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今天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意识、组织和斗争经验，还没有跟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加速动荡的步伐。帝国主义核心国家仍然拥有大量的物质资源来应对自身危机，并通过小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国际化体系使人民迷失方向、组织松散和缺乏斗志，以此作为在大多数国家的主要执政方法。此外，它们还得益于革命政党及其国际合作的薄弱。

提高对于积极抵抗帝国主义战争的必要性和发展进程的认识，并积极组织这种抵抗，将为准备和实施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一条使主客观因素相协调的道路。

积极抵抗是建设新的和平运动的必要条件。其核心必将是国际工业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统一战线。

2022年5月8日，从埃森到盖尔森基兴的示威，以及1500多人参加的集会，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了新的和平运动。以国际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ist Alliance）为核心的24个组织和许多个人都为这次示威和集会发出了号召。新的和平运动的建设，包括了与旧有和平运动的所有诚实力量的合作。

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战斗经验

在欧洲，主要是希腊和意大利的工人在一开始勇敢地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早在2022年3月14日，在比萨的伽利略机场，意大利工人及其工会——基层工会联盟（Unione Sindacale di Base (USB)）成功拒绝了装载运往乌克兰的军事物资，这些物资被伪装成“人道主义援助”。

随后在2022年4月6日，希腊70个城市爆发了反对反动政府和北约战争行为的总罢工。比雷埃夫斯港停工了。在该国其他重要的大型企业、港口、公共交通和零售连锁店也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和罢工。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的码头工人拒绝将用于乌克兰战争的重型武器从船上搬运到货车上。

2022年5月20日，意大利基层工会联盟在博洛尼亚组织了一场总罢工，口号是：“退出战争！提高工资和社会支出！”与此同时，20多个城市的北约军事基地门前也发生了示威。

但在很多时候，这些斗争仍然彼此孤立，缺乏统一的战斗纲领。必要的积极抵抗需要跨越国界的反帝反法西斯的合作与协调。

必须克服和平主义的幻想

对和平的普遍渴望和反法西斯意识深深扎根于德国人民群众之中。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德国约有83.5万人参加了要求和平的示威。但是，仍然必须做好积极抵抗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和一切战争贩子的准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热爱和平的人们必须克服普遍存在的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严重危险的低估以及各种和平主义幻想。

修正主义势力仍在为1990年或1991年以前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苏联而哀悼。他们一边倒地把局势升级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北约，不加批判地接纳普京的理由，或者散布和平主义的幻想。修正主义的俄罗斯共产党人党（Communists of Russia (CPCR)）宣布：

“作为共产主义者和我们祖国的爱国者，我们支持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

对俄罗斯新帝国主义的屈服是多么的可悲啊！不久前，普京不是还在往共产党人列宁和斯大林脸上吐口水，指责他们给予乌克兰自决权吗？

尽管与德国的共产党（DKP）领导层相反，社会主义德国工人青年团（SDAJ）[1]主席安德里娅·霍农（Andrea Hornung）将俄罗斯视为帝国主义国家，但她却警告说：

“我们必须对任何‘等距离’立场划清界限：根据这一立场，俄罗斯和北约同样具有侵略性。”

当然，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需要一个有区别的立场，但主要的立场应当是明确的。对所谓“等距离”的警告，绝不能得出霍农那样的结论，将俄罗斯当作相对较好好的帝国主义来推销：

“但是俄罗斯对北约处于守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在战争中，进攻和防御是两种不可分割的运动形式。难道仅仅因为在表面上是防御性的，它就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吗？有些人因为某个帝国主义当时处于“守势”而保护它，这样就否定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阶级性。他们为在特定情况下捍卫一个帝国主义的路线敞开了大门，从而陷入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曾先后在社会民主党（SPD）和左翼党（DIE LINKE）担任主席的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对当前帝国主义战争的现实分析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他属于坚决反对战争的阵营。但是，当他在2022年3月17日为自己退出左翼党辩护时，他说“现在左派的和平理念也破灭了”。同时，他还散布了帝国主义可以不战而治的幻想。

然而，这些“和平理念”从来都是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平的幻想，据说这种和平是通过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来实现的。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特点是个别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因此当这种情况出现时，被大肆宣扬的利益平衡就不再起作用，这是一个符合规律的过程。这时，帝国主义大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就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以暴力手段展开。谁要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就必须消灭其规律性的根源，进而消灭帝国主义。

要深刻理解当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化，就需要了解无产阶级积极抵抗所必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行动者们必须明白，已经出现了几个新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沙文主义、反共主义以及机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建立意识形态上的免疫。

积极抵抗的战略和策略

积极抵抗世界大战危险的战略和策略的目标，是使国际工人阶级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直至社会主义革命。这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首次实现。积极抵抗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一步发展其直接动员和领导群众的能力。

积极抵抗与抗议有着质的区别。德国马列主义党的纲领指出：

“积极的人民抵抗的发展……以反对垄断组织和国家的激进群众行动为特征。”

必须系统地促进和发展积极抵抗：

为使群众更容易迈出积极抵抗的步伐，必须在工厂和街区组织与当前群众意识的普遍状态相适应的抵抗活动；必须加强行动的统一性，组织抵抗团体。

只有在提高意识的情况下，积极抵抗才会发展：

• 从拒绝战争，恐惧，仅仅是不满，出于道德的义愤，麻痹和被动，到实际行动。

• 从自发谴责非正义战争，到了解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规律性根源。

• 从社会制度造就的小资产阶级思维方式带来的迷失方向、组织松散和缺乏斗志，到采取无产阶级观点。

• 从单纯的防御性措施到进攻性的斗争。

• 从摆脱舆论操纵（这种操纵是通过对战争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战来实施的），到对战争的社会原因开展积极教育和提高认识。

• 从摆脱反共主义，到积极参与“不给反共主义机会！”的运动。

• 从自发的反战活动，到组织起来积极抵抗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需要实际的斗争经验，这样他们才能在马列主义者的帮助下理解形势。（资产阶级）将危机和战争负担大规模转移给群众、部署联邦国防军执行战争任务、征召预备役人员、废除民主权利和自由等行为，都将使他们获得经验。

在青年中间，反军国主义斗争变得特别重要。它将实际活动（例如反对联邦国防军在学校的广告宣传活动和反对研究和教育的军事化）与学校工作和教育工作结合起来。为对抗军国主义宣传、“本土运动”[2]式的煽动以及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渗透，在思维方式领域开展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激进的妇女运动面临的挑战是团结广大妇女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在工人阶级运动和积极的人民抵抗运动之间发挥决定性的纽带作用。

积极的抵抗，与维护并扩大社会进步成果的斗争、反对战争和转嫁危机负担的斗争、争取群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密切相关。

今天必要的积极抵抗，不仅是为了坚定不移地团结乌克兰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他们不仅在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而且作为被绑在北约和欧盟战车上的民族，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积极抵抗需要一个有明确要求的纲领：

• 积极抵抗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 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略，并从乌克兰撤出所有军队！

• 俄罗斯对所有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毫不留情地惩罚侵犯人权的行为！

• 乌克兰保持军事中立，并在俄乌边境设立非军事区！

• 撤出所有驻扎在东欧的北约部队和武器！

• 解散北约和其他战争联盟，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样的反革命快速反应部队！

• 不给非正义的战争提供武器和后勤支援！

• 取消针对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的武器禁运！

• 强制放弃第一次核打击[3]选项，禁止并销毁所有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

• 必须取消联邦国防军的扩军计划，反对“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

• 从国外撤出所有德国军队！

• 停止把危机和战争的负担转嫁给群众！为额外提高工资而斗争！

• 立即采取严厉措施来保护环境！从帝国主义的逐利经济和战争中拯救环境！

积极抵抗所不可缺少的是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原则，如广泛的民主、跨党派的合作、反法西斯和国际主义基础上对世界观的包容、民主的辩论文化和财政独立。

