生的核心利益受损——大学关闭，学业只能通过远程教学艰难进行，私人生活的活动空间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学校只是在疫情之初（2020年4月至6月）关闭了一段时间，随后因为感染人数的增加，直到大约12月15日的圣诞节假期（译注：[5]圣诞节假期一般在两周左右。）之前，政府才再次关闭学校——原因很明显：家长们更倾向于外出工作赚钱，而无法在家中与子女一起解决学习问题。更糟糕的是，学校电子设备的不足和部分家庭的低收入状况，使得有偿的远程教育难以继续——而执行这项任务的压力和额外的工作量全转移到了教师的头上。体育、文化、夜生活以及临时工作机会全部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数百万年轻人既无法通过副业赚取额外收入，也无法充实地度过休息时间。

许多年轻人现在找不到实习工作。而那些有培训场所的学生，尽管面临着职业学校关闭的状况，却不得不继续面对培训内容的困难，对前路感到迷茫，而且缺少资金。另一方面，平时需要通过兼职来赚取生活费的学生群体也面临着生活费用不足的窘境，而国家在此方面的补助实在是太低了。

在慕尼黑、卡塞尔、柏林、法兰克福和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中，我们主要关心的事情，是表明年轻人不会轻易接受这些以损害年轻人利益为代价的危机应对措施。尤其是在德国右翼势力简单地要求废除所有防疫措施，并组织规模最大的反对政府行为的抗议活动之时，对政府不合理的政策表达出另一种进步的回应就更显得重要。

PD：为什么一系列反封锁抗议、“卫生示威”[6]和阴谋论在整个德国蔓延？这些抗议者是谁，他们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6]译注：右翼势力参与的一系列反对政府实行居家隔离和要求废止政府防疫措施的抗议集会）

LS：“卫生示威”的社会基础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他们受到了疫情和主要针对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限制所造成的社会衰退的威胁。但也有许多人只是对私人生活所受的持续限制感到不满。其标志是“横向思维”（Querdenken）运动，该运动由德国南部的小商人迈克尔·鲍尔韦格（Michael Ballweg）发起。“横向思维”组织了游行示威，并迅速蔓延到德国其他主要城市。它反对的是政客们为遏制病毒的必要传播而采取的“独裁”措施。运动的动机与参与者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其特点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保守的右翼分子和那些疫情带来的经济颓势所影响的人混杂在一起。但是，示威活动总是吸引法西斯势力，他们把示威群众作为煽动和集会的理想环境，有的甚至完全挟持了游行队伍。我们从一开始就强烈批评了这些示威活动，没有参加任何此类示威活动——尽管我们对政治和国家提出了各种合理的批评——作为以科学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严格反对把新冠疫情爆发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简单化，与法西斯势力联合示威是不可能的。

然而，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参加这些集会的人的世界观都是右翼的。我们分析认为，此类示威活动是一个受统治集团欢迎的宣泄口，被用于抵消左翼对这些措施的适当批评。这些运动认为这些措施是一种“阴谋论”，并将其引导到符合现行制度的渠道上去。这样看来，联邦政府面对疯狂的“横向思维”阴谋论所采取的行动，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就变得合理得多。因此，右翼的群众动员也为德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借口，使它能够将自己前后矛盾的措施归咎于这些抗议。尽管拥有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和法西斯骨干的参与，但反封锁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造不成什么威胁。因此，我们认为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左翼的反击运动，明确地孤立法西斯分子，唤醒危机中的受害者，将他们团结到阶级斗争中去。到2020年底，关于新冠病毒的示威活动已经明显地平息了下来——随着对病毒的胜利，它们将完全消失。

PD：你们怎么看待德国日益增长的极右翼、种族主义、反伊斯兰的暴力和仇恨犯罪？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和反法西斯行动（Antifas）针对极右翼攻击有什么对策？

LS：首先，右翼的暴力行为和法西斯恐怖主义一直都存在于西德国家，甚至能追溯到这个国家（译注：[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初。去纳粹化或者说拒绝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民主转向，从来就没有在联邦德国发生过——这是为了同苏联社会主义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制度性竞争。为了对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民主组织实行恐怖，西德统治阶级容许并保留了法西斯余孽，把他们当作达成这一目的和进行分裂的工具。1980年的慕尼黑啤酒节爆炸案（Oktorberfest）[8]、索林根纵火案（Solingen）[9]，以及90年代初的罗斯托克利希滕哈根（Rostock-Lichtenhagen）[10]爆发的类似大屠杀的暴力事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证。目前的规模丝毫也没有削弱——哈瑙、哈勒的袭击或切姆尼茨的骚乱都是全面右转的表现。在过去的几年里，研究人员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已经在警察、行政部门和军队中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法西斯结构网络——但用于打击法西斯的要德国秘密机关本身也通过资金和指示来参与法西斯活动。

