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6日，黎巴嫩抵抗组织真主党（Hezbollah）发布了一段视频，该视频展示了一个地下军事基地，其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在精心挖掘的隧道中，战士们或是步行，或是乘坐摩托车和满载火箭弹的卡车。在大型会议厅里，战斗人员计划着日常的军事行动，而其他人则驾驶着几辆卡车前往大门处。当大门打开时，他们可以直接向以色列领土发射导弹。

根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Al-Mayadeen）的报道，在同一基地的其他地方，还有士兵在战地医院工作和接受治疗，而且基地内还提供了能让他们在地下生存一整年的补给。

地下基地的每件事都是秘密进行的。高科技的设备保证了信息的绝对加密，并且使之能够以快速和秘密的方式传输。

在越南战争（1955-1975）这场使游击战术闻名世界的冲突结束约50年后，这段视频展示了由被压迫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实施的地道战术的显著发展。

游击战术

越南战争开始于法国人的撤离和美国人的登场，它是一个由人民支持的革命力量战胜起初更为强大且准备更充分的军队的标志性战例。

在这场冲突之中，弱者使用了包括地道战在内的游击战术来规避不利的条件。

越南的游击区被地道网络所占据。例如，古芝地道（Cu Chi tunnels）由大约250公里互相连接的通道组成，其中点缀着一些小房间作为教室和门诊诊室，而地道的出入口则散布在整个雨林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道既服务于军事行动，也深化了革命力量与人民之间的联系。这是因为，群众不仅在地下躲避轰炸，而且还与战士们一同接受医疗救治和参加课程学习。这种战术在越南的使用也受到了其他经验的启发，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7-1945）的经验。

红军

在这场冲突中，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率领的红军在北京周边约250公里的范围内建立了不同的地道网络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那些地道都是比较粗糙的，高度只有大约1米到1.5米，宽度只有70厘米到80厘米。但是这些地道却极为有效：地道内部包含指挥所、仓库、食堂和厕所。

整个地道网络都被防御结构和特殊的门保护着，以便防止水和毒气的进入。地道的入口被很好地伪装在各种结构之中：锅灶、干草堆和水井等设施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隐藏通往地下兵营的小型舱口。

电影《地道战》（1965）描绘了群众在地道中发明的各种技巧，例如能够收集日本人在水攻中排放的水的系统，该系统能够将这些水重新导入并用作村庄的日常用水。

相似的战术

专家指出，亚洲使用的战术与阿拉伯人民使用的战术之间存在着影响关系。

“人们使用地道战术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但是中国人和越南人将地道战术运用得极其成功。法塔赫（Fatah）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的材料直接提及了这些经验。”来自格拉纳达大学（University of Granada）的研究者阿尔贝托·加西亚·莫利内罗（Alberto García Molinero）说道。“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有着巨大影响的背景下，对这种灵感的直接联系和承认都显示了不同场景之间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对话。”

他解释说，这一灵感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阿拉伯正规军对以色列作战失利后，巴勒斯坦人开始在武装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运用游击战术。

结果立竿见影：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法塔赫领导的数月或数周之内的行动中，就有数百名以色列士兵死亡。

“人民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和越南的胜利为巴勒斯坦各组织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开始学习这些在亚洲部分地区用过的军事理论，并创造性地用于自己的国家。

“游击斗争的战略的成功主要是受到中国和越南的启发。这两个亚洲国家都是全世界革命者的灵感来源，远比苏联还要重要。原因有许多，包括毛主义的本质。”莫利内罗补充道。

“毛泽东和他的人民战争概念，以及越南人，都证明了只要你能动员人民，那么就有可能打败一个极其强大的敌人，例如帝国主义。”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加沙开始修建地道。

“在埃及和以色列终止了埃及与巴勒斯坦拉法之间的拉法分区协议（Rafah partition agreement）后，建设工作开始了。这一协议的终止导致了许多巴勒斯坦家庭的分离。然后，随着以色列对加沙的围困不断加强，地道的数量开始不断增长，最初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和贸易原因，而不是军事原因。”巴勒斯坦记者、“巴勒斯坦纪事报”（Palestine Chronicle）编辑拉姆齐·巴鲁德博士（Dr. Ramzy Baroud）解释说。