必须发展和组织对帝国主义大国和集团的积极抵抗，以期取得优于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如“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ICOR）和“人民斗争国际联盟”（ILPS）的联合号召所设想的那样，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建立和加强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和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

革命的世界组织“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在战争爆发前后的决议中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它的成员组织推动了反战活动，积极开展了有关帝国主义的教育工作，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例如，2022年5月“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国际协调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了标题为“让我们通过加强社会主义力量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但是，“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和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也必须通过斗争来实现。他们必须成功地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摆脱低估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的想法，例如，认为该问题的意义只是局限于欧洲。

对“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决定性考验，将是在世界范围的合作中实现具有全新性质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就包括加强“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的组织，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和大大加强革命政党，来推动实际合作与协调的大发展。

对于每个革命的马列主义者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列宁所描述的前进道路可走：

“争取和平的斗争如果不同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那不过是温情的或欺骗人民的资产者的和平主义空话。……这就是说，我们要帮助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没有兼并的和平。自然，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艰巨的，但是应当让群众知道斗争艰巨却又非进行不可这一真理。不应当让群众沉溺于不推翻帝国主义也可以实现和平的幻想之中。”[4]

202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国和集团之间的军事对抗直接地升级了。它结束了70多年的帝国主义和平。在此之前，当然也有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入侵或代理人战争，但不管它们有多么残暴，对人类的生命、生产场所和生活环境产生了多少破坏，它们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的、相对较小的。

伴随着乌克兰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威胁，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框架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进入了加速动荡的新阶段。这为世界性的革命危机奠定了基础。由此，帝国主义危机四伏的性质获得了新的特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一切主要矛盾都在迅速激化。

公开的世界危机

随着乌克兰冲突的发生，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生态和军事危机爆发了。这种新开始的形势陡然地改变了革命阶级斗争的任务。

1. 在政治上，原有的多极结构遭到普遍而不受控制的破坏，使公开的世界危机得以显现。这从根本上质疑了现有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及其体制。苦心拟定的国际法条款、人权条款和国际间有效的裁军条约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联合国、北约或欧盟等国际组织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公开的危机，这是各国国家利益之间出现对立的结果。例如，在2022年3月24日，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53个拒绝批准联合国大会关于立即停止俄罗斯对乌克兰敌对行动的决议。在所有国家中，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的头号战争贩子，它提出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民主联盟”，作为瘫痪的联合国的替代方案。
2. 经济上，在2018年爆发并不断加深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出现了国际生产重组的公开危机。
3. 开放的世界贸易遭到质疑。贸易战之前就已经爆发了。随着对俄罗斯的制裁，贸易战升级为一场世界经济战争，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
4. 生态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所谓的“安全政策”被明确地置于迄今已实行的一切环境政策之上。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这种取向极大地加速了向全球环境灾难过渡的方方面面。
5. 世界军事危机使得国际外交及其此前关于和平主义与帝国主义和平的设想破产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在或多或少地公开积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6. 这与许多国家发生的大规模右转有关：从国家机器的法西斯化直到向法西斯主义转变。
7. 几十年来第一次，俄罗斯和美国/北约都在积极准备核战争，故意将其纳入讨论，并冷酷地接受这种危险。
8. 向着积极准备世界大战的转变，也加剧了德国的社会矛盾，包括德国金融资本内部以及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群众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信任危机也在加剧。
9.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正在加剧，首先是以前被认为无可争议的基本构想的公开危机：例如，所谓“以和平为目标的外交政策”、“通过贸易来改变”，或者帝国主义环保主义的众多变体。德国政府的新构想，比如“社会-生态转型”的承诺，在被发明出来不久之后就化作了泡影。
10. 现存的各种危机相互促进：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结构性危机、债务危机、向全球环境灾难的加速转变、资产阶级难民政策的危机和资产阶级家庭制度的危机、越来越多国家的饥饿危机、急剧增长的通货膨胀，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正在世界各国合并成一种走向普遍社会危机的国际趋势。
11. 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基本矛盾，迫切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解决。这是向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过渡的客观基础。 列宁曾这样描述革命形势的一般特征：

“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1]

由非革命形势阶段向剧烈革命形势阶段的转变，首先主要是由客观因素引起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统一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由于缓和危机的措施和对公众舆论的操纵，主客观因素的统一是作为一个或多或少地滞后了的，先是政治的、后是革命的发酵过程而发展的。革命的世界危机的展开，关键取决于国际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必须具备在国际层面协调斗争并使斗争革命化、从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积极抵抗的能力。而对整个社会有影响的各国马列主义政党的出现和加强，是这一进程的目标指向性、深刻性和稳定性的决定因素。

但是，革命的警惕性也需要我们考虑到反动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在觉悟尚低的群众中发展的可能性。在世界观领域，反动的反共主义和面向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矛盾的加强，在这一点上将会表现得尤为明显。

没有人能预见发生在乌克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具体走向。但是，交战各方故意使战争升级以及战争本身的动态，都是可能使军事冲突最终过渡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因素。克劳塞维茨就曾揭示过这背后的法则：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交战的每一方都迫使对方不得不像自己那样动用暴力，由此便产生了相互作用，从理论上讲，这种相互作用一定会导致极端。”

在这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加速动荡的阶段，原则上只有两种选择：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这种估计遵循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批评了（资产阶级）在操纵舆论方面对这一发展的严重性的不恰当的贬低。这个阶段也有可能因为群众的抵抗，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或因为交战一方的屈服而停止。然而即使如此，也不会简单地回到乌克兰战争之前的时代了。而只要这个阶段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战略和策略就必须针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危险，在世界范围内加速从非革命形势阶段向革命形势阶段的过渡。各国帝国主义政府积极准备世界大战，加速破坏环境，把危机和战争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将日益使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发生公开的矛盾，并激起他们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公开危机，使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化。

自2022年初以来，世界范围内开始了以心理战操纵舆论的行动，目的是赢得群众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开始，国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作为一种全天候的影响，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维度。通过各自垄断的大众媒体，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发动了彻头彻尾的虚假信息战，直至公开鼓吹战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Bourgeois Ideology and of Opportunism）一书证明了：

“在危机中，当代价和负担被转嫁给群众时，当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发展或即将发动战争时——简而言之，当矛盾加剧时，机会主义就按照规律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它的指导原则是宣扬工人阶级完全服从本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2021年2月19日，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的“美好”的一年之前，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承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北约国家将“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拜登并没有放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这是大多数资产阶级分析家所掩盖的事实，而是使之系统化地成为美国霸权主张的战略和策略。为了掩盖其政策的核心，拜登以沙文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虚伪说辞——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使命——来推销这个项目。

这使得小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思维方式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际工人阶级无论如何都应该充满爱国心地认同各自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战争煽动，不应该追求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应该积极抵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不应该转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而应该接受“小恶”——美国或西欧帝国主义的“民主”，据说比俄罗斯或□□的“民主”要好得多。

早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在俄罗斯群众中煽动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在《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一文中，他散布了“本土运动”（völkisch）[1] 式的蛊惑言论：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是古罗斯的后裔，古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国家。”

有了这样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普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为入侵乌克兰，而且也为更多的征服活动做了准备。然而，在他“本土运动”式的民族主义幻想中，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基辅（古）罗斯是一个主要由乌克兰部落组成的封建国家。后来，俄罗斯沙皇把非俄罗斯的民族和领土纳入了他们的帝国，将俄罗斯变成了“各民族的监狱”。

所有那些为两个帝国主义交战方中的任何一方辩护的人，请好好看看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误导性解释所做的评论：

“至于哪一个集团首先开始军事攻击，或者首先宣战，这个问题对于确定社会党人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叫喊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进行防御性战争等等，这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言。”[2]

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影响着212个国家的超过10亿人，主要是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际频道；通过“今日俄罗斯”（RT）、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以及社交网络上有针对性的信息（这些也被称作网络纵队），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者也在100多个国家美化着他们的侵略战争。“今日俄罗斯”仅在拉丁美洲就有近3000万粉丝；“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也在以32种语言向五大洲的2.89亿“用户联系人”传播所谓“德国观点”。