（译注：[8]由新纳粹分子实施，造成243人伤亡。

[9]1993年5月29日，极右翼势力和种族主义者针对土耳其人的房子进行纵火，造成2名妇女和3名女孩死亡，14人受伤。

[10]1992年8月针对外国人的极右翼和新纳粹主导的暴力事件。）

然而，对我们来说，法西斯恐怖网络和右翼的群众动员明显不是我们目前经历的向右转变的主要方面。所谓“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政党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取消公民权利（例如，通过监视法和扩大警察和秘密机关的权力）和破坏议会的共同决定。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在反法西斯工作中遵守两项核心原则：一方面，应当明确，我们力图防止任何法西斯示威或暴力的爆发；然而另一方面，仅仅阻止右翼示威或抗议法西斯运动是不够的。要削弱法西斯分子的基础，我们需要建设强大的工人运动，保卫我们自己的权利免受侵害——无论起源、宗教或性取向如何。那些与移民工友一起为反对裁员或争取改善工作环境而罢工的人，有更大希望认识到我们社会中的致命分裂在哪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而不是德国人和移民之间，或者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

PD：在今天的德国青年中，左翼的影响力有多大？青年对极右翼的支持是否有所增加？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LS：在德国土地上第一次、划时代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statist socialism。译注：[11]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失败30年后，政治上的左翼一直遭受打击。如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30年来对社会主义成就的诋毁、胡萝卜加大棒的宣传和谎言，深深渗透到整个阶级的意识中。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有时成功地扼杀了阶级意识的萌芽。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特别是共产主义力量在青年中的影响有时是有限的。虽然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巩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并通过有针对性地解决同志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来扩大组织的规模——但我们还没有能力和规模去进行独立且广泛的斗争。

然而，我们认为，德国青年没有围绕我们的政治对手组织起来的倾向。相反，许多年轻人自发地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发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在德国青年中也很常见，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拒绝竞争逻辑，并看透了资本主义如何破坏我们的环境。包括另类选择党（AfD）在内的法西斯团体也接触到了年轻人，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成为吸引那些政治倾向不明确的年轻人的磁石。

PD：请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最近在争取气候正义[12]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了怎样的最新行动？

（译注：[12]气候正义将人权和发展联系起来，以实现以人为本的方针，保障最弱势人群的权利，公平公正地分担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带来的负担和利益。）

LS：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认为反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科学证明的事实是，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就像每个阶级社会中最顶尖的百分之一，是碳排放的主要制造者，跨国集团和垄断企业不顾自然和环境地进行生产，肆无忌惮地利用自然条件谋取利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为追求利润，破坏了人类生活的基础。为了反对这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行为，从瑞典开始，数十万学生在每周五举行罢课活动。

一直以来，我们的地方组织都在支持“为了未来的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FFF。译注：[13]也称“气候大罢课”，是青年学生争取环保政策的运动）。从内容上讲，我们总是着眼于反资本主义的影响方向。在这样做的时候，把“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这样的大运动和工人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学生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罢课，但他们缺乏推进他们诉求的力量。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种力量。因此，我们正在工会中努力，以确保与“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进行协调并相互支持，例如，将各种罢工活动结合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在“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内部努力确保它不会提出反劳动人民的要求（例如，在不以财产税作为补偿的情况下征收二氧化碳税）。尽管“为了未来的星期五”动员群众起来抗议的持续时间比我们最初预期的要长，但这场运动现在开始衰落，主要是因为这场运动缺少果断的行动。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向“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内已经政治化的年轻人提出政治建议，并与他们一起组织长期形式的抗争。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我们自己的”帝国主义上——正如卡尔·李卜克内西（译注：[14]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所言，德国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就是德帝国主义。德帝国主义在国内的任何削弱，都减少了它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进行剥削的可能性。我们要打击德帝国主义“安稳的国内环境”。例如，我们通过运动将军队和重整军备的成本与亟需的医疗和教育投资进行对比，要求裁军，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曝光德国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战争行为。在国际层面上，我们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译注：[15]主要由各国共青团和反帝青年组织组成的国际组织）内的反帝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了联系。在分析当前世界形势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德国的帝国主义，还要看到美国这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清楚地表明，就像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一样，这场冲突中的主要好斗者来自北约，特别是美国和欧盟。我们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声援社会主义的古巴、查韦斯主义的委内瑞拉、伊朗人民和遭受以色列种族隔离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

PD：警察为什么对历年都举行过的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集会进行攻击？民众对警方反集会的粗暴行为有何反应？