吉拉德·沙利特

大约在2006年，巴勒斯坦人开始将地道用于军事。

这一时期的一个典型行动是：卡桑旅（Al-Qassam Brigades）、人民抵抗委员会（Popular Resistance Committees）和伊斯兰军（Army of Islam）的战士们经隧道进入以色列境内，到达克雷特沙洛姆（Keret Shalom）镇并袭击了一个以色列指挥所。

两名以色列士兵被杀，另一名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被俘。他被关押在加沙地带5年，直到2011年用于交换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而被释放。

“俘获沙利特是巴勒斯坦地道使用进程中最成功的军事应用之一。正是在这一刻，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土壤中埋下了使用地道的种子。在那一阶段之后，2008年至2009年和2012年的战争成了将地道主要用于军事用途的新转折点。”巴鲁德说。

黎巴嫩的地道，也门的洞穴

为了击败敌军，与巴勒斯坦人并肩作战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开始挖掘地道。

2006年真主党和以色列在黎巴嫩发生的战争，最终以黎巴嫩抵抗运动的胜利而告终。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由地道决定的，它们被用于储存武器、生产和储存导弹、设置指挥基地，当然也被用于运输部队。

真主党的地道建设始于2000年左右，当时以色列撤离了自1985年以来一直占领的黎巴嫩南部。

根据2006年黎巴嫩战争相关报告《地下环境：通向胜利的地道》（Underground Environment: Tunnels to Victory），抵抗运动的战士们意识到可能发生新的占领，便开始修建地道作为预防措施。

当犹太复国主义在新的战争中再次入侵黎巴嫩时，这一战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胡塞运动

在也门，胡塞组织（Ansarallah）也完善了其地下技术。该组织自1994年成立以来就一直使用洞穴作为基地，当时它正与后来在2011年遭到驱逐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的反动政府作战。但在2014年，这一策略开始了进一步发展。这一年，沙特阿拉伯在与美国的协同作战中入侵了也门，试图阻止胡塞组织的推进。

经过这一事件的发展，也门的反帝国主义者们扩大了地道的建设，他们利用了过去的胡塞组织小组甚至是前政府标记过的洞穴，并挖掘了新的地道。近年来，卫星图片记录了哈法、达伯尔、首都萨那（al-Hafa, al-Dabr and the capital Sana）等地的这种新建设。

“加沙地铁”

今天，不可否认的是，地道在许多阿拉伯组织发动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地道结构的规模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2016年，哈马斯政治局前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2024年7月被以色列杀害）说，加沙地道网络的规模是越南古芝地道的两倍。

根据2024年1月的估计，这一地道网络可能长达563至724公里，深度为50至70米。

巴勒斯坦地道的某些部分可能在狭窄方面类似于中国和越共的地道，而“加沙地铁”的其他部分则由水泥加固。在某些地方，隧道的尺寸足以让战斗人员完全站立甚至乘坐货车通过。

“在加沙有不同类型的地道。最常见的一种被用于防御、攻击和存储。但也有一些被用作指挥中心，介于防御和进攻的性质之间。”巴鲁德解释道。

地道的深度

地道的开挖深度为抵抗部队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佐兰·库索瓦茨教授（Professor Zoran Kusovac）等分析人士认为，普通炸弹、火箭助推式炸弹、串联弹头和特殊的钻地弹（ordinary iron bombs, rocket-accelerated bombs, tandem warheads and special bunker-buster bombs）等武器在摧毁哈马斯地道方面都是无效的。

普通炸弹穿透的最大深度为3米，几乎接触不到哈马斯隧道的表面。

火箭助推式炸弹在开阔地带很有效，但在加沙地带这样遍布建筑物和废墟的地区就不行了。这些障碍同样也阻碍了串联弹头的使用。

另一方面，钻地弹（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中被用于暗杀）可以有更好的效果，但以色列无法获取哈马斯隧道的位置来使用它。

这些存在了几十年的结构物，被证明是10月7日以来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发动游击战的基础。甚至在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地面入侵之前，这些地道就起到了威慑以色列的作用，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军事领导层知道，他们在敌人的领土上将会十分艰难。