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从早到晚地在战争中心进行“现场”报道——被炸毁的房屋和悲痛欲绝的乌克兰儿童的可怕画面、俄罗斯军队犯下暴行的照片、对受影响者的采访——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客观的印象，让人觉得自己是在近距离接触战争。然而除了士兵们正在“英勇”抵抗之外，人们听不到任何关于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消息。

同时，媒体注重于调动情绪。武器运送突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是一种表达同情心、同理心和团结的方式，而且别无选择。

在德国，新闻和谈话节目最新发生了普遍的军国主义化。对高级军官的访谈被认为理所应当，每天都在进行，这使大众参与到了德帝国主义战争进程的战略考量中来。几个星期以来，资产阶级媒体审查制度禁止了任何批评的、进步的或和平主义的观点的代表。即便他们偶尔被接纳，通常也会被称作“普京的朋友”。脱口秀主持人的“批判性询问”通常来自右翼。在大部分时候，他们不加批判地传达了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及其驻德国大使安德烈·梅利尼克（Andriy Melnyk）对大规模武器运送的煽动性立场。

随着向社会沙文主义路线的过度，所有改良主义党派的危机进程都展开了：之前在2021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的纲领还在承诺“结束对战区出口欧洲武器”。

但新政府的“责任”要求他们“塑造”德国外交政策战略的变化。安东·霍弗雷特（Anton Hofreiter）以前被称作绿党中的“左翼”代表人物，现在却被证明是最大的鹰派之一。他要求德帝国主义以“最残酷形式的现实政治”来回应俄罗斯新帝国主义“残酷无情的本性”。霍弗雷特奉行的反动的实用主义，在极短时间内就将这位反核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战争贩子。

89名绿党成员表示了真诚的担忧，并有理有据地警告了党的领导人：“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你们要怎么做……？要让北约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吗？”这一警告并未成功。

左翼改良主义党派左翼党（Die Linke）在多年来对新帝国主义俄罗斯轻描淡写的企图公开失败后，踉跄地陷入了生存危机。对于联邦政府的重整军备计划，党内出现了激烈的矛盾。该党在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团投票反对重整军备计划，然而一些有代表性的领导人物却急切地支持这一计划。

例如，德国左翼党成员、图林根州州长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于2022年3月2日在格拉市（Gera）的和平示威活动中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军事行动。”

他还激烈地批评了党内仍然人数众多的反战人士：“简单地抨击北约并不解决任何问题。”

这位“左翼”州长就这样表明了他对德帝国主义的无条件忠诚。2019年1月14日，他还曾毫不犹豫地到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墓前献花，媒体对此做过广泛的报道。与李卜克内西这个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今天十分相关的口号：“一个人、一分钱都不能给这个制度！”[3]

沙文主义传播得如此之广，甚至在通常被认为是左翼自由主义的媒体中，法西斯主义也被轻描淡写。例如， “德国编辑者网”（RedaktionsNetzwerk Deutschland）于2022年5月20日发表了乌克兰大使梅利尼克的整版访谈，其中梅利尼克将亚速营（Azov Regiment）描绘成完全无害的“勇敢战士”。别忘了，这是一支使用法西斯党卫军标志的部队，自2014年起就参与了对顿巴斯人民的战争罪行。亚速营首任指挥官安德里·比列茨基（Andriy Biletsky）早在几年前就以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立场，公开支持“世界白人种族……反对犹太人领导的‘劣等人’（Untermenschen）[4]”的“十字军东征”。亚速营的主要赞助人是乌克兰第二大垄断资本家和寡头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Igor Kolomoisky）。此人曾决定性地支持了泽连斯基的竞选，在他的私人电视频道“1+1”上让泽连斯基一炮而红。

芬兰加入北约的理由，就像脱口秀里的口头禅一样：芬兰在1939年至1940年英勇“抗击”苏联的历史就是“明证”。而在当时，反动的芬兰政府——代表着亲法西斯的各国帝国主义政府——拒绝与社会主义苏联就边界调整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而这些边界调整对苏联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对芬兰来说也是有利的。这是事关保护列宁格勒的问题，特别是保护列宁格勒免遭希特勒法西斯的即将发生的入侵。但芬兰却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动了攻击。在击败主要反动分子曼纳海姆将军领导的芬兰军队后，苏联并没有占领芬兰。而仅在一年之后，芬兰政府就参加了希特勒对苏联的法西斯战争来“回报”此事。

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才能作为指南，来看穿那些由许多伤感所掩盖的沙文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和反共主义的论调，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反对战争及其扩大的情绪就越强烈。2022年3月中旬的民意调查显示，67%的德国民众赞成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而到5月3日，只有46%的人仍然赞成提供进攻性武器。关于北约和反对德国政府战争政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

当权者不可能让群众永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尽管他们声称拒绝提供武器是“忽视援助”，会把乌克兰人民“留给俄罗斯侵略者肆无忌惮的愤怒”。无论形势多么复杂，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联盟的战争从来都不是为了帮助和声援各国人民而发动的！目前只有一个替代的选择：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各国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用革命斗争来反对各自的政府，正是这些政府为了摧毁各自的敌人而发动了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反对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斗争给国际工人阶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追随资产阶级的人，如格留特利派，常常这样提出问题：

要么我们在原则上承认保卫祖国的职责，要么我们就使我们的国家没有防御能力。

这种提法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要么我们让自己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去送死，要么我们就使大多数被剥削者以及我们自己不断地进行准备，以便用比较小的牺牲达到夺得银行、剥夺资产阶级、最终地制止物价飞涨和结束战争的目的。”[5]

帝国主义战争与法西斯主义就像连体婴儿。威利·迪克胡特（Willi Dickhut）[1]指出：

“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在国内对本国人民实行极端压迫的最黑暗的反动统治，而且还意味着在国外对他国人民进行凶残的侵略。法西斯主义就意味着战争！”

资产阶级的战争法把战争开始后对敌方的杀戮、破坏和毁灭视作合法。战争通常伴随着国内紧急状态的实行。

为了俄罗斯金融资本的利益，俄罗斯总统普京多年来一直用原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t）[2]的方法建立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压制批评政府的反对派，废除新闻自由，将批评政府的媒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受到迫害，他们的工作受到极大的阻碍。

普京与欧洲的原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proto-fascist and fascist）的人士和组织，如希腊金色黎明党、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以及匈牙利青民盟（Golden Dawn in Greece, AfD in Germany, Rassemblement National in France, Fidesz in Hungary），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密切合作关系。从俄罗斯开始，网络水军（troll farms）在社交媒体上百万倍地传播着反动的阴谋论、种族主义反难民的仇恨和沙文主义的宣传。

直接进入战争以后，俄罗斯的反动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ICOR）的成员组织–俄罗斯马列主义平台（Marxist-Leninist Platform (MLP)）恰如其分地评论道：

“在俄罗斯，法西斯专政已经建立。”

由于普京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在国家杜马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数，以及国家杜马中所有其他政党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不加批判的支持，普京即便不正式宣布戒严也可以实行绝对统治。随后，几乎所有批评性媒体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只能被用于亲政府的宣传。审查机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Roskomnadzor）禁止将对乌克兰的入侵称为“战争”。自2022年3月4日起，“诋毁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的使用”以及传播关于武装部队的“虚假信息”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累犯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十天中，就有至少13000名反战抗议者被逮捕并受到严惩，其中有许多勇于参加抗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乌克兰战争中的反共主义

为了在俄罗斯人民中间博得同情，普京蛊惑人心地将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淡化，宣布它是具有反法西斯动机的“特别军事行动”。

新修正主义“团结网”（SolidNet）的成员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Russian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RCWP)）揭露了这种虚伪的辩解：