LS：警方声称，阻止今年柏林纪念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活动的原因是，一小群参与者携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FDJ）的旗帜，穿着该组织的制服。尽管该组织的服装和旗帜没有被法律禁止，而且示威领袖和左翼党议员也认为没有违反法律，但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柏林，警方却进行了暴力执法的行动。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位坐轮椅者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一位年轻同志。对我们来说，他们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利用新冠疫情下参与纪念活动人数较少，柏林警察对进步势力进行镇压并取得了成效。事实上，统治阶级为镇压这次示威活动做了充足的准备。

尽管警方进行了更多袭击和大规模拖延，他们还是没有得逞，示威活动仍得以重新组织和进行。对我们和德国的共产党来说，很明显，这次袭击不仅是针对“自由德国青年团”，而是针对整个示威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参与者的想法和所属组织各有不同，但团结一致地捍卫示威活动是完全正确的。非法使用警力必须承担法律后果。示威结束后，资产阶级媒体对警方的不法行为轻描淡写，并且公开为之辩护，《青年世界报》（Junge Welt）等日报的批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被审查和删除。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照片后来被用来公开诋毁示威活动：示威者尝试通过建立人墙来保护自己，媒体后来强调，这一人墙没有遵守卫生保护措施条例。我们从一开始就有遵守卫生条例的意识，但警察的暴力攻击使我们无法做到全程遵守条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传统上是强烈反共的，它隐瞒了这些事件的真相，将示威者妖魔化。然而，除了左翼团体之外，公众为保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反抗几乎是看不到的。即便如此，我们也要继续下去，好在有国际上的同志和全国的参与者与我们站在一起，镇压绝不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 来源：《人民快讯》[印度]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1/03/04/the-pandemic-and-the-rise-of-the-right-in-germany/

• 翻译：Dasein Weber

校对：三角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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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的兴衰》封面

原编者按：

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政治和历史中，很少有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能与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相提并论。非国大成立于1912年，其宗旨是为南非联邦（译注：现南非共和国的前身，存在于1910年至1961年）这个大英帝国的所谓“自治领”的非裔和混血国民争取权利。从1948年南非开始实施种族隔离制度起，非国大发展成为该国反对种族压迫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主要力量。

1960年，非国大被禁止。同年，南非组织了一场只有白人有投票权的选举，决定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这促使非国大成立了一支武装力量，非国大大多数领导人也被迫流亡。几十年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前，非国大一直代表着南非争取自由与平等运动的先锋队，并且在全世界都唤起了强有力的声援运动。1994年，非国大赢得了南非第一次自由的选举，从那以后一直统治着南非共和国。

在南非以外，非国大青年团（ANC Youth League）鲜为人知，但它对非国大的成功及其历史遗产却至关重要。非国大青年团是年轻的解放战士们在1944年成立的，几十年来一直是行动派干部的后备军和非国大内部的重要推动力，培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人，例如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第一任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近年来，非国大青年团一直是众多争议的主题，并且经常与非国大领导人陷入公开冲突。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Luxemburg-Stiftung）约翰内斯堡办事处政治事务程序经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的兴衰》一书作者瑞本·陶（Rebone Tau。以下简称RT）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柏林总部编辑洛伦·包霍恩（Loren Balhorn。以下简称LB）谈论了她的新书，非国大青年团的历史，以及她认为非国大青年团在南非的未来中必须扮演的角色。

LB：您与非国大青年团的关系如何？您为什么决定为它写一本书呢？

RT：当年召开的非国大会议最终导致青年团在2013年初在全国范围内解散。我有幸被任命为非国大领导层于2013年4月成立的全国工作组成员。但是我们这个工作组在会议的前夕就被解散了，这次会议后来被他们称为“协商会议”，而不再是选举会议。之后我再次成为一名普通团员。

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了另一个工作组，其中包括非国大青年团前主席、国家前财政部长马鲁西·吉加巴（Malusi Gigaba）和非国大青年团前主席、现任交通部长菲基尔·姆巴拉拉（Fikile Mbalula）。这个工作组推动青年团于2015年9月召开了会议。但是仅两周后，“学费必须降低”（＃FeesMustFall）运动就爆发了。

LB：该运动在您的书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似乎显著影响了您的思考。关于这一运动，您能多说一点吗？

RT：“学费必须降低”运动的参加者包括来自不同青年政治组织的大学生。南非的青年政治组织包括：所谓的南非学生大会（South African Students Congress ，SASCO），该大会与非国大保持一致，但更具多样性；在某些校园有非国大青年团，还有由非国大青年团前领导人朱利叶斯·马莱马（Julius Malema）领导的经济自由战士学生军团（Student Commands of the 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以及泛非主义者大会（Pan-Africanist Congress）的青年。

该运动包括许多中间阶层的学生，他们可能并不算贫穷，但同时也没有资格获得国家学生资助计划（National Student Financial Aid Scheme，NSFAS）的助学金。他们之所以认为“学费必须降低”，是因为如果你考察南非经济，会发现它仍然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大多数人仍然没有解放。上学成为一种负担：许多人负担不起费用，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助学金（贷款）。另外，由于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许多前学生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这使负担更加沉重。