反帝国主义斗争

胡塞组织近年来也在夸耀其隐藏的基地。

在这些地道的卫星照片公布后，胡塞组织的信息部副部长表示：“与我们现有的基础设施相比，照片展示的内容微不足道，因为它们只是供个人使用的小型地道。”

真主党用地道视频来实施战争威慑，这揭示了这些结构物的能力。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修建地道来抵抗日本入侵他们的国家。这种人民战争的战术源于更广泛的军事理论。由于这种战术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的新应用，它仍然具有时效性和发展性。

中东的反帝斗争表明，在21世纪，与迄今为止的任何其他革命实践相比，中国形成的武装斗争和军事学说即便只被阿拉伯人民部分地加以应用，也已展现出了惊人的适用性。

2018年，越南战争期间韩军屠杀的两名幸存者，在韩国国内发起了对越战中韩军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人民法庭（People’s Tribunal）。这标志着韩国公民行动和过渡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1]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然而未来仍旧道阻且长。

越南战争（1955年至1975年）爆发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2]发起了“多旗运动”（Many Flags campaign）[3]，以巩固在印度支那反对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虽然包括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参加其中，但韩国提供的部队人数仅次于美国：到战争结束时已有超30万人的轮换部队。

当时，独裁者朴正熙寻求建立一个稳定的韩国政府，因此他同意在越战中充当马前卒，以换取美国在朝鲜半岛对其的军事保护和对朴正熙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经济支持，估值1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和其他与战争有关的收入无疑是摇摇欲坠的韩国经济的救命稻草。

然而，在越南各地发现的超过45起大屠杀事件中，韩国部队总共夺走了大约9000名无辜平民的生命。例如，1966年，韩国军队杀死了大约7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并将整个平泰（Bình Tai）村烧毁；1968 年，韩国海军陆战队使用迫击炮弹轰炸了丰邑（Phong Nhị）村和丰山（Phong Nhất）村，造成70至80名平民丧生。性侵犯的报道也广泛存在，一些研究估计多达1万名越南妇女和女孩曾被韩国士兵强奸。

当时韩国政权的威权主义性质使政府能够塑造其在越南所扮演角色的“更干净”的画面。朴氏政权将越南战争美化为抵御共产主义入侵的英勇保卫战，称其受到南越人的欢迎，并完全向公众隐瞒了平泰村惨案等战争罪行。

然而，在千禧年来临之际，韩国成功转型为自由民主国家，从前对信息和言论的限制被取消。这使韩国的媒体得以多样化，并用自由主义来取代以往保守的新闻行业。著名的左翼报纸《韩民族日报》（Hankyoreh）[4]在2000年4月根据金基泰（Kim Gi-Tae）的证词发表了几篇文章：金基泰是前驻越韩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负责监督平泰大屠杀。同年晚些时候，《韩民族日报》使用解密的美国军事报告和照片，揭露了韩军在丰邑村和丰山村的暴行。

民间社团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我和我们”（Nawauri）和“民辩”（Minbyun）（民主社会律师）等团体被允许组织起来，对有关战争的主流说法提出了质疑。为实现韩国政府层面对越战期间负面事件予以承认和承担责任，这些民间社团做了许多努力。

在“民辩”和韩越和平基金会（Korea-Vietnam Peace Foundation）的法律顾问的帮助下，两位名字均为阮氏谭（Nguyen Thi Tanh）的女性幸存者提供了证词，回忆了丰邑村和丰山村大屠杀期间的枪伤、失亲之痛和韩国军队的暴行。法官裁定韩国“有罪”，呼吁政府向幸存者提供赔偿，并对韩国在越战期间的战争罪行进行正式调查，纠正韩国涉及越南的公共纪念活动，以便更好地反映受害者的经历。