“从阶级观点来看，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的统治者，根本不关心顿巴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劳动人民。毫无疑问，俄罗斯当局在这场战争中的真正目标完全是帝国主义的……”

相比之下，德国的共产党（German Communist Party (DKP)）的修正主义者们在2017年仍然辩称，俄罗斯“客观上采取了反帝国主义的行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他们又编造了“防止即将发生的攻击”的“合理”故事。

甚至，普京本人将公开的反共主义推向台面来使俄罗斯的侵略合法化的事实，也没有影响德国的共产党的上述荒谬观点。在对乌克兰的帝国主义侵略发生三天前，弗拉基米尔·普京发表了一份攻击布尔什维克即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政策的政策声明。他说：

“现代乌克兰完完全全是被创造出来……被布尔什维克，被共产主义俄罗斯……被列宁和他的同志用对俄罗斯来说非常粗鲁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普京把这归因于“这些列宁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是联邦国家的构建以及民族自决乃至分裂的权力”，这些思想“构成了苏维埃国家的根基”。

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帝国主义俄罗斯的侵略战争，确实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内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愿联合、促进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以及所有苏维埃共和国及其民族的国际主义的共存，是它的现实指导原则。伟大的卫国战争及其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苏联各民族共同实现的。

德国的反共文人是多么愚蠢和无礼，他们以口头禅般的重复方式，指责普京是斯大林的继承人。例如，资本主义报纸《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对普京的断言是：

“他是一个患有妄想症的、滥杀自己人民的斯大林式人物。”

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的舆论制造者才患有妄想症，他们害怕普京的攻击引发对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执政成就的讨论！恰恰是斯大林领导下的最高统帅部带头从希特勒法西斯手中胜利地解放了乌克兰。红军与英勇的游击队员一起打败了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作为德国金融资本的代表，德国国防军在乌克兰杀害了400万人，使1000万人无家可归，摧毁了16150个工厂和400个矿场，将714个城镇和28880个村庄夷为平地，并把拒绝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合作的矿工活活扔进矿井。

相比之下，由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领导的乌克兰法西斯组织公然与法西斯主义合作。此人今天仍然被法西斯分子的朋友、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安德里·梅利尼克（Andriy Melnyk）尊为“英雄”而免于惩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班德拉是狂热的反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与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对乌克兰80万犹太人的驱逐和谋杀负有共同责任。当梅利尼克散布挑衅性的好战言论时，德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反对反犹主义的神圣十字军却没有说出一句抗议的话！

乌克兰放任法西斯分子活动，并且系统地推动法西斯武装亚速营（Azov Regiment）编入乌克兰军队，成了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正当”理由之一。他将真相、半真半假的话和谎言结合起来，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挑起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群众对社会主义苏联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正当的自豪感，从而转移了人民对侵略战争真正动机的注意力：当前俄罗斯新帝国主义在欧洲争夺霸权的斗争。

乌克兰——完全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

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人朔尔茨断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针对的是“构成民主的一切”。这完全是混账话。事实上，在寡头的统治下，早在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政府之前，构成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在乌克兰就已经被镇压了：2015年，共产主义标志被禁止；而在泽连斯基政府上台后，工人的斗争也被镇压了。多年来，欧盟一直拒绝乌克兰的入盟请求，因为乌克兰没有达到必要的入盟标准，比如“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稳定民主，而且……还要有……一个运转良好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2021年9月，在泽连斯基当选总统数月之后，欧洲审计院（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 (ECA)）仍然表示“严重腐败依旧是乌克兰的一个关键问题”。早在2021年，humedica组织就对乌克兰的社会状况作过如下陈述：

“乌克兰的人均月收入约为350欧元，而生活开支已达西欧水平——如今，超过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乌克兰，依靠医疗援助的人，或生下了患病或残疾的孩子的人，往往面临破产。”

另一方面，在2021年，仅该国最富有的7个人就拥有119亿美元的私人财富。2022年1月，一部种族主义的语言法案在乌克兰生效，在公共领域歧视俄语——尽管40%的乌克兰人在私人场合讲俄语。

战争伊始，乌克兰就宣布了戒严令，所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都被废除。强力成为统治的主要手段：强迫劳动、征用、限制社会运动自由、完全禁止集会和罢工、禁止政党、审查媒体、普遍兵役制、拘留外国人以及暂停选举等等。

泽连斯基政权的一切反对派现在都遭到了迫害，被指控从事“亲俄活动”并被消灭。2022年3月18日，泽连斯基颁布法令禁止11个反对党的活动，其中包括左翼力量联盟、左翼反对派和乌克兰社会党（the Block of the Left Forces, the Left Opposition, and the Socialist Party of Ukraine）。随后在3月20日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将全国所有新闻电视台合并到政府的控制之下。

此外，“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ICOR）的成员组织乌克兰工人阶级运动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of the Workers’ Class Movement (KSRD)）报告称，对工人阶级的攻击特别地加强了：

“与此同时，乌克兰当局在戒严令下收紧了劳动法……解雇工人明显变得更容易，每周工作时间从40小时增加到60小时，并且取消了公共假期……各种罢工都被禁止。”

而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正穿着橄榄绿T恤，蓄着三日胡，在国际媒体上扮演着勇敢的自由民主斗士的角色。他的伪善真是无人能及。

乌克兰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完全有权用手中的武器保卫自己，抵抗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在争取眼前和平的斗争中，当前的政府不是诚实的伙伴。在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中更是如此，必须取得对这个政府的胜利，推翻反动的泽连斯基政权。在这场两条战线的复杂斗争中，乌克兰群众理应得到充分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声援。

乌克兰战争加速了全球右转

2022年5月24日，匆忙地在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第三次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认为乌克兰战争“对匈牙利构成持续的威胁”。他的紧急状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暂停法律或法律的执行、禁止罢工、将公司营业税减半、挪用公款、对政府不利报道的惩罚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等等。

然而，不仅仅是像欧尔班·维克托那样众所周知的反动政府正在收紧其路线。在德国国内，同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社会也在进一步右倾，国家的军事化和法西斯化日益加剧。

在德国，根据《基本法》第115条a款的规定，戒严令在盟约条款下部分生效，在所谓的防御状态下完全生效。当德国受到武装袭击的“紧迫威胁”时，联邦国防军（德国武装部队）可以部署在内政领域，所有紧急状态法都将生效。这意味着：禁止集会和罢工，大规模限制言论和媒体自由，没收财产，强制转产以及强迫劳动，而且对于“有实质的或实际的迹象表明该人具有实施、促进或煽动可判处叛国罪、煽动叛乱、危害国防罪的行为”的人，可以立即逮捕。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当权者毫不掩饰的恐惧——他们对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对贫困、失业以及战争和危机后果的抵抗感到恐惧。对于国际工人阶级和人民运动来说，必须把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同维护和扩大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所学校。

随着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领土的大规模入侵，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已经酝酿多年的冲突在2022年2月24日升级为欧洲中部的一场公开战争。

就在同一天，德国外长、绿党（The Greens）成员安娜莱娜·贝尔博克（Annalena Baerbock）煽动性地宣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妄想”是战争的根源，而它们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2022年2月 27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指出，战争的起因“只有一个：乌克兰人民的自由使得普京治下的压迫性政权受到质疑”。普京则以战争目标是“使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为借口来为他领导的侵略进行煽动性的辩护。

然而，这些解释和辩解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这是新帝国主义俄罗斯和资本主义乌克兰之间的一场非正义战争。在北约的怂恿和武装下，在美国的领导下，乌克兰充当了北约这个帝国主义军事联盟的代理人。乌克兰努力寻求加入欧盟和北约，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这场战争的真正社会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也是它们企图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动力”。根据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说法，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因此，有必要分析导致乌克兰战争的“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1]。

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

1990至1991年，社会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的崩溃造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它导致了国际资本主义生产的重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重组过程彻底地改变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垄断组织都在新出现的世界市场上为争夺霸权而进行激烈的较量。