我以青年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这场运动。我们声援学生，但青年团并没有为这场运动提供指导。我们的总统声称他生病住院了。这使我感到担心。青年团一直致力于免费教育——为什么（青年团在这场运动中）不发声呢？它已经死了吗？这就是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想回顾一下青年团的不同时代，以便更好地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

LB：您在这本书的开头写道，您“不知道非国大之外的生活”。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陈述。您能否进一步谈谈非国大和青年团在南非生活中的作用？

RT：我来自一个深受非国大影响的流亡家庭。我的母亲曾为该组织做过地下工作——所以我从小就与这个组织在一起。我认同非国大这个组织，是因为它的政策是亲工人阶级和亲穷人的。自南非建国以来，非国大一直是南非人民的希望灯塔。它成立于1912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解放运动，尽管面对着挑战，但它仍然是一个与旧体制作斗争的组织，因而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大多数南非人的爱戴。这就是为什么它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得到压倒性支持。今天仍然如此，尽管现在它得到的支持正在下降。

LB：您从“1944年一代”开始，对非国大青年团不同时代的历史进行梳理，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您能否说一下这些不同时代的人是谁，他们受什么政治因素影响？

RT：大部分“1944年一代”是东开普省福特哈尔大学（University of Fort Hare）的学生，例如在狱中被关押27年的已故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西苏鲁与曼德拉或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在罗本岛共度了一段岁月。西苏鲁是非国大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年纪轻轻就担任了非国大总书记。这一代人认为，非国大需要改变作风，因为它被视为一个精英组织，而不是人民群众的组织。因此，青年团在1949年通过了一项行动纲领，并在1952年发起了第一次反抗运动。

这一代人改变了非国大的政治。在1944年之前，非国大的工作更多是给远在伦敦的女王写信，给种族隔离政府写信，开始请愿活动等。年轻人说“这没什么用”，并开始着眼于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

LB：当时是什么样的人在领导非国大？他们是来自黑人精英吗？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这样的黑人精英存在吗？

RT：青年团的创始成员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总的来说，领导非国大的人都受过教育，有的人甚至是酋长。不久之后，他们流亡至伦敦，在那里他们开始认识到，只允许非洲黑人成为非国大成员这项规定成了问题——因为在南非，也有其他的族群想要支持这一斗争，同时这些族群也为动员国际社会提供帮助。

前主席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和埃索普·帕哈德（Essop Pahad）会见了非国大时任主席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告诉他非国大开始需要向其他族群开放成员资格。坦博表示同意，但直到1969年在坦桑尼亚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国大协商会议上，该决定才正式确定下来。这一段历程显示了青年团历史上对非国大的影响。

LB：您提到，青年团在东德和苏联都有分支机构。

RT：是的，当时有非国大成员在德国学习。这本书中就有一个名叫Voyu Skweyiya的人是在德国长大，他加入了非国大的儿童组织Masupatsela。总体而言，在国外学习的积极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受过教育，而且已经开眼看世界。

LB：你可以再多谈谈非国大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吗？

RT：事实上，在书中我讨论了青年团一开始是如何反共的，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企图改变非国大的意识形态，使其变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不过，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长期以来都有关系。有些著名的人物，比如莫塞斯·科台尼（Moses Kotane），在流亡时期既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之后还担任着非国大的财务总长。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他于1993年被暗杀，曾经是非国大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军事指挥官，后来也担任了共产党的总书记。虽然双方一直存在分歧，特别是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后，但是他们仍然维持着同盟关系。

很多非国大成员也去苏联学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系一直都在。但是非国大一直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牢固的关系。

LB：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在书中积极地谈论了古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对非国大的成员来说仍然是一个参照点吗？

RT：我指的是他们的纪律，我认为这是青年团作为一个组织所欠缺的。在我是青年团成员的时期，曾经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我真的很欣赏我在该党所看到的纪律性。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尤其考虑到当前非国大正面临着腐败的指控。

LB：我们来谈谈1994年掌权以来的非国大。你写道，青年团的“1944年一代”的梦想在1994年实现了。但似乎也是从那时起，问题才真正地浮现。

RT：1994年之后，非国大开始开放其成员资格。现在人人都可以入党而不会因此被逮捕——但是在种族隔离政权时期，在非国大刚刚有支持者之时，只有少部分人被吸收入党。1994年以后，希望还是存在的：青年团的激进分子仍然非常重要，而且皮特·莫卡巴（Peter Mokaba）继续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21世纪初，情况发生了改变。商人们更加深入地参加到非国大组织中，人们发现，领导层中有些人的生活方式极度奢侈。那段时间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的副手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面临着围绕军售的腐败指控。在2007年非国大代表大会上，事情变得严重。而在之后2008年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派系斗争开始真正笼罩整个组织。在那次大会的选举结果宣布之后，一些代表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说这些数字加起来不对。但是最终大会休会了，非国大领导层表示大家必须接受选举结果。