由于这个过渡司法法庭的民间性质，该裁决不具有约束力。然而，这个法庭的组织方式非常全面，与真正的审判几乎无异，并与类似的公民主导的程序一致，如妇女国际战争罪法庭，因此在国际法律学术界获得了合法性和认可。该判决引起了包括KBS、SBS和MBC在内的韩国主要媒体的关注，从而提高了公众意识，并引发了对政府强制性行动的讨论。该法庭还激发了一场请愿活动，要求进行正式的事实调查，并为幸存者所经历的创伤发声。两年后，阮氏谭向韩国地方法院提起正式诉讼，要求作为战争罪的受害者获得赔偿。

但是，韩国政府一直否认自己参与了屠杀。

不仅政府驳回了阮的诉讼，国防部和国家情报局也一再禁止公开有关韩国军队在越南战争中行为的相关记录。受此事牵连的军方领导人还声称，大屠杀实际上是由越共（Viet Cong）“伪装”成韩国军队进行的，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和证词证明并非如此。

民间社会团体谴责韩国政府的虚伪，将其与当今日韩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障碍相提并论：日本承认其战时暴行。

“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一词已经进入了围绕“慰安妇问题”的缓和紧张局势的词汇中：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帝国陆军在朝鲜有组织地对朝鲜妇女实施性奴役。这种过渡司法方法的核心是，在整个和解过程中与幸存者进行有意义的协商，要求正式道歉、纪念受害者、赔偿和起诉举措。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Kang Kyung-Wha）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0届会议上呼吁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敦促日本遵守国际人权条约。

必须指出的是，韩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和慰安妇问题并不具有可比性。然而，这种比较是“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的关键要素，凸显了韩国政府在事实调查方面的双标做法。

韩国政府把越南当局的沉默作为对美越战争的虚伪立场辩护的理由。越南政府确实没有就这一问题发表任何声明，但这一理由与“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的概念不一致。这种方法将受害者对冲突后和解的权利置于“官方”的国家反应之上。此外，发展中的越南和富裕的韩国在经济实力上存在明显的不对等。作为依靠援助和外国投资实现持续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越南的沉默让人想起了韩国对日本殖民者战争罪行的沉默，这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

因此，为了充分参与这一过渡司法的进程，韩国政府应考虑将两项举措作为过渡司法的起点。

首先，需要成立真相委员会，调查韩国军队在越南几起大屠杀中的行径，为越南幸存者主持正义，尊重他们的经历。为调查日据时期以及美国的侵权行为，官方已经成立了真相委员会；而最近于2005年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则调查了韩国威权政府的侵权行为。与民间社团合作有利于促使政府对公众负责，并确保调查过程不受政治偏见的影响。

其次，韩国政府应该承担韩国士兵在丰邑村和丰山村等大屠杀中犯下的性犯罪的后果，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赔偿和重新融入社会的帮助。这绝不仅仅是经济赔偿那么简单：它还包括促进性别平等的康复措施，以及通过教育资源对韩军在越战期间的性犯罪给予正当的承认。作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签署国，韩国应坚持其国际义务，谴责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并积极向幸存者寻求谅解。

参与有关韩国战争罪行的越南受害者的过渡司法进程，无疑是向世界展示韩国对“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司法”的充分承诺以及进一步使其对日本的不满合法化的关键一步。韩国政府已经有了工具，有了完善的司法机构和有力的民间社会行动者。现在我们拭目以待，现任政府是否有政治意愿与民间社团合作来完成这项工作。

This is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2021年5月25日）

本文是爱尔兰社会主义共和党（Irish Republican Socialist Party）的一位活动家对两位越南共产主义者的采访记录。

首先，我想热情地向我们的越南同志们问好。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同意参加这次采访。我很感谢他们花时间教给我们如下这些知识。在爱尔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人对我们国外同志们的事情很感兴趣，也很想在他们的帮助下，从世界各地获得一些独特的视角。这些研究事物的新角度常常会挑战已有的认识。这是一个良性的过程。我们越是拓展我们的视野，越是与国外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向他们学习，我们就越是有能力在国内发展自己的政治。

我想再次表达对这两位越南同志的感谢和尊重，因为我们的这些对话很有价值。他们一同回答我的提问——可以理解，这是保持匿名的一种方法。

1、你们好。首先，我想稍微了解一下你们生活的地区。

我们生活在越南南部。这里的历史和文化很复杂。你们大概已经知道，在日本人被赶出越南后，美国猪猡们和法国人一道对抗我们。为了让越南人民错误地以为越南是自治的，他们在越南的南半部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这里的文化建立在中国的文化、语言、民俗和建筑等的基础上。农历新年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例子。人们庆祝新年的方式也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同时许多建筑也是中国式的。大多数人都信佛——这是从中国舶来的宗教。