与此同时，□□和其他几个人口众多的前殖民地附属国，已经形成了国内垄断组织和国家垄断结构，这导致了许多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到2017年，世界上至少已有14个新帝国主义国家，世界上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它们越来越多地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就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展开竞争，其中一些国家甚至建立起了区域性帝国主义霸权——包括印度、土耳其、俄罗斯、南非、沙特阿拉伯和巴西等国。为了追求自己的帝国主义霸权，它们正在迅速地发展军事力量，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些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中心以操纵公共舆论。与此同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出现了危险的右转，这种右转在2016年至2020年法西斯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暂时地达到了顶峰。

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而到来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国际化。一个日益壮大的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出现了，如今它包括大约7.46亿男女产业工人。从那时起，国际工业无产阶级便在全球范围的罢工和阶级斗争中发挥带头作用。激进的妇女、青年和环保运动也再次在国际层面蓬勃发展，争取民主权利和自由的斗争也正在展开。

2020年之后，尤其是经过201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与毁灭性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双重作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急剧白热化。美国曾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今在经济和政治上明显衰落了。而另一方面，□□跃升到了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准备从美国手中接过头把交椅。□□试图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也达到这样的地位，这就是它从2013年开始推行的庞大工程——“□□□□”倡议的目的。在帝国主义内部矛盾中，美□之间的较量整体上占主导地位，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同时也是多极化的：欧盟这一帝国主义集团越来越把自己定位为美国的对手，同时也是□□的对手；而在欧洲内部，欧盟正在和俄罗斯争夺政治霸权。

俄罗斯新帝国主义大国的独特形象一方面建立在以化石原料为主的巨大财富上，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拥核国之一，它保留了社会帝国主义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力量。2008年以来，俄罗斯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力量。然而，俄罗斯的经济仍然薄弱：2020年，俄罗斯的工业产出还不及德国的一半。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者们意识到，只有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潜力收入囊中，他们的俄罗斯超级大国梦才能实现。早在1997年，美国前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就曾写道：“没有了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

最迟从那时起，乌克兰就成了帝国主义之间权力斗争的焦点，美国、欧盟和俄罗斯都将各自对欧洲势力范围的战略扩张集中在这里。

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2014年，西方国家推动乌克兰推翻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在亚采纽克（Yatsenyuk）总理领导的亲西方政府的统治下，乌克兰与欧盟联系了起来。这导致了2016年欧盟-乌克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数百家主要在采矿和农业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乌克兰日益融入美国和欧盟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俄罗斯利用当地被压迫的俄罗斯族群体挑起了一场战争，目的是吞并乌克兰东部资源丰富的顿巴斯地区。

与社会主义苏联根本不同的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系统性地干涉别国内政：2008年，俄罗斯军队入侵格鲁吉亚，当时该国政府正将目光投向西方。从那时起俄罗斯就占领了格鲁吉亚的一部分。2014 年，在军事入侵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得以从那里控制整个黑海。2015年，俄罗斯紧急援助陷于困境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不仅以狂轰滥炸挽救了该政权，而且还扩大了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影响力。此外，俄罗斯与非洲54个国家中的大约40个保持着所谓的安全协议或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

俄罗斯近年的成功，美国2003年发动的、但未能实现其目标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北约2001年至2021年的阿富汗行动的失败，导致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北约大国在战略上的削弱。2015年，在俄罗斯的领导下，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但乌克兰拒绝加入这个联盟，这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野心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

□美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的竞争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的同时，一场争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激烈斗争正在美国和□□之间展开。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在2022年2月18日，也就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入侵开始前不久写道：“华盛顿必须准备与俄罗斯和□□开战。”

在2022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美国总统乔·拜登断言，乌克兰战争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镇压、基于规则的秩序与野蛮统治的秩序……之间的伟大战斗的一部分。”

然而，拜登赞扬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不过是美国领导下的国际金融资本与其西方盟友的共同专政。

□□外交部副部长在2022年3月发表如下警告声明时提到了乌克兰战争：

“（美国的）‘印太战略’……与欧洲的北约东扩一样危险，如任其推行，后果不堪设想，最终会把亚太推进火坑。”[2]

为了支持其对世界大国地位的争夺，□□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由□俄这两个拥核国领导的军事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直接地主要用于对抗北约的影响力。

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

1990年以来，美国和北约不断推进它们的东扩——尽管它们曾做出过无可争辩的相反承诺。结果，北约军队在许多地方已经深入抵近到俄罗斯边界；短程导弹直接威胁俄罗斯领土；继波罗的海三国[3]、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和北马其顿加入北约之后，美国还试图将乌克兰纳入北约。在欧盟，特别是不希望危及与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德国和法国的抵制下，这种企图最初以失败告终。

在202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对北约为乌克兰战争而采取的措施夸下海口：

“今天，我们有4万多名士兵由北约直接指挥，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支持；我们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多国战斗群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我们还有10万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我们已加强演习，一个美国两栖作战群已被史无前例地置于北约的指挥之下。”

乌克兰社会的反动本质

乌克兰现在具备了发展成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前提。它是面积第二大的欧洲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大片的肥沃黑土、训练有素的工人阶级，以及一部分国有、另一部分集中在寡头手中的垄断企业。总之，乌克兰已成为俄罗斯帝国主义在边界上的有力竞争者。

尤其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规模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乌克兰军队也参加了北约联合演习。2012年至2021年，乌克兰的武器支出增长了142%。2019 年初，乌克兰议会将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目标纳入宪法。2021年8月，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以自大的沙文主义腔调宣布：从现在起，克里米亚的“解除占领倒计时”已经开始。

2022年4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CDU）在世界新闻界的一次聚会上，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褒扬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英雄：

“最后，当您憧憬欧洲时，我们与您同在……我今天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乌克兰属于欧洲大家庭。”

虽然内部争斗符合于欧洲大家庭的田园诗表象下的规则，但在被吹捧的乌克兰，其国内政治实际上与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并没有本质区别。直到2020年，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Würzburg）的资产阶级“民主排名”仍将乌克兰列为“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混合政权”，甚至排在“有缺陷的民主”国家之后。

例如，乌克兰首富雷纳特·艾哈迈托夫（Rinat Akhmetov）拥有76亿美元的私人资产。尽管他是普京的老朋友，但他现在转而支持北约和欧盟来拯救他的帝国——包括“钢铁厂和管道厂、煤矿、热电厂、风电场、电信公司、航线、银行、保险公司、电视台、报纸、百货商场、物流中心、农业公司，以及他心爱的顿涅茨克矿工足球俱乐部（Shakhtar）”。其他“巨头”还有“船东安德烈·斯塔夫尼泽（Andrey Stavnitser）以及农业企业家瓦迪姆·涅斯捷连科（Vadim Nesterenko）”。在西方的报道中，这些寡头在泽伦斯基的光芒下几乎消失不见了。2022年2月23日，在俄罗斯入侵的前一天，乌克兰50个最富有的垄断大亨和泽连斯基互相发誓说，他们“将尽一切努力加强民族团结，防止国家被占领”。

而被“解放”的乌克兰人民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前景似乎就不那么美好了——其他国家已经从这种“解放”中“受益”：塞尔维亚的城市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毁于轰炸，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遭受新殖民主义征服并被纳入欧盟帝国主义；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肆无忌惮；欧盟支持下的科索沃深陷贫困、混乱和腐败；在波兰和匈牙利，垄断组织、寡头集团和右翼政府成为统治者；欧盟制定的危机方案在希腊导致了严重的贫困和公共财产的变卖。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并非人道主义行为，但对西方的帝国主义者来说却很有价值，因为这意味着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极大削弱，并将为他们自己的联盟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机会主义的表现通常分为右倾、“左”倾和中派。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存在单纯表现为“左”、中或右的机会主义，所有的机会主义都会表现为右倾和“左”倾的混合体。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是指支持共产党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公开立场，它美化执政至上主义（governmentalism），拒绝革命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曾遭受过这种机会主义带来的破坏。