当朱利叶斯·马莱马（Julius Malema）和雅各布·祖玛闹翻，许多同志被清洗之后，更大的问题出现了。在这本书中，我谈到了林波波省（Limpopo Province）的一个会议，以及对待不同意领导层的同志们的方式。

同时，就为非国大赢得青年人投票而言，马莱马领导下的青年团在大众中仍然是有存在感的，但是他们忽视了政治教育。而如果没有政治教育，成员就不能理解我们的指令，也不知道从我们身上期待些什么。我们需要像同志一样合作，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利益。

LB：你在对青年团衰落的叙述里非常关注个人性格和特定派系的出现，但是，你认为有什么潜在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RT：2010年非国大准备召开全国总理事会。全国总理事会在非国大会议后每两年半举办一次，负责检查政府实施了哪些政策，没有实施哪些政策。同年，青年团有了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国总理事会，从那以后就没有青年团的全国总理事会了。在非国大全国总理事会上，青年团全国总理事会想要推动国有化议题。你可以看到，在2011年非国大青年团会议上，通过的很多决议与尚未实施的1949年行动纲领非常相似。例如，经济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们仍然需要彻底改变南非。

似乎许多问题都与从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所遇到的困难有关。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夺取政权之后，都受到这类问题的影响。

1994年以后非国大犯了一个错误，它不再是一个解放运动，而是成为了一个政党，党要谈论数字、预算，而解放运动要求的是解放人民，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仍然需要解放南非的人民，即便我们是执政党。

LB：你所说的“解放”是指什么？

RT：经济赋权——这是南非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由谁控制的问题，人民的生活条件仍然非常艰难。这就是“学费必须降低”运动之所以这么激烈的原因。实现民主26年后，我们如今有了所谓的“中产阶级”，但这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中产阶级”。

我们还有种族问题需要应对：还有很多人说“我受过教育，我能胜任工作，但是我的工资很低。我的白人同事的资历不如我，但他们得到更多的报酬。”

LB：从公允的角度出发，是否可以说非国大青年团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

RT：这些年来青年团变得太过自我中心。很多成员只想着在政府里找一份工作，或者成为国会议员。但在捍卫年轻人的利益，并把他们团结在非国大的旗帜下这方面，我们失败了。我们不是每天都在捍卫他们的利益和认真对待他们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朱利叶斯·马莱马的新政党——经济自由斗士（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在组织年轻人方面一直非常成功。

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提起非国大时会说，是的，我们感谢他们解放了我们，但是他们如今不再谈论我们和我们面临的挑战。在南非，没有一个政党能了解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和国内的各个阶级。

LB：如你所说，南非仍然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年轻人失业率高，而且贫穷。南非仍然需要民族解放运动和青年运动。你认为非国大能够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吗？

RT：除了非国大之外，还没有任何政党能扮演这一角色，但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是如此之深，事实上党已经为其所害。非国大谈论问题，但这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我们必须要看到党员行为的改变，以及终结党内的任人唯亲——这是贫穷的结果。做到这一点的方式之一是，采用更好的政治教育，让人们能够理解非国大的历史及其使命，而不只是将党看作是谋求职位的途径。这就是我写就此书的原因。

• 来源：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网站[德国]

https://www.rosalux.de/en/news/id/43345/the-rise-and-fall-of-the-anc-youth-league?cHash=2c29977fb274aeb38be683a4d32a589c

• 翻译：乌兹力江•买买提、阳阳

校对：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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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进军》杂志编辑部按： 2018年11月，贾纳帕蒂同志主动辞去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职务，巴萨瓦拉吉同志当选为新任总书记。2019年8月，《人民进军》（People’s March）杂志采访了贾纳帕蒂同志。以下是访谈全文。

问： 你为什么要辞去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 这一职务？

答：我辞去我们党总书记职责的原因，是近几年来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和日益增长的年龄。反革命势力不断地攻击我们，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我们党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中央委员会选举出另一位同志担任总书记，以便从最高职位向我们党提供积极、有效的领导。鉴于我们党担任领导的委员们都有长久且丰富的工作经验，再考虑到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党和革命的利益，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这一建议。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就此建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并最终通过了此建议，一致选举南巴拉·克萨瓦·拉奥（Namballa Keshavarao，化名为巴萨瓦拉吉[Basavaraj]）为新的总书记。借此机会，我向我们党的新任总书记南巴拉·克萨瓦·拉奥同志表达衷心的革命问候。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将发展成为更强大、更集体化、更统一的领导团体，为印度革命运动提供有效的领导。作为老兵，我将用余生为我们党的发展和印度革命的进步，全力以赴。