然而，仅仅指出如下事实——越南南部生活着超过300万天主教徒——也就足以展示天主教的影响力了。越南南部的天主教是法国人在殖民时期输入的，而许多天主教堂最初也是法国人建的。在胡志明市，有一座“圣母院”（Notre Dame Cathedral）——显然，这是法国殖民时期由法国人建造的。另一个例子是粉色的“耶稣圣心堂”（Tan Dinh Church），它也是法国人于150年前在殖民时期建造的。

2、你们认为越南目前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什么位置？越南与当代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国际舞台上，越南打着“现代化”的幌子，已经几乎把自己完全出卖给了外国投资者。根据“越南资讯网”[1]（Vietnam Briefing），外国直接投资部门（FDI sector）占2020年出口总额的72%、进口总额的63%。另外，在2020年1至11月，外国投资者共向越南投资了170亿美元。虽然越南宣称他们这是在积极践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实际上却实行着与买办资产阶级彻底合作的政策，并公开邀请他们来越南投资。

（译注：[1]该网站主要提供关于越南的商业信息。）

3、给我讲讲越南的经济吧。

虽然越南政府称他们的经济制度为“市场社会主义”，但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明白市场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共存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完全不能兼容的。不仅如此，不管西方左派怎么为它辩护，越南已在更大规模地开展私有化。我稍后再展开讲这一点。但直到2020年之前，独立的工会还是完全非法的[2]，而劳工组织者都会被逮捕。政府这么做是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向越南投资：他们害怕允许组建独立的工会将会吓跑这些投资者。如果你的经济总体上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你就不能称它为社会主义；更重要是的是，如果你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置于本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之上，就更不能称为社会主义。

（译注：[2]越南于2020年初修订了劳动法，允许工人组建、加入独立的工会。）

4、给我讲讲你们国家的阶级关系现状吧。

越南社会的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一样的。越南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剥削关系，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被大肆榨取，同时在城市地区存在着日益壮大的小资产阶级。很多越南工人对自己不得不在外企工作叫苦不迭。据估计，在外企工作的越南无产者中，最高工资不超过每小时50美分（即半美元）。不仅如此，2020年越南的最低工资只有160万越南盾，约合68美元[3]。

（译注：[3]指的是月工资。）

5、最近，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你们对这个党、对它治理越南的工作看法如何？

虽然越南政府也做了点好事——比如反腐败——但越南最近的十三大表明越南完全不想回归社会主义。他们列出的目标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国家现代化”，而极少关注越南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越南不断向外国猪猡们开放市场，而十三大只是更加表明了他们渴望与外国企业和资产阶级合作。

6、马克思主义者在越南面临着怎样的特殊政治挑战？

我们在越南面临的挑战就是：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被消灭。如果我们想抗议什么事情——即便是从马列主义的角度抗议——我们都会被指控为“滥用民主权利，企图颠覆国家”。

7、越南人民公开批评政府是否容易？政府会如何接纳这些批评？

不，公开批评政府并不容易。就像我刚说的一样，绝大多数批评都被解释成“滥用民主权利”。2006年，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劳工组织者们被全部逮捕，而仅2个月后，他们的组织“越南联合工农组织”（United Workers and Farmers Organization of Vietnam）就被彻底消灭。

8、现在外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是史上最多的。你们认为，为什么外国公司把越南视为如此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

外国投资者把越南视作如此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是因为越南共产党非常愿意向他们的利益低头。直到今年早些时候，组建工人自己的工会还是完全非法的，因此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允许资产阶级仅给越南工人以最低的工资，以使工人再活一天。