根据列宁的说法，机会主义的一种狡诈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中派主义。考茨基是这股潮流的最主要代表。中派主义作为一股潮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潮流出现于1914年。然而，它的根源早就存在了。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考茨基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伯恩斯坦在党代会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所表达的修正主义思想。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考茨基也从未提出与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组织决裂的关键问题；他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并对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进行调和。

1914年，机会主义的脓疮破裂了，这导致了社会沙文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社会沙文主义者“保卫自己的祖国”，他们投票支持战争债券，并参加到政府中去。作为一股潮流的考茨基主义表现了企图挽救联合的努力；因此它被称为中派主义。列宁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

考茨基主义者在口头上并不拒绝革命，但他们拒绝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号召工人：“……不去劝说工人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不想方设法去支持、加深、扩展和加强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和游行示威”，因为“革命从来不会完全现成地从天而降，而且在革命风潮开始时，从来也没有人知道它是否会形成以及在什么时候形成为‘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革命。”[2]考茨基主义者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乌托邦的”、“冒险主义的”和“疯狂的”。列宁则回答说：

“当人们向我们说这种‘俄国策略’……不适于欧洲的时候，我们只需用事实来回答。10月30日在柏林，一个柏林妇女同志代表团来到党执行委员会声明说：‘今天，只要有巨大的组织机构，要散发秘密小册子和传单，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比在反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法施行期间容易办到……缺乏的不是办法和手段，而显然是决心。’

难道是俄国的‘宗派主义者’等等把这些坏同志引入歧途的吗？难道代表真正的群众的不是这些同志，而是列金和考茨基吗？……

工人已经在要求出版‘不受检查的’小册子和举行‘未经许可的’集会，就是说，要求建立秘密组织来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只有这样‘以战争反对战争’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不是空话。”[3]

十月革命爆发后，考茨基主义——中派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考茨基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机会主义地歪曲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还反对布尔什维克，指责他们实行领袖独裁等等。

考茨基主义者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样，他们在1919年德国革命遭遇失败和镇压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后来，他们重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成为其中的“左派”部分。

20世纪20年代，在革命运动兴起的条件下，右倾机会主义引发了天然的“左”倾反应，这是非辩证的教条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的争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实了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工具之间的联系。

列宁分析了1920年“左”倾教条主义出现的原因。那是在一个革命浪潮尚未平息的时期。这场革命浪潮是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连续地震撼着一系列欧洲国家。

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向一些国家的先进工人表明，布尔什维主义及其理论、战略和政治实践构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模范。列宁阐述了上述结论的重要性：“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4]

在此基础上，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完成了极重要的工作，以使阶级导向的路线取得胜利，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叛卖作用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四年里以及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起义中得到了证明。在许多国家，例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左”倾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力量对比有利于右翼机会主义的严酷环境下，犯了一些极“左”的错误，例如拒绝参加社会民主党叛徒主导的议会和工会，一些革命者甚至选择拒绝一切妥协来表明原则立场等等。

列宁在其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各国共产党纠正其极“左”的错误。

今天，所有这些特征的总和并不能表现那些当时被共产主义运动定性为极“左”的力量的本质。显然，当代“左”倾机会主义潮流并不构成列宁在他的时代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病”，甚至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潮流相比也有所不同。它与右倾机会主义势力的区别在于，它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是要用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并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特别明显的是，当代的“左”倾机会主义受到了某些“无政府主义-自治主义”和“反威权主义”观点的影响，在新托洛茨基主义、其他右倾机会主义潮流和欧洲共产主义的更深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当代“左”倾机会主义是以“左”的口号出现的，但它走向了虚无主义和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排斥。这种势力毫不犹豫地同社会民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协商它们的立场，攻击始终如一的共产党，并指责希腊共产党是宗派主义。他们在过去的“反新自由主义”战线和今天的“反备忘录”战线上都是自觉的盟友，客观上促成了运动与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同化和妥协。

如果不了解机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就不能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战胜机会主义，就不能采取措施来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际任务。

具体地说，产生机会主义的一般经济条件与帝国主义（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形成有关。

马克思在研究股份公司的形成时，就提到了“新经济贵族”，这指的是处理股票发行和交易的“一种新型寄生虫”。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寄生性并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除了股票持有者——寄生虫之外，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层，也就是“工人贵族”。

列宁证明了机会主义与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具体联系。垄断组织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能够利用通过剥削工人阶级而榨取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来收买一部分工人阶级，以此来形成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了帝国主义的社会支柱。列宁分析道：“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1]

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是：“……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长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2]

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警示为出发点。恩格斯在他于1858年10月7日写给马克思的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信中说道：“……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3]

列宁提到，恩格斯于1882年9月12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道：“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4]

列宁在他的著作里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的上述论断。在那个时期自然的是，该国工人运动已经用独特的方式展示了帝国主义的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写道：“但是英国的特点是，它从19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这一例外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现象和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暂时的胜利）之间的联系。”[5]

列宁分析了工人贵族及其与决定性地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垄断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说明了作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现象的机会主义的经济本质：

“现在局势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取得完全胜利达几十年之久，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成熟，已经过度成熟，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融合起来了。”[6]

不能用一种静止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工人贵族”的扩张，不能认为这是只涉及到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经济部门甚至是某些公司的社会现象。此外，这不是由工资水平决定的。需要做的事情是，基于总体上的阶级特征（即在劳动的社会组织中的作用），对一个部门或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进行比较研究，并相应地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水平进行比较研究。

在这个（界定工人贵族的）问题上，每种只考虑事物的一个方面的做法（例如把工资水平作为绝对的标准）都只会让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例如，矿山里在有损健康的工作条件下工作的高薪专业工人，如果从事体力劳动而不是担任管理工作，并且他/她的劳动受着极重的剥削，那么他/她就不能被归类为工人贵族。

此外，不能把工人阶级中间因为各种物质因素和阶级出身而拥有小资产阶级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每个阶层同“工人贵族”混为一谈，不能因此就把他归入“工人贵族”。

雇员-工人的总收入通常与其工资水平不一致。在拿工资的劳动之外，他/她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得部分额外收入（小型农业生产、个人商品生产、提供与工资劳动有关的服务，例如被雇佣的医生同时也可能在提供个人咨询服务、财产租赁等）。需要考察这些雇员-工人究竟是直接劳动还是监视别人劳动，亦或是做着某种既不是管理劳动也不是直接劳动的中间劳动。

列宁在他的时代指出，“工人贵族”的现象也与“受雇”工人获得工资的方式有关。它还与战后国家垄断的扩大以及资本在战略性经济部门的积聚和集中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二三十年里，考虑到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稳定，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形成了一个多方面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提高了收买部分工人阶级的能力和程度。

各国的“工人贵族”首次出现并确立于资本主义发展在全世界扩散和深化的时期。它在希腊的特征是通过欧洲经济委员会（EEC）/欧盟（EU）项目的管理机构进行扩张。当代“工人贵族”存在的基本和典型形式是工会活动家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委员会中的带薪席位。这一现象更是与希腊在市场自由化和巴尔干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化的条件下的直接资本输出广泛地联系在一起。

帝国主义有能力在更多的国家促进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和催生“工人贵族”，这一基本论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垄断组织统治的框架内，在生产大幅度社会化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的增长是通过带有资产阶级偏见、习惯和生活态度的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来实现的。因此，举个例子，今天劳资关系在原本个体经营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中间的扩大，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些社会力量因为他们自身的阶级出身，客观上更容易受到小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这种小资产阶级观念在阶级斗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引起他们的动摇。在斗争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被迅速变化的心理所支配，被过度乐观、急躁和失望交替支配，缺乏纪律，对有组织的斗争缺乏信心，害怕革命变革，幻想在很少或根本没有牺牲的情况下改善生活条件，等等。这一趋势[7]在长期而深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正是这一危机大规模摧毁了这一阶层并将其无产阶级化）得到加强，而随着原国有生产企业（能源、电信、运输、制造业）内部的劳动关系的负面变化（终身雇佣制度的废除），这一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