过去五十年里，我国的持久人民战争一直艰难前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将中央领导权交给了新一代人，我们国家的革命、我们党也应该发生这样的改变。这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动态变化的特征。领导层发生变化，新一代登上舞台，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组成部分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将继续漫长的道路直到最终取得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未来属于新一代人！

问： 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我国的革命运动一直在走下坡路。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们是如何克服这种情况的？

答：反革命势力对我们攻击的加强，以及我们主观上犯的一些错误和存在的一些弱点，是过去八年印度革命运动遭到削弱的主要原因。印度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以“绿色狩猎行动”（Operation Green Hunt）和“SAMADHAN”（译者注：“SAMADHAN”是印度军方镇压行动中使用的口号，其中“S”代表聪明的领导，“A”代表积极的战略，“M”代表激励和培训，“A”代表可操作的智能，“D”代表基于关键的能力和关键性的胜利，“H”代表驾驭技术，“A”代表为每次行动制定计划，“N”代表不会通融受贿）的名义对我们发起进攻。他们在革命运动地区部署了55万警察和准军事部队，以确保他们在更大范围的地毯式扫描万无一失。结果，群众基础被削弱，运动范围缩小了。我们没能将阶级斗争扩大到广大的平原、农村和城市地区。由于敌人的进攻，由于主观上判断错误和存在的弱点，我们损失了很多领导干部和重要力量。我们在理解核心任务和其他紧急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应的工作方面缺乏经验。党没能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为阶级斗争构建新的纲领和策略。党为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倾向而进行的整风运动存在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由于上面这些原因，在中央和各邦层面，运动的建设都存在很多局限。

为了克服这一局面，推动我国运动发展而不遭受进一步的挫折，我们党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判断，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人民战争。基于此目的，我们进行了社会调查，研究自1991年以来LPG政策的实施导致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通过以下方式发展人民战争——从理论、政治、组织建设和军事力量四个方面巩固党、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和统一战线；保护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坚持游击作战方式；重组受影响的群众组织，加强群众基础；巩固在斗争中动员起来的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在阶级组织和部门组织中遇到的问题；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武装的土地革命阶级斗争的政治，来加强组织；从基层到中央层面，同对革命运动持中立立场的势力保持友好关系；孤立主要敌人，利用各种矛盾来发展运动；巩固和扩大运动的范围。

问： 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 Brahmanic Hindu fascism ）在印度发展极盛，极大威胁着印度被压迫人民。 党对此有何看法？

答：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是极端反动的、反革命的理论和政治运动。每当经济和政治危机加剧或者人民运动和革命运动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时，统治阶级就会宣扬法西斯主义。我国的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出现的。莫迪掌权以来，这些法西斯主义势力就使人民中间的保守势力和部分城市中间阶级和部分流氓无产者陷入了疯狂。他们利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通过其极端独裁的统治，残酷镇压人民运动。他们甚至攻击议会中的反对党，企图通过多种方式对反对党实行霸权。他们还积极而粗暴地推行法西斯理论、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随着法西斯主义政策的积极实施，人民的抗议和运动也逐渐增加。这些人民运动日益增加，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革命危机。为了转移危机，美帝国主义和印度统治阶级让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人民党（RSS-BJP）一脉的莫迪独裁集团上台执政。莫迪政府在印度宣扬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这是莫迪政府与先前其他政党之间的主要区别。它使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势力对其他组织的攻击在印度达到了严重的程度。

夺取中央政权以来，莫迪集团想方设法，想将印度变成“印度教王朝”（Hindu raj）。莫迪集团打着“最小政府-最大统治”的幌子，将所有政府权力掌握在其手中，掌握在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和莫迪集团背后可靠的代理商手中。莫迪集团不容争辩地让“印度教原教旨主义”（Hindutva）和虚假的民族主义来到幕前。莫迪集团甚至不允许名义上的民主和联邦制度。莫迪集团还让司法制度法西斯化。直到最高法院的四名法官讲出“民主”处于危险之中，莫迪集团的阴谋才被揭露出来。莫迪集团正在到处制造紧急状态。

我们党要如何对抗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宗教少数派、达利特人（译者注：印度低等人）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一直在不懈地与印度教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这些斗争目前各自在各自的领域进行，斗争的强度在逐步增大。我们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以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势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为斗争对象；动员全体被压迫人民；组织我们的阶级队伍和其他队伍，将反对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纳入日常的抗议和宣传活动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发展武装运动，用武装运动打败莫迪集团的法西斯政治运动。我们党有责任为这些运动提供恰当的指导和恰当的领导，更有责任将这些运动引向革命道路。我们必须积极动员达利特人、宗教少数派（特别是穆斯林人民）、世俗和民主人士。我们必须在思想领域，在文化活动和实践活动上努力，深入农村和城市的中间阶级、流氓无产者，摧毁这些阶级转向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必须与在这场斗争中站出来的所有人一起努力，尽管他们可能只是动摇的朋友。为了能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发掘人民的力量。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地战斗性地动员人民进行一切合法的与非法的、公开的与秘密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各个组织、协会和论坛的共同努力至关重要。必须形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遏制和击败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我们党认为，共同努力抗争应成为全国范围内反对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的强大统一战线的基础。