9、越南的劳工状况如何？

越南的劳工状况纸面上看是好的，但实际上是极差的。工人不断抱怨、抗议，然而越南政府很早就向帝国主义猪猡们的利益投降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呼声不管不顾。2006年，“越南联合工农组织”成立了，然而仅仅2个月内，所有创建者都被冠以“滥用民主权利，企图侵害国家利益”的反国家罪名而被捕。直到2020年，组织独立的工会还是完全非法的，越南官方对此的借口是“这会吓走外国投资者”。直到最近，工人们通过参与许多野猫罢工，才获取了进行独立的工会活动的权利。越南官方相信，如果让这种野猫罢工[4]持续下去，将会损害国家利益。

（译注：[4]没有工会领导的、劳动者自发的、无组织的罢工，称作“野猫罢工”。）

10、越南是否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如果有，政府是否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越南有很严重的贫困问题。2016年的最新估计表明，越南的贫困率在6%左右。越南人口是1亿，那么6%也就是600万人。高一点的估计是在900万到1000万人之间。这不比美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好——美国的贫困人口是3000万。而要知道，美国总人口是越南的4倍。

11、有很多关于越南存在“血汗工厂”的指控。这些指控是真的吗？

是的，越南是有血汗工厂。离我这儿15分钟路程，就有一家血汗工厂，生产的是迷彩帽，供美国的校办商店销售。（原作者注：这个例子是其中一个同志给出的，不适用于另一个同志。）在我之前的回答中也提过，有很多血汗工厂的工人抱怨连天，但是为了照顾外国猪猡的利益，他们的呼声截至目前也还是被忽视的。

12、你们认为爱尔兰和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什么共通之处？

爱尔兰和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共通之处就在于两国都曾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糟蹋得一团糟，并且两国都曾被分割以便他们尽量保存一点点土地。越南的情况是：南半边曾是一个服务于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虽然南半边看似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被西方完全控制。爱尔兰的情况是：北半边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帝国主义直接管辖和建立傀儡政府为他们服务，两者基本没有什么实际区别。

13、你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简单讲讲越南历史吗？

几千年来，越南成功抵御了外国入侵者，例如封建主义中国；甚至连当时几乎无人能敌的蒙古人也没能征服越南。1885年，法国在中法战争中成功击败了中国，于是不久之后就占领了越南、老挝、柬埔寨，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不久之后，法国被纳粹征服，这使法国对越南的控制变得十分脆弱。日本人趁虚而入，占领了越南，他们在越南又待了5年。在这段时间里，胡志明同志回到了越南，组织越南人民开展民族解放斗争。他应用了他在苏联和中国学到的知识，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Vietnam Independence League，Vietminh）。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共产主义者们抗击日寇。而日本在二战中被击败后，把他们从越南清理出去就变得易如反掌，因为他们（日本侵略者）的统治被削弱了。

1946年，法国人回到了越南，企图夺回他们的殖民地。和法国殖民者打了8年的仗之后，1954年，越南最终击败了法国。法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正式撤离越南。然而，独立与自由之战仍未结束。在法国人撤离之后，一个傀儡政权在南部建立，它承诺以后会有民主选举来统一全国。然而，美国明白如果真的进行这种选举，越南群众将会选择共产主义。于是，根据肯尼迪总统的“多米诺效应”理论，美国不允许进行民主选举，并积极镇压越南民心所向的统一运动。

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预在东京湾事件[5]后猛增。美国宣称该事件是对美国海军“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毫无征兆”的袭击。虽然船上的人最后向约翰逊总统坦白承认实际上没有发生袭击，约翰逊还是推进了战争，最终超过20万美军被派往越南，这标志着战争的开始。越南人民应用了毛的持久人民战争理论对付美国，成功开展了持续约16年的斗争。在1975年4月30日，越南人民军把坦克开进了南越总统府，正式结束了战争。

（译注：[5]北部湾，越南称东京湾。）

美国意识到在这片不熟悉的土地上对抗越南共产主义者的游击战是完全无用的。不久之后，美国从越南撤军。这时候，思乡之情也渗透进了美国军队，作战效率呈指数式下降。越南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式统一了。然而，战后时代并非人人享受社会主义的时代。胡志明于1969年逝世，顽固的修正主义者黎笋取代了他在党内的地位。1986年，总书记阮文灵（他在黎笋死后5个月被选上）领导的黎笋修正主义集团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发动了“革新开放”（Doi Moi）。这一系列改革与□的□□改革十分接近。很快，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发生了。今天，当代越南仍坚持资本主义复辟——这在我们采访的前面部分已经解释过了。