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众突然涌入到工人阶级运动中，再加上他们经济状况的迅速变化，可能会导致劳工运动的突然爆发，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更大的退却。

列宁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中探讨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在国际上发展的原因时提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个事实本身，是周期性地产生策略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理想的标准来衡量工人运动，而是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很清楚，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中的工人运动，都要周期性地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间。”[8]

在1989年至1991年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国际力量对比框架下形势的恶化以及以广泛的反革命为基础的帝国主义进攻之后，机会主义在目前条件下得到了加强。

坚持不懈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是共产党的革命性的基本前提。我们所说的机会主义，是指否定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原则，主张共产党要适应“当前发展的压力”，放弃革命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倾向。它是革命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冲击和渗透的结果。

在理论层面，机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现象的基础是非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这种认识要么导致对基本理论原则的修正，要么导致观点的绝对化，将一定历史时期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路线上升到科学规律的层面。

我们所说的修正主义是指这种非科学的否定——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这些原则是过时的；否定关于阶级斗争的规律的普遍正确性。以伯恩斯坦为最著名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形成于19世纪末。列宁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的总结非常经典：

“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讲出来了……

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1]

修正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不能认识到发展是辩证的，既存在渐变，也存在飞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重重矛盾的框架中进行的，其前进过程包含着曲折和暂时的倒退。任何片面性、思想僵化和对问题某个方面的过度关注都可能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尽管我们不能说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混乱和任何政治错误都是故意选择了机会主义。当然，及早发现政治错误并公开承认和纠正，是避免其演变成机会主义歧途的先决条件。自然，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可以接纳和理解发展的各个方面。但是，

“……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个别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或那种特点、这个或那个‘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飞跃’、关于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2]

这种修正涉及党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党的建立和运行原则。它对阶级划分的基本标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规律、作为共产主义关系的公有制和中央计划、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意识形态-政治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等方面都做了修改。通常，这种修正以国家或地区特殊性的借口为自己辩护。在许多情况下，机会主义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观点偷换为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观点；而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它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本国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时所提出的“爱国”的借口和口号。

各种修正主义观点都否认当前的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作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代——的反动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阶段，他们将资本主义国家间建立帝国主义联盟的趋势绝对化，并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老旧理论推向前台（参见几年前抛出的全球化理论）。

事实上，他们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只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侵略性对外政策，而不是当代的资本主义本身，忽视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资本输出、通过战争来瓜分或重新瓜分市场的垄断组织的竞争——他们只将那些处于帝国主义金字塔顶端、能够发起、组织和指挥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归为帝国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政策的各种曲折，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各种策略变化，都可能以各种方式导致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加强。

让我们再次回顾列宁的观点：

“如果资产阶级的策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者至少始终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快学会同样用一个样子或者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其实，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必然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利益和捍卫自己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交替使用，时而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毫不妥协地反对改良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措施的方法。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用心险恶的算计，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表制度，就不能不给予在‘文化’方面必然有较高要求的人民以一定的政治权利。……因此，资产阶级在策略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向所谓让步方式的转变，是一切欧洲国家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特点……”[3]

因此，朝着“让步”、政治权利的转向，可能被证明是特别危险的，可能会导致革命政党屈从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转变为它的附庸。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4]

相应地，资产阶级为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先锋队（即革命的共产党）的而系统性地动用武力的政策，企图施加压力使其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以便清算共产党或使其停止运作乃至解散。

当然，一切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府，无论有没有议会，总是同时使用他们手头的一切方法来达到它们加强机会主义的压力或动摇的明确目的。

这种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过程而发生的“迅速蜕变”，是机会主义的一个特征。因此，在反革命的最初阶段，各种机会主义势力宣称“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过时，而另一些势力则吹捧欧盟，或采纳超帝国主义的论调，以及主张将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一些在之前时期与共产党断绝关系的机会主义势力，则又重新发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身份”，和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攀起亲来，宣布他们的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等等。

机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素是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并将政治提高到在这一关系中的首要地位。因此，机会主义将资本主义科学规律的表现即经济危机、帝国主义战争等，归结为特定事件的结果、意识形态的“阴影”（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治理能力。

通常情况下，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扩张）形式相适应，并把自己当作这一理论一贯的政治代表，宣布有能力（通过这种治理方式）将资本主义演变成社会主义。

他们将国家及其机关看作是中立的，要么认为它是非阶级的，要么认为它的阶级属性随议会中哪个党取得多数而变化。社会主义道路被描绘成“议会多数派”领导下的、由一个“左翼政府”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实行的“决裂和冲突”的长期历程。

因此，在政治环境中，机会主义美化了改良、改良主义幻想、大政府主义和对革命的否定。伯恩斯坦在20世纪初的观点是典型的，因为他认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列宁指出，在他的时代，机会主义者的目标是：

“社会民主党[5]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

……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

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作了示范。……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

……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6]

质疑工人阶级在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是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否定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通常，他们对规定工人阶级概念和范围的标准加以系统性的庸俗化或歪曲。这些歪曲要么把工人阶级局限到只包括体力工人和制造业工人的范围，要么把工人阶级的范畴扩大到那些不向资本出卖其劳动力（体力或脑力）的雇员。

机会主义并未放弃在工人阶级-工会运动内部的干预，加强了改良主义路线和“政府式”的幻想，并特别强调所谓的“新社会运动”。这些跨阶级色彩的行动动员着青年工人，以及中间阶层发挥主导和基本作用的青年阶层。

机会主义以联盟和策略的名义，让工人阶级运动屈从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从而走向阶级合作。此外，这还表现为一种低估工人阶级和其盟友阶层之间差异的趋势。

机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否定共产党的创立原则。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部的统治，实际上意味着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和行动原则的改变。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集中制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团结已经遭到破坏。历史已经证明：只要机会主义观点在共产党内还只占少数，它就会主张“宣扬不同意见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而当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它又试图以纪律手段来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在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共产党内部，有组织的派系活动表明了这种意识形态-政治团结的缺乏。历史经验表明，革命力量和机会主义力量不可能在同一个党内共存，决裂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派的代表如果逃避这种决裂，就是向机会主义妥协。

第三章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希腊共产党为之斗争的社会

3.5希腊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纲领性方针是怎样的？

工人阶级是起领导作用的社会力量，是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承载者。鉴于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转变为社会生产中的工人的前景，工人阶级客观上也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列宁曾说：“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1]历史上第一次，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此前的一切政治权力都是把少数人的利益置于多数人的利益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主义建设开端之日起，国家就开始“消亡”。它不再是“国家”这个词本身意义上的国家，不再是剥削社会的背景下形成的那种国家。

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任务构成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2]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3]

《希腊共产党纲领》对革命工人政权的分析是：

“社会主义政权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工人阶级的政权将以人民创造的新机关，代替革命活动所砸烂的全部资产阶级机关。

革命工人阶级政权需要用各种手段来实现高水平的组织。它需要在工业单位的管理实践中推行工人控制，特别是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部门。这样，工人阶级政权才能在一切条件下开展创造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工作……

革命工人阶级政权的根本原则，来源于工人阶级在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地位，即便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作用。

新政权和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原则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化让生产资料私有制变得过时了。革命工人阶级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力度和形式，取决于各政治和社会组织对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这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所持的立场。”[4]

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性建立在如下事实的基础上：在历史上，它是第一个让被剥削群众进行统治，而对剥削者进行镇压的政权。它依赖于工人的参与和控制。在回应那些以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标准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5]

从制度和职能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巴黎公社式”或“苏维埃式”的政权，也就是说，这一政权是通过工人阶级及其同盟的革命斗争所创造的机关来执行的，而其中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一体。

在这些机关中工作的人，是工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能够被罢免的工人代表。工人政权的基本结构是生产单位、工作场所，社会和工人对（生产的）方向的控制就是在那里实现的。