问： 莫迪政府制定的 “SAMADHAN” 进攻计划的目标，是在 2022 年之前彻底清除印度的毛主义运动。 你们如何反击这一计划？

答：当前的“SAMADHAN”计划其实也是一种战略进攻，就像2009年至2017年印度政府发动的反革命行动“绿色狩猎行动”（OGH）一样。“SAMADHAN”的法西斯战略进攻，目的是建立莫迪政府所说的“新印度”（Nava Bharath）。无论莫迪政府如何吹嘘其希望在2022年前打造“新印度”的目标，其实际目的都是——在印度国内强制贯彻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大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将婆罗门教强加给印度全体人民，如果人民反抗，那就施以铁腕；固化婆罗门种姓制度，让高种姓群体在印度拥有霸权；镇压识破“大印度”（Akhand Bharath）阴谋、为自由而斗争的克什米尔独立运动和印度东北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大印度”反对达利特人和其他被压迫种姓，反对宗教少数群体，企图将国家变成各民族的监狱）；消灭正在用武装斗争反对剥削、压迫和镇压的毛主义党；建立“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统治”。“SAMADHAN”计划实施以来，印度买办官僚统治阶级已经夺取了195名毛主义革命者、100名革命人民、数百名达利特人、穆斯林和阿迪瓦西部落原住民以及300多名克什米尔战士的性命。

“SAMADHAN”计划的一部分就是：统治阶级在革命运动地区部署了大量准军事人员、突击队和特种部队，为彻底消灭革命运动而加强了他们的地毯式扫描的力度。他们加强和扩大了情报系统，以便更好地打击在游击区、战略地区和运动新近蔓延地区的游击行动。他们在运动活跃的阿迪瓦西地区针对数量不断增加的中间阶级实施改革，想使他们脱离革命运动。他们还加强了对自称城市毛主义者的社会活动家的攻击。他们企图切断我们党的资金来源。

我们党正在努力使党、人民解放游击军、革命人民委员会（RPC）和革命性群众组织强大起来，使他们能够与敌人越来越严峻的攻势势均力敌。我们的目标是打败这个残酷的、多管齐下的“SAMADHAN”计划，这实际上是一场针对人民的战争。我们党正在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培养新的领导力量，厘清和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倾向。我们党扩大和加强了人民战争-游击战争，以便抵抗“SAMADHAN”计划。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也发展其政治动员的力量以及组织和斗争的力量。我们党认为，只有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级以及被压迫社会团体参与到广泛的人民斗争中，结合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在持久人民战争下将各种斗争协调起来，团结一致面对共同的敌人，这样才能打败“SAMADHAN”计划。

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十分薄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如何前行？

答：是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十分薄弱。这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客观形势是世界上另一场革命高潮正在酝酿中。革命高潮可以带来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革命主观力量的有利局面。有鉴于此，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共产党必须做好准备。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垄断资本家及其政府尽可能发展现代技术，给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增长，让军事部门畸形发展，使行政、社会、文化和所有这些部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和他们的买办给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带来了改变。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后代，为了少数资本家及其买办的利益而将劳动人民吃掉。他们侵犯人民的自由，打压人民的斗争。世界大战、侵略战争、干涉主义政策和法西斯主义持续摧毁人类，使人类陷入动荡和不安，使帝国主义的霸权得以实行。国际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必须毫无疑问地明白，帝国主义带来和正在带来的所谓发展，不会改变工资奴隶制度的特征，也不会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特征；国际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取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和新殖民/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

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的指导下，对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进行具体研究，得出适合本国环境的恰当的政治路线、革命路线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为此，我们必须要研究各自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不仅要研究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而且要研究它的失败和错误。我们决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能因失败而消极沮丧。我们必须从错误中学习，表现出无产阶级为争取胜利不怕艰难险阻的勇气。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害怕人民的斗争和革命。反动派从先前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从理论、政治、军事和文化上展开了攻势，期望看到分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再不能崛起，企图淹没正在崛起的革命。反击这一进攻是无产阶级和革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共产党必须记住这一历史经验——前进道路是崎岖的，并为履行历史责任而工作。

无产阶级必须极其重视独立自主。无产阶级必须具有战略眼光，来采取适当的策略，将人民团结和整合在一起，为自己赢得盟友，将敌人特别是主要敌人孤立起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但绝不能依靠甚至依赖这些矛盾。在世界上的每次革命中，敌人们都曾联合起来攻击革命，而从来没有帮助过革命。在同敌人达成妥协和协议时，我们必须具备这种认识。