14、爱尔兰共产主义者们现在正在处理国家分裂的问题。在分裂时代过去后的环境下，住在越南原边界北方和南方的人们之间还有敌意吗？如何化解这些差别？

越南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想要以共产主义统一国家。这是美国不允许越南发生公平选举的原因之一——他们非常明白这种选举的结果肯定是共产主义统一越南。因此，住在北方和南方的人之间没多少敌意。现在，只有“越南流民”（Vietnamese Diaspora）——那些越南统一后逃离越南的人——才和越南人有矛盾。这些越南人怀念南方存在傀儡政权的那些日子。然而，这种人大多生活在国外，被生活在越南的群众鄙视。

整体上看，越南人民生活得很团结，集体热爱祖国。而对于信新教的北爱尔兰——我们承认，我们现在对此还不很了解——如果在统一后表现出了和南方的对立，那么化解敌意的最好方法是开展教育，永远避免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中国，过去有人支持匈牙利的法西斯暴乱，还支持用类似的方法颠覆中国共产党。毛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不应用强制措施来纠正这样的错误路线。相反，我们必须用劝说、教育来说服人民群众。用毛的话说：

“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6]

（译注：[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7月）

15、你们的政府宣称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想对西方认为越南是或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说些什么？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我们不认为当代越南是社会主义的。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发生，并且我们前面也举了很多例子证明执政的越南共产党已经向外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投降，并镇压工人阶级。工人害怕公开反对工厂中的暴行——这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吗？超过600万人民仍在贫困线以下——这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吗？长久以来，工会活动这种最简单的工人阶级组织形式，被严格管制，而那些挑战这些管制、让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人全被逮捕，他们的组织也被官方借口“滥用民主权利，损害国家利益”而消灭——这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吗？

这样的社会更像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对于西方那些相信越南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们，我们请你们在选定这种立场前，先深入研究越南这个国家。扔掉你先入为主的观念，客观地看看我们的现实情况。而对那些立场跟我们一致的同志们，也请你们更深入地研究我国，以便让你的批判更切中要害。无论如何，我们祝两种观点的同志们都在未来的斗争中顺利。

16、最后，你们还有什么建议给到爱尔兰的同志们吗？

最后我们想建议爱尔兰的同志们：作为共产主义者，要不断成长。这是说，要避免自由主义心态，比如自私、与同志们敌对、说别人闲话，等等。我们推荐阅读毛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它很好地列出了有原则的共产主义者要避免的东西。另外，我也建议，要应用“团结-斗争-团结”的策略。这是在辩论中得出正确结论的最好方法。永远要抱着团结地结束斗争的心态，团结地开始斗争。要耐心对待坚持错误路线的同志们，和他们共事的时候要避免傲慢心态和命令主义。

作为人类，我们都可能有错误观念，我们必须明白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我们知道我们又在复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必须避免自由主义。不要抱着自由主义的心态参与辩论——也就是说，不要故意让辩论对手难堪，不要把自己的形象抬高到群众和其他同志之上。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明白，对立的双方之中也有统一，斗争必须要以有成果的方式解决。不要怕在一些事情上犯错。如果你在某些事上自己犯了错，或看到别人做了错事，必须要愿意去抱着团结的目标，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总结一下这一部分：要记住，永远要愿意为了自己的自由作出牺牲。把自己完全投入斗争中，并记住这些牺牲会帮助你获得自由。永远记住，要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和耐心地和他们结合在一起。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面前会是艰难的道路，我们永远不应当丧失我们的最终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最艰苦地奋斗。

• 来源：《反帝行动》[爱尔兰]

https://anti-imperialist-action-ireland.com/blog/2021/05/25/vietnamese-maoists-speak/

• 翻译：VIU

校对：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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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9日，在悲痛的氛围中，科斯塔斯·萨兰提蒂斯（Kostas Sarantidis，越南名字为阮文立，越南语：Nguyen Van Lap）在越南和希腊的家人、朋友和同志向他告别。