这些机关仍然保留着代表，但是独立的议会制度被废除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以及议员与国家雇员的特权也被废除了。

那些被选出来参与革命政权机关的人不是职业议员，也不与他们的本职工作相脱离。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根本原则。它保障了社会中的少数服从多数，以及社会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的统一，以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专政依赖于劳动群众的动员，这样才能使党的指示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作为阶级斗争机关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将其组织职能局限于防御性的镇压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它还具有创造性的经济、文化和教育职能。它体现了一种更高级的民主，其主要特征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积极参与下列活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旧的矛盾和社会不平等的解决，对生产单位和一切权力机关的社会与行政工作的自下而上的管理。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和实践进行批评的权利，对官员的主观独断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他负面现象和偏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的行为不受阻碍地进行谴责的权利，都将得到保障。

工人政权的基础是：所有具备劳动能力且已满法定年龄的人有劳动的义务，并通过劳动践行自己对于政权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同时，政权机关和整个工人阶级国家保证每个人拥有工作，这些工作应符合于每个人的专业化或再专业化状况，而不限于其教育水平和语言、文化、宗教背景。

工人政权的基石是生产单位、社会服务机构、行政单位和生产合作社。

直接和间接的工人阶级民主，以及控制、责任和召回的权利，都以劳动人民大会为基础。

在社会主义政权中，选举权意味着劳动者有权选举他人或被选举进入一切权力机关，控制和罢免其委员和代表。只有刑事处罚能剥夺这项权利。

工人阶级政权与自雇者和合作社农民联合，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委员会选出各自独立的代表。类似地，退休者也选出同样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具有过渡的性质，反映了所有制的过渡形式。过渡的目标是把这些阶层纳入到直接社会生产中去。

地区和中央机关的结合保障了政权的工人阶级性质。自雇者和合作社农民也在这些机关中拥有自己的代表。

建立和发展新社会的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人阶级利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来开展的。正因为此，相比于过去的社会经济形态，主观因素在新社会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过去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人类活动总是被自发发展起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社会规律的自发作用统治着。

因此，共产党政治路线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前提。要是没有这些要素，就会出现机会主义；而如果机会主义未被战胜，它就会发展成为反革命力量。

作为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的党，作为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里发挥着领导作用。

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就是工人阶级中对坚定的阶级方向最为自觉的部分，才能够在建设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中持续地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它能够建立起工人阶级意志和行动的统一，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

列宁提出：“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具体来说，在某些国家里被帝国主义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6]

他还解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任务需要一个意识形态上强大的党：“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7]

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领导作用，意味着它通过自己的组织指导无产阶级政权机关、镇压机构、军队工会、合作社、群众组织，当然还有直接社会生产的组织管理机构等。党的目标是，通过让工人阶级及其同盟阶层参与工会、生产合作社、政权、生产管理和计划管理等机构，大规模地吸引并动员他们。它使得工人政权的一切机关都能够通过科学预测和有计划的行动来创造新的共产主义关系。

自然地，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政府和人民代表最高机关，由党的领导干部组成。列宁说：“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上层’和党‘上层’融成一体，——它们现时在我国是融成一体的，而且将来也会如此。”[8]

这种关系是科学规律作用的结果。它不是通过共产主义的招牌，而是通过其实践的正确性而实现的。

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增长，首先取决于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加强和工人参与的程度。革命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及其影响必须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上。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加强也以工人的自觉行动为前提。当然，革命胜利时这种意识尚未在人民中间完全巩固下来，但这是接下来必须去做的事情。这将通过共产党的先锋行动来解决。因此，重要的是发展党的觉悟水平，使其始终高于一般来说仅反映每个时期当前经济关系的群众意识水平。

希腊共产党及其青年团的成员和干部将会以自我牺牲和无私的精神，不带有任何经济特权和其他特权地参与到一切形式的社会组织活动中，发挥意识形态-政治上的领导作用。

在教育、工人军队、保卫革命组织内的党的机关和力量的政治指导下，希腊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希腊共产主义青年团以相应的方式在学生中间行动。

希腊共产党党员和干部的作用一直经受着实践的检验——有时是肯定，有时则是否定。因此，这就要求他们增加自己的理论、科学和技术知识。这也有助于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成熟，以便其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领导力量。

党的领导作用的公认和实现，是其革命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得以检验的结果。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要不断经受检验。

共产党是向群众灌输革命意识的主要力量。因此，党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水平，以便不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反对机会主义。

第三章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希腊共产党为之斗争的社会

3.3苏联发生反革命的原因是什么？

在反革命发生后不久，希腊共产党就开始为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而努力。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希腊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

这些基本结论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对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确定的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1]

苏联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共产主义关系的尝试。这一尝试的社会主义性质来自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废除、社会主义所有制[2]的存在以及合作所有制[3]对它的从属地位（无论最终是否走向其反面）、中央计划、工人政权以及工人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成果。

上述这些并没有被以下事实否定：一段时期以来，党逐渐丧失了革命性，从而使反革命势力在20世纪80年代的党和政权内部取得主导地位成为可能。

我们认为，1989年至1991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很早之前就已开始的反革命进程获得胜利的高潮。此外，这些事态发展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支持绝非意外，就像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二战前消灭资本主义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期，成为了国际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攻击的焦点。

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破坏后，在国内战争的毁灭性条件下开始的。它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并没有在自己的领土上遭遇战争——相反，它通过战争克服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次历史性尝试的条件下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证明了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苏联新社会的建设进程取决于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履行其革命和领导作用的能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每次都要制定和组织必要的革命战略以应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国际的力量对比以及机会主义，有效地回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以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关系被消灭了。消灭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正在胜利地进行着，社会在繁荣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面临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和国际层面阶级斗争的新要求和新挑战。我们认为，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一个转折点，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相关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上明显的机会主义转向。

苏共二十大前后持续的斗争以有利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局面而告终，其结果是党开始逐渐丧失其革命性。在经济领域，市场支持者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认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种规律，可以被用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因此应当大力鼓励“商业利润”。

在国家问题上，在否定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苏共采取了社会主义国家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全民国家”的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的问题上，苏共采取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以及“和平议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认为，机会主义观点盛行的原因在于，苏共在理论和政治上存在着重要的弱点，这也表现为：之前苏共在一系列行动中尽管大方向正确，却无法对理论问题和政治实践给出全面的答案。更不用说苏共的分析中也存在着错误的理论观点（例如，认为社会化部门生产的个人消费品属于商品）。

20世纪50至60年代实施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中央计划削弱，合作社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加剧，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互分离，收入差距扩大，劳动人民的部分阶层发家致富——这加强了有意阻止共产主义关系扩大的势力。也就是说，形成了一股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力量，包括在社会化生产以及合作社中起管理作用的人，以及合作社农民阶层。这股力量在政治上把持了党和社会主义政权，而工人和人民的参与以及工人的控制大大减弱了。《希腊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社会主义的决议》评估说：“所谓‘暗处的资本’，不仅是通过企业利润发家致富的产物，而且也是黑市以及贪污社会产品的犯罪行为的产物。‘暗处的资本’寻求以资本身份合法地进入生产，即生产资料私有化、资本主义复辟。‘暗处的资本’的所有者构成了反革命的社会推动力。他们利用了自己在国家和党的机构中的地位。他们在更加软弱的群体里找到了支持，这些群体由于其客观地位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摇摆不定，例如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这样的青年群体。这些势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党，加强了党受机会主义侵蚀的程度和反革命蜕变的程度，这些都通过‘改革’（perestroika）政策表现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制度上巩固资本主义关系。在‘改革’之后，随着社会主义被推翻，这些企图得以实现。”[4]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的推进，机会主义完全发展成为彻底背叛的反革命势力。一直存在的共产主义力量在这一背叛的最后阶段——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反应，但没能及时揭露这一背叛，也没能及时地组织起工人阶级的革命反对派。