我们必须不断调整战略和策略。在阶级矛盾引发的冲突中，在革命运动的潮起潮落中，社会条件以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必须及时地、定期地对这些情况进行研究。革命的领导者必须凭借着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努力工作，改进战略和策略。

我们必须十分注意不要脱离人民。我们必须深化和扩大群众基础。我们必须重视无产阶级、农民和被压迫人民的政治动员。特别是，我们必须注意在理论、政治、组织、教育、社会、文化、体育和媒体领域动员青年一代参加革命。我们还必须特别重视在思想领域、文化领域、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以及媒体方面的工作。

我们必须同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联合起来。我们必须支持一切与帝国主义、地主和买办官僚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必须不懈努力，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各国革命共产党、各个被压迫阶级、被压迫社会群体和被压迫民族连接起来，向他们提供支持，推动他们组织起来。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我们还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继续革命，这样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明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革命在每个国家存在和取得胜利的前提。

我们决不能背离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将它们创造性地应用到革命事业中去。我们要在各个方面进行政治把控，把阶级斗争作为至关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从始至终遵循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学习；真诚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运用在实践中学到的方法纠正错误，增加党的力量。我们必须反对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我们必须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作斗争。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策略来保护和发展主观力量，以取得新的胜利。

只有依据各国独特的革命客观条件、独特的革命主观力量和有效领导，各种层次的革命运动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兴起和取得发展。首先，只有革命领导者能够在薄弱环节实行有效领导，且国内和国际形势有利时，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革命无法因主观愿望而取得胜利。只有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克服当前状况，取得进步。只有通过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和困难的革命，通过千百万被压迫人民不怕流血和牺牲、充满勇气和期盼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废除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政策、对工人的剥削、新自由主义政策、工资奴隶制和一切形式的压迫，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问： 纳萨尔巴里运动（ Naxalbari movement ）爆发至今已经 50 年了。 你对印度革命的胜利有何估计？

答：是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至今已经50年了，但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仍未胜利。而且，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判断，印度革命运动正面临困境。反革命势力正向我们发动最猛烈的攻势，企图消灭革命。我国是国际反动派最强大的堡垒之一。如果这个堡垒掌握在人民手中，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根基就会动摇。因此，不仅只有印度反动统治阶级向印度革命发动进攻，所有帝国主义，包括作为世界反动派中心的美帝国主义，都在向我国的革命运动发动进攻。这是因为，我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对社会革命的发展有利。此外，当前的革命仅在国内发展，但这场革命的特征是国际性的。它的起源、影响和结果都是国际性的。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反动派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来理解印度革命的潮起潮落。当前世界上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阵营或革命根据地，因此我们党和每个毛主义政党都必须进行有效的领导，促使革命胜利以建立这样的革命阵营或革命根据地。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有责任去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我们党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克服我国革命运动目前的困境，不仅要学习我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还要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我们必须真诚地纠正我们的错误，克服我们的弱点；我们必须根据社会条件和革命战争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策略和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在理论、政治和组织上训练我们的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发展群众基础和主观力量，重视在政治上动员人民；鉴于我国各个运动地区的具体社会地理情况以及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实际力量和运动水平，我们必须加强和扩大阶级斗争和游击战争。

借这次机会，我想澄清一件事。尽管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50年后仍未胜利，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这一时期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发展出了主观力量，建立了群众基础、培养了革命传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为推进印度革命而发展出的必要的理论、战略和策略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了伟大的经验。当前，持久人民战争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这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我相信，我们党只要团结、坚强、勇敢、高效地开展工作，就能克服当前的困境，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我坚信，只要我们党高举战无不胜的马列毛主义的红旗，坚持进行人民战争，就能朝着最后胜利的方向前进。

问：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党员、革命支持者和广大被压迫人民说？

答：我希望并深切相信，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以及革命支持者怀有远见和坚强的意志，能够将我们党、人民军队、人民的政治力量发展成为革命进程中战无不胜的力量，实现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理想，取得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为100年来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和170年来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继承者。为了取得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你们必须用马列毛主义重新塑造和深化世界观；你们必须过着简朴的生活，努力工作，不懈学习，敢于斗争；你们必须遵循毛泽东教导的伟大工作作风——三大纪律；你们必须具有为实现目标用坚强意志去战斗的觉悟，必须忍受持久人民战争进程中的艰辛和牺牲；你们必须培养远见卓识，这样才能有效地躲避革命进程中隐藏的危险；你们必须与人民高度结合。

• 来源：bannedthought.net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PeoplesMarch/ePM/PM-V14N02-Aug2019.pdf

• 翻译：栀

校对：Mud C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