以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和议会议员吉厄戈斯·马瑞诺斯（Giorgos Marinos）、中央委员会成员和欧洲议会议员科斯塔斯·帕帕达基斯（Kostas Papadakis）、中央委员会成员科斯塔斯·巴斯德基斯（Kostas Basdekis）和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部成员尼科斯·塞雷塔基斯（Nikos Seretakis）为首的希共代表团参加了葬礼。一同参加葬礼的还有：希腊共产主义青年团（KNE。译注：希腊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安东尼斯·科斯塔迪马斯（Antonis Kostadimas）、希腊共产党彼得鲁波利斯市（Petroupolis）党组织和“全国抵抗与希腊民主军战士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Fighters of the National Resistance and the 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PEAEA–DSE。译注：参与反法西斯战争和希腊内战的希共老战士的组织）彼得鲁波利斯市分部主席尼科斯·查茨基里亚科斯（Nikos Chatzikyriakos），以及参与“全国抵抗与希腊民主军战士全国联盟”的其他许多党员同志——他们是科斯塔斯·萨兰提蒂斯葬礼的荣誉卫士。越南驻希腊大使黎鸿长（Le Hong Truong）也参加了葬礼。

吉厄戈斯·马瑞诺斯代表希腊共产党向这位故人告别。他表示：“怀着深切的悲痛，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科斯塔斯·萨兰提蒂斯——阮文立同志送行。我们党对这位为越南和希腊人民利益而斗争，为消除人对人的剥削而努力，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奉献终身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致敬。”

科斯塔斯同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给许多新一代人提供了人生经验。这是因为，科斯塔斯·萨兰提蒂斯在真正严酷的条件下，选择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选择站在越南人民一边，为越南人民摆脱法、美帝国主义的枷锁而奋斗；选择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参加武装斗争；并加入希腊共产党的队伍，在希腊继续斗争直到生命的结束——这些人生决定都需要巨大的力量和韧性。

科斯塔斯1927年出生于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译注：希腊北部最大城市）一个贫苦的小亚细亚难民的大家庭，从小就开始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被抓进一个强迫劳动营，不久之后德国投降了。1945年，他被法国人招募加入外籍军团，到远东地区与日本人作战。

1946年2月科斯塔斯到达法属印度支那时仅18岁。科斯塔斯认识到了法帝国主义的本质，看到了不公正。科斯塔斯选择站在越南解放运动的一边，加入了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 Minh。译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在那里他取名阮文立，并成长为一名战士。

1949年，科斯塔斯加入了越南共产党。他在传奇的人民军803团（803 People’s Army Regiment）作战，击落了第一架法国飞机，接管了战俘营，与越南人民共患难，为了对自由的渴望而共同战斗。法国人战败后，他以大校军衔退伍并居住在越南，直到1965年返回希腊。

回到希腊后，他在佩奇尼公司（Pechiney。译注：法国控股的跨国铝业公司）工作，参与创建了希腊共产党在这家法国垄断公司的第一个党组织。

科斯塔斯2011年被授予越南荣誉公民称号，2013年被授予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他是希腊和越南的英雄传统和大众运动之间一条生动的纽带。

“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还会走同样的路。”在2005年第十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World Festival of Youth and Students。译注：参与者主要是各国共青团和反帝青年组织）框架下由希腊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越南胡志明共产主义青年团（Ho Chi Minh Communist Youth Union）共同举办的大型活动上，他向数百名青年男女致辞，并介绍了他宝贵的战斗经历。

图：越南纪念阮文立同志的图片

“科斯塔斯同志，

我们本来希望你能出席我们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但这已无法实现。党的二十一大已胜利举行，并做出了重要决定。我们党继续为成为工人和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头脑、心脏和组织者而斗争。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希腊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向你的妻子、子女和孙辈，你的兄弟以及你所有的亲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永别了，科斯塔斯同志，我们会永远怀念你。”

• 来源：希腊共产党网站

https://inter.kke.gr/en/articles/A-communist-and-internationalist-devoted-to-the-struggle-for-peoples-interests/

• 翻译：拂晓

校对：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